三、“词令之妙”
《易林》失去了卜筮之用，现在还有必要研究它，就因为它有与“造境寓意”、“取象变象”相生相成的优美文辞，使人们对遥远西汉文学语言的生成状态有直接的认识，尤是研究自《诗三百》以来中国诗歌语言生成、发展史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就连胡适先生也说，钟惺赞其“笔力之高，语法之妙”一点也不过分，“这四千多首繇辞里，至少有一百多首可以当作清新俏丽的小诗读，其文学趣味比司马相如、冯衍、班固、崔骃的长赋要高明的多多。”［３］钱钟书先生更是对《易林》文词极为欣赏，所论三十林，他更多地集焦于“词令之妙”。
欲观词令之妙，按唐代以来说法，作者须在“炼字”、“炼句”、“炼意”等方面下功夫，一字一句之炼而令读者耳目俱融，亦见作者驾驭语言文字不凡的功力。钱先生点评其妙处,颇有兴趣的读者可读原著，在此，我仅转述他几处很有启发性的点评。
《大有》之《豫》词曰：“雷行相逐，无有攸息，战于平陆，为夷所覆。”此词占筮意义本于当时的占卜书：“雷鸣不绝者何？人君行政事无常，民不恐惧也！”（京房《别对灾异》，载《全汉文》）将“雷鸣不绝”变为“雷声相逐”，“相逐”二字是经焦氏锤炼而得，钟惺发现了此中之妙，说“二语尽雷之性情行径；杜诗‘隐隐寻地脉’，‘寻’字之妙本此。”钱氏更认为“相逐”之妙实过于杜诗之“寻”，他说：“《易林》二语工于体物而能达难写之状。……雷声似圆而转，故《淮南子·原道训》曰‘电以为鞭策，雷以为车轮。’”古人多有以鼓声、车轮声，喻雷声者，如晋代李顒《雷赋》“轻若伐鼓，轰若走辙”，皆落焦氏之下：“《易林》以声声相续为声声相‘逐’，活泼连绵，音态不特如轮之转，抑如后浪之趁前浪，兼轮之滚滚与浪之滚滚，钟嵘所谓‘几乎一字千金’，可以移品。”用一“逐”字可抵“千金”，钱先生慧眼识珠矣！他又以之与一英国诗人“尝状雷如铜锣转成大片声音，平铺地版”相比较，说：“盖谓雷声似展面渐广，与‘逐’之谓雷声似追踪而远，异曲同工。”我们不要忘记，与英国诗人“同工”之“曲”的是出自中国两千年前一位业余诗人之手啊！
《谦》之《大畜》词曰：“目不可合，忧来搔足，悚惕危惧，去我邦域。”人有忧愁晚上辗转难眠，身上似发无名之痒，《淮南子·诠言训》云：“心有忧者，筐床 席弗能安也。”焦氏炼出一个“搔”字表现忧人的心理状态，似是来自外部的干扰，实是内心的感觉，感觉的外化而使“忧”人化或物化（在《观》之《咸》还有“鬼搔我足”句），“忧”便是具象而非抽象了，因此钱先生曰：“《易林》以‘忧来搔足，达示此意，奇警得未曾有。”的确，《诗三百》中也找不到此等句例。又《大过》之《遯》：“坐席未温，忧来叩门，逾墙北走，兵交我后，交于虎口。”而在《遯》之《渐》中又有“端坐生患，忧来入门，使我不安。”比较一下“叩”与“入”，钱先生曰：“‘入门’不如‘叩门’之生动者，无形体之事物亦能出入，而‘叩’则如僧之月下推敲，非具支体不辨。”这就是说，一个“叩”字，使“忧”成为了有肢体之物，联系到贾岛的“僧敲月下门”，贾诗反见平淡了。将抽象感情状态形象化且动作化，是焦延寿首创的新手法，描述其他欢乐祸福也是如此，“福过我里，入门笑喜”（《观》之《离》）、“与祸驰逐，凶来入门”（《复》之《大有》）、“东行饮酒，与喜相抱”（《坎》之《震》）等等，不胜枚举。商人作买卖求利，一个“利”字，也被焦延寿巧妙地具象化，如《睽》之《革》“驾黄买苍，与利相迎。”“利”似一个人迎面走来；《贲》之《涣》“利少囊缩”，将“利”具象化为可以膨胀收缩的橡皮袋（可是汉代尚无此物），炼出“囊缩”一词，令人于眼见为实。更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归妹》之《豫》：“逐利三年，利走如神；展转东西，如鸟避丸。”那位倒霉的商人前面，“利”像一个来去无迹的神人，总也追不上它，它又像鸟躲避射向它的弹丸。喻象又迭新的喻象（由“走如神”到“鸟避丸”），钱先生曰：“不言人求利不获，而言利畏人疾避，尤词令之妙。”
《师》之《噬嗑》辞：“采唐沫乡，要我桑中，失信不会，忧思若带。”曾得到杨升庵竭力称赞：“‘忧思若带’，即《古诗》‘去家日以远，衣带日以缓’也。”又举“簪短带长，幽思穷苦”（《复》之《节》）说：“尤为奥妙。‘簪短’，即《毛诗》‘首如飞蓬’也，‘带长’，则‘衣带日以缓’也。两诗以四字尽之，影略用之，最为玄妙。”其实，“忧思若带”、“簪短带长”的发明权皆属焦延寿，《诗》之“忧”等以“带”出之尚未见，钱先生释之曰：“道愁思使人消瘦。……‘首如飞蓬、簪则见短’，犹腰如削筍，带则见长。”这样炼句，避免了言情如“印板落套”。后来的诗人，仿此而作者不少，如谢朓“徒使春带赊，坐惜红颜老”（《和王主簿〈怨情〉》），“此亦以带示意”；又有“舍带而别以钿、钏等示意者”，如“手展流苏腰肢瘦，叹黄金两钿香消臂”（刘学箕《贺新郎》）等。……钱先生就一“带”字，引出一串后人沿用变化之作，真可作为研究诗歌语源学的重要资料。
西汉时期的一位《易》学家，在作占卜词时如此注意炼字炼句，能够成为后世诗人之范，可证焦延寿确有自觉的“造艺意愿”，晚于焦氏的文学家杨雄，虽然到晚年悔其少作，说作赋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但他长期积累养成的文学素质在，依傍《易经》所作《太玄经》，也多用四言韵语，钱先生说他“老于文学，惨淡经营”，《太玄经》亦有“伟词新喻”，如“赤舌烧城”、“童牛角马”、“垂涕累鼻”、“割鼻食口”、“啮骨折齿”、“海水群飞”等等，但较之《易林》，“屈指可尽，相形见绌也”。结合前引胡适之说，那就是焦延寿的文词，比两汉顶级文学家的大作，都要“高明的多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