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序言

　　本稿的目的是：通過介紹鄭寅普著《陽明學演論》之第六章〈朝鮮陽明學派〉的内容，研討朝鮮陽明學研究上的諸問題。

　　始於王守仁（號陽明，1472～1528）的陽明學，在王守仁晩年就早已傳入朝鮮，此事實已爲人所指明[1]。因此，朝鮮陽明學的歴史幾乎擁有與中國的陽明學史相匹敵的悠長而直至今日。然而，衆所周知，在李朝時代的朝鮮，朱子學的價値観以絶對權威支配著社會，陽明學自其傳來之最初開始，幾乎一貫被視爲異端而一直遭受排斥。所以，陽明學的勢力在朝鮮近世思想史上，與隆盛無匹的朱子學相比，實在不過是寥寥而已。

　　似乎是反映這樣一種思想史上的定位，至少到 1970 年代初期前後爲止，有關朝鮮陽明學的研究之實情，不過是由極少數的研究者所作的零星的且概論式的研究而已 [2]。處於這樣的環境中，於 1933 年公刊的《陽明學演論》是朝鮮第一本正式的陽明學研究書，是此一領域裏的古典著作。

　　但近幾年，韓國的陽明學研究正呈現著驚人的進展狀況。在資料方面，由於《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全 320 冊，民族文化推進會，景仁文化社發行，1990 年～ 2003 年）之刊行，使有關朝鮮陽明學的很多原始資料，任何人都可以簡單地進行利用。於 1995 年，創立了韓國陽明學會，其機關雜誌《陽明學》現已發行至第 14 號（創刊號 1997 年 11 月，第 14 號 2005 年 7 月）。於 2004 年，由此韓國陽明學會主辦，召開了江華陽明學派國際學術大會（「江華陽明學派的定位與現代的意義」， 2004 年 10 月 15～16 日，於江華島）[3]。即使一瞥本稿末尾作爲附錄所揭示的文獻目錄，我們亦可以了解，有關朝鮮陽明學的研究成果於現在的韓國正陸續刊行之情況吧[4]。

　　另一方面，在日本，除了高橋亨與阿部吉雄所作的先驅性研究之外，其後幾乎是處於 研究 斷絕 的狀態[5]。筆者自身，第一次公開發表朝鮮陽明學的研究成果是在 2000 年，研究經歴尚淺[6]。因此很遺憾的是，現在的筆者，並不具備能夠對韓國國内近年正陸續刊行的大量研究成果進行俯瞰的力量。

　　然而，鄭寅普的《陽明學演論》〈朝鮮陽明學派〉不僅是古典式的先駆業績，在提示了研究朝鮮陽明學方面的基本課題這一點上，至今仍然具有充分的參照價值。又，本書以極為舊式的詞彙與文體撰成，而且又因爲原始資料的引用亦全部以譯成韓文的形式揭示，所以總體上非常難解。本稿在言及本書所引的原始資料之際，從原典直接引用漢文之同時，盡可能地對本書的内容加以詳細介紹。將難解的本書之内容盡量簡明易懂地進行介紹，並闡明本書所提出的重要問題，此乃本稿之目的[7]。

二、朝鮮陽明學派的三類

　　《陽明學演論》原是《東亞日報》自 1933 年 9 月至 12 月，分 66 回連載的文章。其後，作爲《薝園國學散稿》中的一編而刊行（文教社，1955 年），繼而作爲三星文庫《陽明學演論》（三星文化財團，1972 年）出了單行本。現在收錄於《薝園鄭寅普全集》（全六冊，延世大學校出版部，1983 年）第二冊[8]。本稿則使用此全集所收本。又，以下注記本書頁数之際亦據全集本。

　　《陽明學演論》，由 1〈論述之緣起〉、2〈陽明學是什麽〉、3〈陽明本傳〉、4〈《大學問》、《拔本塞源論》〉、5〈陽明門徒及繼起之諸賢〉、6〈朝鮮陽明學派〉、7〈後記〉構成。而本稿所討論的是 6〈朝鮮陽明學派〉。

　　本書的〈朝鮮陽明學派〉是以「朝鮮沒有陽明學派」、「陽明學在傳承的同時，被看作是像某種異端邪說一樣，其書就算只放在桌子上，見者既將（其書的主人）視爲亂賊，開始責罪討伐之準備」、「朝鮮只有晦庵學派」之類給人以深刻印象的文章為開場白 (210頁) 。如此，確立了朱子學的絶對権威，學者難以公開表明自身為陽明學派 , 鄭寅普將處於這一情況下的朝鮮陽明學派，分爲以下三類（211頁）：

