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儒者报国，以言为先”——进言论

　　接触过宋代历史的人，大都会有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宋代士大夫言事之风颇盛。无论大事小事，往往纷纷上言，议论不休。且不说议论当否，这种现象起码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代士大夫国家观念的增强，事业心与责任感的增强。在任何社会里，百家争鸣总比鸦雀无声要正常。

　　宋代士大夫上书言事蔚然成风，久而久之，上书言事竟成了宋代士大夫的一种“专利”。朱熹就说“士大夫以面折廷争为职”[49]。对此，我们可以举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庆历二年（1043），朝廷把帅边的范仲淹从文臣换成武职。尽管武官在待遇上要优厚一些，但范仲淹还是连上三表，坚持谢绝了这项任命。范仲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里面固然有士大夫间重文轻武风气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一换武职，上书言事就不方便了，几乎等于失去了这种“专利权”。范仲淹在《让观察使第一表》中述说了理由：

　　臣辈亦以内朝之职，每睹诏令之下，或有非便，必极力议论，覆奏不已，期于必正，自以近臣当弥缝其缺而无嫌矣。今一旦落内朝之职，而补外帅，......则今而后朝廷诏令之出，或不便于军中，或有害于边事，岂敢区别是非，与朝廷抗论！自非近臣，无弥缝其缺之理，纵降诏丁宁，须令覆奏，而臣辈岂不鉴前代将帅骄亢之祸，存国家内外指踪之体！

　　因此，在范仲淹看来，“儒者报国，以言为先”[50]。所以，他自然不愿意失去这种发言权了。

　　报恩思想，近名主张，忧患意识，这一切都通过一种基本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儒者报国，以言为先”。这是范仲淹的一贯主张，他一生都在身体力行这一主张。早在天圣三年（1025），当他还是监楚州粮料院这样的地方小官时，便写下了一份《奏上时务书》，呈给宋仁宗与临朝听政的章献太后。提出救文弊，复武举，重三馆之选，赏直谏之臣等建议。天圣五年（1027），范仲淹在丁母忧期间，经过周密思考，给朝廷写了一份万言书。针对时弊，他提出了择郡守、举县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选举、抚将帅等改革主张。这些主张几乎就是他十五年后主持“庆历新政”时提出的十项改革主张的蓝本。史载，当时的宰相王曾收到万言书后，“见而伟之”，让晏殊推荐范仲淹为馆职[51]。

　　范仲淹所说的“以言为先”，并不是无关痛痒地泛泛之言，而是危言谠论。为此，范仲淹一生多次被贬黜，吃了相当多的苦头。但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与事业心驱使着他，无改初衷。

　　天圣七年（1029），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准备在冬至接受朝拜大礼，届时将由宋仁宗率文武百官为太后上寿。范仲淹闻讯后，上疏极言不可。他认为天子“奉亲于内，自有家人礼。顾与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为后世法”[52]。并且要求太后还政于宋仁宗。范仲淹这些言论触怒了颇有野心效法武则天的刘太后。她把范仲淹逐出朝廷，贬为河中府通判。范仲淹的这些言行，也使曾推荐他的晏殊担心连累到自己。他把范仲淹叫去严加责备。为此，范仲淹给晏殊写了封长信[53]，理直气壮地作了解释。信中写道：“事君有犯无隐，有谏无讪。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在这封信中，范仲淹公然申明，他不想做明哲保身、不负责任的“循吏”，而是要“发必危言，立必危行”，以“致君与无过，致民与无怨”，使“政教不坠，祸患不起，太平之下，浩然无忧”。

　　明道二年（1033），在刘太后死去，宋仁宗亲政。范仲淹被招还，担任了谏官。不久，就发生了仁宗废黜郭皇后之事。范仲淹与御史中丞孔道辅率众台谏“伏阁极谏”，结果被押解出京城，贬知睦州[54]。即使这样，范仲淹依然不忘劝谏仁宗，他告诉仁宗，“有犯无隐，人臣之常；面折廷争，国朝盛典”[55]。

