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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的多重面孔——试论汉魏时期的疯狂
来源:  作者:  点击:次  时间:1970-01-01 08:00于哲学网发表

   《晏子春秋》的看法与《新语》立场相同,都属于儒家的话语系统。在他们看来, 作为处世之道的疯狂,与道家老子的 “绝圣弃智”,以及庄子的“逍遥”方外的理想形象相合,而与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人格“大相径庭”, 不应该是道义所归。 
  《淮南子》比较特殊。盖道家流传到汉代,已经有所分野,一条沿着老子“清静无为”的精神趋向,主张恬淡寡欲;一条则由庄子的逍遥论发展成为纵欲适情放荡不羁。《淮南子》往往站在前者的立场上批评后者。至于前举东方朔一例,汉武帝称赞其“无为”,则是站在后者的立场上。 
  《风俗通义》中梁冀将军叹服赵仲让为“绝高士”,可说是魏晋时期疯狂的前奏,而应劭却对此不以为然,将之置于《过誉篇》中。 
  不论评价如何,在先秦两汉士人的眼中, 作为处世之道的疯狂,均与道家的理想形象有着密切的联系。儒家话语系统所描述的疯狂形象符合道家的理想人格,而在道家话语系统内部,疯狂形象又与庄子逍遥论的延伸——纵情适性联系紧密,并且在这个层面上获得了伦理意义上的肯定。在即将到来的魏晋时代,疯狂正是沿着这条路线将自身发扬光大。 
  综上所述, 从先秦到两汉时期,疯狂拥有着三副面孔。一是作为疾病的疯狂,二是作为错误、无能而被伦理秩序排除在外的疯狂,最后是被理性选择作为处世方式而得以书写的疯狂。 疯狂的前两副面孔因在伦理意义上的无能为力而被士人们的历史书写视为方外,语焉不详;得以书写的第三副面孔则与道家庄子逍遥论联系紧密,魏晋时期的疯狂轮廓已在其中悄然浮现。 

  上述疯狂的第三副面孔,乃形成于士人之耳目,与士人们的心态息息相关。从两汉到魏晋,士人的心态经历了若干次大转换,疯狂的面孔也随之有增有减。其间有个不断浮现的焦先的故事,在不同版本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疯狂的三副面孔如何发生着变窜。本文拟将通过对焦先个案的分析探讨疯狂的面孔在魏晋时期的发展变化。 
  焦先的事迹最早出现于晋人陈寿所著《三国志·管宁传》[18]中刘宋时人裴松之注引的《魏略》,其后出现于晋人皇甫谧所撰《高士传》[19] 中,晋人张华《博物志》 [20] 亦载其事,至东晋葛洪《神仙传》[21] 完成了其最后的变形。 
隐者焦先 
  《魏略》中所描述的焦先[22],经历了“正常人”——“狂痴人”——“隐者”三种形象的演变。 
  “先字孝然。中平末,白波贼起。时先年二十馀,与同郡侯武阳相随。武阳年小,有母,先与相扶接,避白波,东客扬州取妇。建安初来西还,武阳诣大阳占户,先留陕界。” 焦先的第一个形象有名有姓,有年龄记载,有避乱、交游、娶妻、落户的生平记录。是伦理秩序之内的凡人。 
  继而焦先遭遇战乱,“至十六年,关中乱。先失家属,独窜於河渚间,食草饮水,无衣履。”当他再次被纳入社会秩序时,却成了一个“狂痴人”。“大阳长朱南望见之,谓为亡士,欲遣船捕取。武阳语县:‘此狂痴人耳!’遂注其籍。”此时的狂痴人的焦先,社会地位低下,受人鄙视,“童儿竖子皆轻易之。” 
  接下来,《魏略》费了大量的笔墨记述焦先由“狂痴人”向“隐者”转变的过程,也就是理性对这一狂痴人的看法变化的过程。 