　　（1）有明顯的著書，或者其語言之中有明顯的可成爲證據的東西，即使從表面上不得而知，但將其作爲陽明學派是不容置疑的人。

　　（2）雖然有非難陽明學之語，但總合其前後行爲來看，其乃謊言（「詭辭」），心中則無法掩蓋主張陽明學的人。

　　（3）對陽明之學未有隻言片語之言及，其所信奉乃朱子學，但即使其不曾語及陽明，從成爲其平生主張之根幹的精神來看，毋庸多言即可知其乃陽明學的人。

　　鄭寅普具體所舉出的人名有：（1）崔鳴吉、張維、鄭齊斗、李匡臣、金澤秀。（2）李匡師、李令翊、李忠翊。（3）洪大容。以下，筆者擬依照鄭寅普之記述，論及其中的幾個人物，同時指出問題。

三、第一類

　　（一）崔鳴吉

　　在將崔鳴吉（號遅川，1586～1647）與張維（號谿谷，1587～1638）定為陽明學派之際，鄭寅普作爲傍證的是崔鳴吉的曽孫崔昌大（號昆侖，1669～1720）撰寫的下文（220頁所引）：

　　公與谿谷少時講學也，見陸王之書，悅其直指本體，刊落枝葉。兩公皆深取之。公則中年覚其學術之有疵，屢形於言論。完陵公稍長渉學，公嘗赴瀋道，遺完陵公書，備論陽明學術之病。谿谷至老不改初見云。[9]

　　據此，就是說：崔鳴吉與張維皆於青年時代愛好陸王之學，而崔鳴吉至中年覺察到陸王之缺陷，以至於對其子崔後亮（完陵公）詳論陸王之弊害。張維則直至晩年，不改信奉陽明學之立場。

　　而有關崔鳴吉信奉陽明學，鄭寅普所引用的原始資料為以下兩條：

　　①陽明書云：「心本為活物，久久守着，亦恐於心地上發病。」此必見得親切，自家體驗分明，故其言如此。以陽明之高明，猶有是憂，況汝方處逆境，心事何能和泰如平人耶？[10]

　　②人所罔覚，自心獨知。[11]

　　鄭寅普論述道：自此二文觀之，顯而易見，崔鳴吉乃傳承陽明良知學的學者（213 頁）。

　　鄭寅普所謂的第一類，理應是可以在文獻資料中明示其作爲陽明學派之根據者，按照這樣的定義，筆者對於崔鳴吉被分入第一類，略抱有疑念。對於②的文獻，的確王守仁常常將良知與獨知連結而言[12]。然而，類似於②的文字表達，從朱熹對於「慎獨」之「獨」字所作的註釋之類中亦可以容易地加以引伸，將此視爲崔鳴吉作爲陽明學派之明證，略微根據薄弱吧[13]。又，①的確是暗示著對陽明學或王守仁的肯定性評價，但僅依據此條記述，還是不免孤證之嫌吧[14]。

　　而鄭寅普在介紹崔鳴吉的傳記事跡上，更賦以大量的篇幅，亦令人感到毋寧說是似乎欲從其生活方式中發現其作爲陽明學派的真面目。衆所周知，崔鳴吉亦是於接連不斷的清軍入侵（丁卯胡亂1627年，丙子胡亂1636年）之際，率先承擔和議交渉之重任，救國難於當頭的人物。當時，衆多人士批判和議，主張與夷狄清朝講和是有悖於《春秋》之義的行為，而抗戰纔是大義。然而，他們其實亦目睹清軍在實力上的絕對優勢，懷有危懼與恐慌，一面在内心期待和議的成立，一面畏懼他人的非難，無法說出真心話。他們在内心則以和議為幸，同時在表面上不斷地發出非難和議的大話，能夠採取如此之行動，亦是因爲期望和議这一内心，己知而他人不得而知（217頁）。

　　與此相反，崔鳴吉雖然可以無視當世之人皆說之大義，卻無法自我欺騙地無視己心所獨知之不安（即君父之危急、宗廟社稷之存亡）（214頁）。無論受到任何非難攻撃，他的不容已之純誠絲毫不為挫敗，崔鳴吉是無論如何也無法捨棄隠微的自心之明察的人物（215頁）。

　　此處所云「隠微」，即根據「莫見乎隠，莫顕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中庸章句》第一章），鄭寅普所作的這樣的敍述，亦是與上文「人所罔覚, 自心獨知」相呼應的。而且，不為既成之權威與價値觀所束縛 , 側耳傾聼自己内心之声音，此的確是良知心學之要點[15]。在此意義上，不僅僅是依據文獻上所遺留的陽明學之言辭，還欲通過其人物實際的生存方式來檢證其作爲陽明學派的面貌，鄭寅普的這一手法值得賦以一定的評價吧。

　　不過，通過崔鳴吉的行動而描繪出的内在心理，畢竟只是著者推測的産物而已，此種手法中，著者的強烈的個人關注頗投影於其中，此毋庸待言[16]。在此意義上，筆者對於崔鳴吉被「明顯的著書」或「明確的證據」這一第一類範疇所包含，還是不得不抱有疑念。如果，本來鄭寅普就對崔鳴吉這一人物抱有很多強烈的個人關注的話，那麽此事自身，在檢證鄭寅普的思想及《陽明學演論》撰述的同時代史的背景上，是饒有興趣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