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王弼所开出的新治《易》路数的内在理据
及其与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辩”
王弼在批判地超越汉易象数家象数优位论下的治《易》路数的基础上所开出的上述新治《易》路数，特别是其中所挺显的“得象而忘言，得意而忘象；得象在忘言，得意在忘象”理念，自有其内在深层的学理根据。此学理根据，约而言之，则有二端：
其一，“言”与“象”一般性意义上的局限性的存在。
前引《系辞上传》“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云云，表明该传认为言辞在达意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然而该传又认为圣人之意却完全可借由卦爻之象而得以彰显，从而克服言辞在达意方面的局限性。
而王弼认为，卦爻辞（“言”）的确是诠说卦爻之象（“象”）的最佳“工具”，卦爻之象的确是透显义理（“意”）的最佳“工具”，前者可将卦爻之象诠释出来，后者可使义理彰显而出，然而，在一般意义上，作为“工具”的卦爻辞与卦爻之象，皆存有其一定的局限性。极其简约的卦爻辞，不可能“完完全全”、“清清楚楚”地将卦爻之象诠释出来，否则也就无需后人反复进行阐释了。而且，某些卦爻之象本身，每每就是一些难以言诠的对象，言辞的诠说，仅会间接地有助于它们透显出来而已。至于卦爻之象，它虽系义理的“载体”，但是它毕竟是具体的、有限的（此所云有限，谓卦爻所表征之物象在时空方面的有限性），而义理却是非感性的、形而上的、且在一定意义上不受具体物象所拘囿的，因而以前者来透显后，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亦正因此，人们在通过前者来契会后者时，也必须经历一番由形而下跃迁到形而上的艰辛思维工夫。尤有进者，某些义理本身，也常常就是一些很难直接透过具体的卦爻之象彰显而出的对象，相应卦爻之象的设立，仅会间接有助于它们的彰显而已。
泛言之，则在一般意义上，作为诠说《易》之象数“工具”的《易》之文辞（包括卦爻辞及传文）与夫作为透显《易》之义理“工具”的《易》之象数，皆存有其一定的局限性，道理同上，不烦 言。
在王弼看来，正是由于作为“工具”的卦爻辞（以及泛言的《易》之文辞）与卦爻之象（包括卦爻辞及传文）与卦爻之象（以及泛言的《易》之象数）上述局限性的存在，因此人们才应适时、及进地暂时忘掉并超越这两种“工具”本身，从而一则通向卦爻之象（以及泛言的《易》之象数）的“彼岸”，一则通向义理的“彼岸”，达成契会、解读《易》的目标。
其二，“言”与“象”特殊意义上的绝难克服的局限性的存在。
此所云“特殊意义”，谓诠说宇宙之本体与透显人所当秉持之最高义理。王弼认为，“言”与“象”不仅存有上述一般性意义上的局限性，而且更存有此所云特殊意义上的绝难克服的限性，这种局限性并且是带有根本性的。此又牵涉到玄学思潮的基本品格及王弼的宇宙观。
玄学思潮是一种兼综、会通儒道的学术思潮，与他人一同煽起玄风的王弼，不时乃以道家（玄学化之道家也）的观点改铸、诠释《周易》，使得《易》的学理内涵与精神方向明显地道家化、玄学化了。由是，在王氏易学那里，“无”成了宇宙的本体。其在诠释复卦《彖传》“复其见天地之心乎”时即有云：
复者，反本之谓也。天地以本为心者也。凡动息则静，静非对动者也；语息则默，默非对语者也。然则天地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故动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见也。若其以有为心，则异类未获具存矣。（《周易注》）
“无”与“有”相对待，“无”非谓空然虚无或不存在（non-being)，“有”亦非简单等同于存有或存在（being），从是否存在的角度立言，“无”与“有”两个范畴所诠表的都是存有（being），只是属于两种不同的存有而已。或言“无”或言“有”，其诠表的切入点为是否有形有象而非是否存在：“有”以诠表宇宙万物万象万变的有形有象，“无”以诠表作为宇宙万物万象万变之所以然的宇宙本体的无形无象。
就宇宙本体的无形无象，王弼曾作过如下的具体诠说：
不温不凉，不宫不商，听之不可得而闻，视之不可得而彰，体之不可得而知，味之不可得而尝。故其为物也则混成，为象也则无形，为音也则希声，为味也则无呈，故能为品物之宗主，苞通天地，靡使不经也。（《老子微旨略例》）
在王弼看来，相对而言，具体事物有着各自有别于他物的独特形状与属性，易于为人们的肉体感官所直接感知；而宇宙本体则无任何具体的规定性，没有表现为任何展示自我的具体形状，没有豁显出任何表征自我的具体属性，较之具体事物，可谓无形无象矣，则难以为人们的肉体感官所直接感知，然而，它不象具体事物那样，带有着只能如是而不会如彼的局限性，反却六通四辟，具有既能如是又能如彼的无限潜能，具有成就宇宙万物万象万变、充任宇宙万物万象万变所以然根据的“大全”品格。因为此一无限潜能，因为此一“大全”品格，宇宙本体就更难以为人们的肉体感官所感知了。