  从“人颇疑其不狂”到“好事者乃推其意”, 理性第一次在疯狂面前如此犹豫不决 。在先秦两汉士人留下的文本中,虽然狂疾与作为处世方式的疯狂在外表上具有相似性,但其差异依然清晰可辨。人们可以明白地看出在佯狂之后起支配作用的是理性而不是狂疾,是理性居高临下地选择了疯狂。然而在这里,这两副面孔开始相互重叠,相互混淆,疯狂的面目开始变得模糊不清。《魏氏春秋》曰:“故梁州刺史耿黼以先为‘仙人也’,北地傅玄谓之‘性同禽兽’,并为之传,而莫能测之。”[23]人们捉摸不透疯狂的行为举止是由于狂疾引发的呢,还是出于某种深沉的大智慧。福柯在《疯狂史》中也表达了相似的困惑:“在理性的形式和疯狂的形式之间,存有重大的相似性。……查伦说过:‘智慧和疯狂非常地接近。两者之间,只是一转之隔。’”[24]
  《魏略》对焦先的痴狂行为描述得非常详细,疯狂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书写中,第一次得到了理性如此巨大的关注。人们捕捉着痴狂人的一言一行,期望能够寻找出背后蕴含的深意。然而,在理性从疯狂身上不断进行着挖掘意义的努力的同时,对疯狂的描述也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书写者的某种期望与限定。于是我们看到,“疯子”焦先的行为变得富有规律,似乎都在遵循着某种预设的规则——“行不践邪径,必循阡陌;及其捃拾,不取大穗”,而且还带有道德伦理色彩——“饥不苟食,寒不苟衣,结草以为裳,科头徒跣。每出,见妇人则隐翳,须去乃出”,这位“疯子”看似仍然拥有着羞耻心,维持着作为人的基本道德感。显而易见,当疯狂为理性所捕捉时,它已不再是自身了。然而被理性捕捉之前的疯狂是我们所不可能看到的,我们能了解到的只能是理性推动疯狂形象的各种手势。
  对焦先形象转变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不肯妄语”的他所做的两件事: 
  其一:“太和、青龙中,尝持一杖南渡浅河水,辄独云未可也,由是人颇疑其不狂。” 
  其二:“其明年,大发卒将伐吴。有窃问先:‘今讨吴何如?’先不肯应,而谬歌曰:‘祝衄祝衄,非鱼非肉,更相追逐,本心为当杀牂羊,更杀其羖羊歷邪!’郡人不知其谓。会诸军败,好事者乃推其意,疑牂羊谓吴,羖羊歷谓魏,于是后人佥谓之隐者也。” 
  在这两则事件中,理性一直做着从疯狂身上辨认自身的努力。人们将焦先的狂痴行为和言语与现实局势联结起来对号入座,机缘巧合使其言语看似成为了对乱世局势的洞见、先知,具有了神秘的预言性质。 焦先从此被视为拥有深沉智慧的隐者,并招来了士人们连番竞相的挖掘。 
  自汉武举“独行之士”,士林往往将隐逸与高洁人格、贤才相联系,而政权为了借重隐逸士人的名声也常常征辟隐者。这种风气愈演愈烈,直到魏晋。作为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狂痴人,焦先的行为能够受到人们关注并被挖掘出深意,某种程度上便是基于这种风气的盛行。 对隐逸的关注与标举使得疯狂拥有了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可能。 
  焦先在《魏略》中完成了疯狂从第一副面孔走向第三副面孔、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过程。理性提取了疯狂的一部分,遮蔽了疯狂的另一部分,将痴狂人焦先捏塑成了一个隐士。既冠以“隐者”头衔,再回溯痴狂人的所有作为时,一切就都被置于深沉的智慧名义之下:焦先的一切作为背后都含有深意,都是出于其拥有的大智慧。理性在此又一次宰制了疯狂,它潜入疯狂,暗暗进行了好疯狂与坏疯狂的规定与划分,拒绝、排斥了作为疾病的疯狂,而将智慧的疯狂接纳于自身中,并贴上了新的标签——先知、隐者。疯狂经由理性,指向了深沉的“智慧”。这种深沉的“智慧” 并非常人所能理解的智慧,它的面目并不清晰,往往隐藏在特殊的言语行为之后,需要由理性来挖掘其深意。 