　　过了两年，范仲淹再次被招还京师，判国子监。史载：“仲淹自还朝，言事愈急。宰相阴使人讽之曰：待制侍臣，非口舌之任也。仲淹曰：论思正侍臣职，余敢不勉！宰相知其不可诱，乃命知开封，欲挠以剧烦，使不暇他议，亦幸其有失，亟罢去。仲淹处之弥月，京师肃然称治。”[56]范仲淹危言立朝，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史载：“公（范仲淹）尹京日，有内侍怙势作威，倾动中外。公抗疏列其罪。疏上，家所藏书有言兵者悉焚之，仍戒其子曰：‘我上疏言斥君侧小人，必得罪以死。我既死，汝辈勿复仕宦，但于坟侧教授为业。'疏奏，嘉纳其言，罢黜内侍。”[57]当时，吕夷简任相，颇为专权。而范仲淹“言事无所避”。这就深深地得罪了权相吕夷简。史载：“时吕夷简执政，进者往往出其门。仲淹言，官人之法，人主当知其迟速升降之序，其进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又上《百官图》，指其次第曰：‘如此为序迁，如此为不次，如此则公，如此则私，不可不察也。'夷简滋不悦。帝尝以迁都事访诸夷简，夷简曰：‘仲淹迂阔，务名无实。'仲淹闻之，为四论以献。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选贤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讥指时政。又言：‘汉成帝信张禹，不疑舅家，故终有王莽之乱。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张禹坏陛下家法，以大为小，以易为难，以未成为已成，以急务为闲务者，不可不早辩也。'夷简大怒，以仲淹语辩于帝前，且诉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仲淹亦交章对诉，辞愈切，由是降黜。”[58]这次范仲淹被贬知饶州。

　　纵观范仲淹的仕途，几乎就是一个屡言屡贬的过程。

　　面对上书言事，屡遭贬黜，范仲淹是怎样看的呢？宋人张滋《仕学规范》卷25中记载了范仲淹的一句不大为研究者所注意的话：“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这是一种有趣的说法。因公获罪，并不看作是犯罪。大概宋代士大夫面折廷争的最大理由正在于此。至少范仲淹作如是想。他在诗中写道：“可负万乘主，甘为三黜人。”[59]“雷霆日有犯，始可报君亲。”[60]以面折廷争、日犯雷霆的言行来坚持原则，来报答朝廷乃至君主的知遇之恩，这样的忠诚，可以说是一种有别于愚忠的特殊的忠诚。而这种特殊的忠诚，在宋代士大夫中并不少见。翻检史籍，比比皆是。在一个人治而非法治的社会里，正是有了一大批像范仲淹这样具有特殊忠诚的士大夫，他们以自己的忠言谠论，将统治机制无法正常反馈的各种信息传递到决策层，用自己的前途乃至生命来为一个政权一次次纠偏正误。这种责任感与事业心，在今天看来，除了令人敬佩之外，更多的是让人们感受到一种悲壮。

　　范仲淹的作为，不过是众多的宋代士大夫所作所为的沧海一粟。因言获罪，在宋代非但不会受到舆论的非难，相反还会得到赞扬。范仲淹在庆历新政前曾因上言被贬谪三次。对此，舆论誉之为“三光”[61]，即一次比一次更为光彩。这种保护士大夫上言的舆论，正是宋代士大夫制约皇权的勇气来源之一。

五、“左右天子为大忠”——皇权论

　　范仲淹在他的《杨文公写真赞》中有一段对寇准的评论：

　　寇莱公当国，真宗有澶渊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动，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谓之大忠。[62]

　　“澶渊之盟”时的宋真宗，按当时的佞臣王钦若的说法是，被寇准像赌博的孤注一样掷于澶州城下。[63]而范仲淹则把寇准这种左右天子的行为视为大忠。由于范仲淹这段话很典型地代表了宋代士大夫的皇权观，因此被广泛征引[64]。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看一下范仲淹的皇权观，作为对宋代士大夫皇权观的一个剖析。