王弼认为，宇宙本体“无”在展示其无限潜能、成就宇宙万物万象万变、充任宇宙万物万象万变所以然根据的过程中，豁显出了一条根本法则，即自然无为。依他之见，“无”系价值的终极根据，自然无为则应成为宇宙间的通则与铁则。在他看来，作《易》之圣人所直下而对的即是“无”这一宇宙本体，作《易》之圣人最终所要挺显的即是自然无为这一根本法则。使自然无为成为人人自觉奉依的人道之极则，乃作《易》圣人现实关怀（the real concern)的终极目标,因而，自然无为成了《易》的最高义理。是以其在解读临卦六五爻之辞“知临，大君之宜，吉”时，乃云：
处于尊位，履得其中，能纳刚以礼，用建其正，不忌刚长，而能任之。委物以能而不犯正，则聪明者竭其视听，知力者尽其谋能，不为而成，不行而至矣。大君之宜，如此而已。（《周易注》）
五爻之位系君位、中位、故称“处于尊位，履得其中”。此所阐发的，是为人君者应当持守自然无为之道。
依照王弼的识见，易于为人们的肉体感官所直接感知者，才易于为人们的心官所思考、理解和把握，才易于用文辞来诠说和表达；而难以为人们的肉体感官所直接感知者，则不易为人们的心官所思考、理解和把握，不易用文辞来诠说和表达。因此，依前所论，作为宇宙本体的“无”，就是一个尤为难以言诠的对象。在王弼看来，对于这样一个对象，《易》之卦断难直接表征之，《易》之卦爻辞（以及泛言的《易》之文辞）也难以将其诠说和表达清楚－－虽然《易》之卦和文辞处处都在逼显此一对象。而只有契会到此一对象，王弼认为，才会为社会人生确立一个终极的理想价值根据，才会圆满地体认到那理应成为人们所秉持的最高义理的自然无为法则，这是一个关乎社会人生的带有根本性意义的重大问题。因此，很显然，透过契会、解读《易》之卦爻辞（以及泛言的《易》之文辞）和卦爻之象（以及泛言的《易》之象数）本身，断难直接、圆满地契会到“无”这一宇宙本体，因而也就断难直接、圆满地为社会人生确立一个终极的理想价值根据，断难直接、圆满地体认到自然无为法则。盖在王弼的心目中，究极而言，《易》之卦所表征的以及《易》之文辞所诠说的，主要是宇宙间繁纭复杂、有形有象的各种具体物象（所谓“有”），而对于作为这些具体物象共同本体和存在根据的“无”，则很少直接触及；（2）与此同时，透过《易》之卦所表征以及透过《易》之文辞所诠说的具体物象，《易》所彰显的主要是一些较为具体的义理，而对于作为最高义理的自然无为法则，则虽时或微泄之，亦仍很少直接、完整地阐论之。
正是由于《易》之卦爻辞（以及泛言的《易》之文辞）和《易》之卦爻之象（以及泛言的《易》之象数）， 在诠说作为价值终极根据的宇宙本体、透显作为最高义理的自然无为法则方面所存有的上揭带有根本性意义的局限性，王弼才更坚定地主张，人们在契会、解读《易》的过程中，必须经历一番“忘言”、“忘象”的艰苦工夫，以透过《易》所诠说和彰显的杂多的具体物象与众多的具体义理，跃升、回归到对于隐藏在这些杂多物象、从多义理背后的作为价值终极根据的宇宙本体与其作为最高义理的自然无为法则的圆满体认。唯其如此，王弼认为，人们才会达到契会、解读《易》的最高境界，圆满达成契会、解读《易》的目标。
唯在王弼所开出的上述治《易》新路数中，其对“言”、“象”、“意”三者关系的论述，可以越出易学的领域，从而推及为一般意义上的立意关系问题。言辞能否完整、准确地表达或传达人们的思想与情感的问题，一直是困扰历代思想家、哲学家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此问题，先秦时期产生了前引《系辞上传》和《庄子•外物》两段著名论述。进入魏晋时期，言意关系问题，又成了人们探讨的一个热门话题，出现了所谓“言意之辩”。在辩论的过程中，渐次形成了两派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派认为，言辞能够完整、准确地表达或传达人们的思想与情感，所谓“言尽意”；另一派则认为，言辞不可能充分地表达或传达人们的思想与情感，所谓“言不尽意”。史载
（荀）粲字奉倩，粲诸兄并以儒述论议，而粲独好言道，常以为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然则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粲兄俣难曰：“《易》亦云：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言，则微言胡为不可得而闻见哉？”粲答曰：“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及当时能言者，不能屈也。（《三国志•魏书•荀彧传》裴注引何劭《荀粲传》）
荀粲（约公元209年－－238年），荀彧之子，亦系三国魏年青才俊但却过早夭折的玄学家、名士，年长于王弼，与傅蝦、夏侯玄友善（同上）。在其与兄长荀俣的争辩中，粲所持者，显系一种“言不尽意论”，而俣所持者，则显系一种“言尽意论”。王弼很可能曾深受过荀氏兄弟的影响，并透过整合、改铸和提升此二人的观点，从而推出了他的“得象忘言，象意忘；得象在忘言，得意在忘象”的全新思想，将人们对言意关系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