  经过了短暂的重叠混淆之后,作为疾病的疯狂与作为处世方式的疯狂再次被理性分割。疯狂的第三副面孔在重新分离后,得到了更高的价值评判,并得以与深沉的智慧相联系。痴狂人焦先社会地位的飞跃, 意味着话语秩序的转变,同时也说明作为书写者的士人们的心态发生了变化。 
  两汉时期的士人深受儒家正统思想浸润,真心实意地维护大一统政权。然而,东汉后期的党锢之祸令士人们对政权的向心力慢慢消失,转向了“高自标持、互相题拂”,在感情上与大一统政权产生了疏离,他们渴望用入仕之外的方式,来标示自身的存在。当时在士人们心中的隐士形象是多种多样的:“庄周偃蹇于漆园,老莱婆娑于林窟,严平澄漠于尘肆,梅真隐沦乎市卒,梁生吟啸而矫迹,焦先混沌而槁杌,阮公昏酣而卖傲,翟叟遁形以倏忽”[25] 。 
  焦先被确立为隐士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行为举止进而成为士人推崇模仿的对象。《魏书卷五十二·胡叟传》:“叟既先归国,朝廷以其识机,拜虎威将军,赐爵始复男。家于密云,蓬室草筵,惟以酒自适。谓友人金城宗舒曰:‘我此生活,似胜焦先,志意所栖,谢其高矣。’”[26] 焦先在魏时已声名远播,其行为与高洁的志意紧紧联系。疯狂经过理性的规范、整塑,反过来却成为了理性追求的理想。理性透过疯狂膜拜着自身,士人们在书写疯狂中传达着自身的期待。 到了《清史稿》中,焦先竟然已与他身前身后的名士季札、董仲舒、周敦颐、范仲淹、苏轼、欧阳修相提并论[27]。 
  然而,焦先并非被当时所有人认同的“隐者”。傅玄对之“性同禽兽”的评价,就代表着反面意见。可是这个反面意见却应者寥寥。面对同一位痴狂人,人们的评价之间,为何竟有着如此之大的反差呢?我认为皇甫谧《高士传》对焦先形象的重写起了重大的作用。 
高士焦先
  《三国志·管宁传》裴松之在注引《魏略》对焦先事迹的描述之后,又引用了晋人皇甫谧《高士传》中的焦先故事。[28]我们注意到,将《高士传》与《魏略》相比,从魏至晋,对焦先的描述发生了许多变窜。 
  首先,焦先作为正常人的形象消失不见,而其作为狂痴人的形象也被抹去了。《高士传》描述的焦先,从出场到死亡都是一副神秘的面孔,不仅抹去了战乱对其脱离正常伦理秩序的影响,而且夸大了焦先的寿限;其次,《高士传》承袭了《魏略》中“隐者”的价值判断。焦先的所有狂痴行为均被理性接纳为隐逸行为,并被有意识地加以改写: 
  《高士传》消除了痴狂人的言语,并赋予焦先闭口不言的原因——“见汉室衰,乃自绝不言。”书写者从一开始便将焦先预设为与政权相疏离的士人形象。 
  此外,痴狂人的行为被改写、增补为超逾常人的“高士”行为。《魏略》中的焦先还铺草蓐、生火取暖,到《高士传》中就成了“以身亲土”、“冬夏恒不着衣”,并且增加了大雪露寝而不病不死的一段仿佛神迹的故事。 
  不但焦先的形象发生了改变,士人们对焦先的推崇、模仿也从隐逸之志、“蓬室草筵”的隐居生活转而着眼于对其“行枯槁之事”的生活方式的神化。
  如《晋书·卷九十四隐逸传》中记载的杨柯[29],“于时咸以为焦先之徒”。士人浓墨重彩津津乐道于其与焦先相似的混沌槁杌行为:对美色“萧然不顾”;面临危机“了无惧色”;“常卧土床,覆以布被,倮寝其中,下无茵褥”;名士荀铺造访“瞑目不答”,“铺发轲被露其形,大笑之。轲神体颓然,无惊怒之状”。杨轲因此获得了与焦先相似的评价——“未有能量其深浅也”。 
  从“隐者”到“高士”,士人们在疯狂身上寻求并描绘着自身期待的理想形象。 人们先是从痴狂人焦先的话语中挖掘出了隐逸先知的形象,接着又以隐逸者、先知的观念重新观照焦先的行为并加以改写,整塑出一个更加完满的理想形象。 皇甫谧对焦先的评价,便是对这个理想形象的详细描述。[30]
  这一段描述包括了两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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