　　一、范仲淹对君主的认识。范仲淹说：“臣不兴谏，则君道有亏。”[65]由此观之，在范仲淹眼里，君主并不圣明，与常人一样，也会犯错误，时刻需要群臣加以监督规劝，补正君道。所以，范仲淹认为，如果君主刚愎自用，“以为肆予一人之意，则国必颠危”。[66]

　　基于这种认识，范仲淹儆诫君主：“尧舜则舍己从人，同底于道；桀纣则以人从欲，自绝于天。”[67]

　　基于这种认识，范仲淹要求君主，应该“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68]

　　基于这种认识，范仲淹希望君主从善如流，舍己从人。他举出古代的虞舜作为君主的楷模，说“虞舜以舍己从人而称圣德。”[69]范仲淹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你皇帝想要有圣德之誉，就必须舍己从人，不要有自己的主见。

　　基于这种认识，范仲淹认为：“有犯无隐，人臣之常；面折廷争，国朝盛典。”就是说，批评君主的错误不仅是一种十分正常的事情，而且是自宋朝创立以来的传统。

　　基于这种认识，范仲淹“每睹诏令之下，或有非便，必极力议论，覆奏不已，期于必正”。对于以皇帝的名义下达的诏令，照样坚持己见，纠正其错误。因此，在范仲淹那并不长的仕途中，有着相当多的面折廷争，危言危行。

　　二、范仲淹对皇权的认识。范仲淹认为，“天子之常也，在于道，不在于权”[70]。尽管这里的“权”字，是相对于常道来说的权宜之意，但使用相同的文字，范仲淹可以说是语义双关的。因此，他这句话是在明确地说，权力对于君主来说无关紧要，关键是要遵守为君之道，不能做无道昏君。关于道与权，范仲淹还有进一步的解释：对于君主来说，“虚己之谓道，适道之谓权”[71]。这就等于是告诉君主，你的权力就是“适道”，在为君之道的严格规范之内，规规距距，老老实实，不可越雷池一步。那么，是不是范仲淹就认为君主一点权力也不能有呢？也不是。在范仲淹看来，君主只应当拥有一种权力，那就是人事权。他在《推委臣下论》中指出：“圣帝明王常精意于求贤，不劳虑于临事。精意求贤，则日聪明而自广；劳虑临事，则日丛脞而自困。”[72]因此，按照范仲淹的观点，君主除了人事权之外，任何政事都不应亲自从事。这样一来，就无异于从理论上剥夺了君主的其他所有权力。

　　然而，即使是人事权，范仲淹也并不主张全部交给君主。他在同一篇文章中还说：“千官百辟，岂能独选？必委之于辅弼矣。惟清要之职，雄剧之任，不可轻授于人，佥谐之外，更加亲选。”可见，在范仲淹看来，君主的人事权，也仅仅限于选拔“清要之职，雄剧之任”。而选拔这些官员也要有前提。即必须“佥谐”——群众舆论要能通得过。看来，君主的这点权力也要置于群臣的监督之下，也不容易以自己的意志为意志。由此观之，范仲淹希望赋予君主的，只是一种有限的、有条件的人事权。

　　接下来，我还想探讨一下范仲淹关于皇权与相权的辩证观。在对待皇权的问题上，从宋代士大夫的言行中，人们往往可以发现一种矛盾现象。即时而主张皇权虚化，时而又要求加强皇权。作为宋代士大夫的个案研究，以前我曾分别写过关于宋祁和苏颂的文章。从他们对待皇权问题的态度上，我都发现了这种矛盾现象。[73]这种矛盾现象，在范仲淹的言行中，也毫无例外地存在着。那么，怎样解释这种矛盾现象呢？

　　通过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在宋代，皇权全面走向象征化的同时，作为宰相和执政集体领导的相权空前强化。[74]就皇权和相权这二者来说，皇权过强，易成君主专制；相权过重，易成权相独裁。二者都不利于一个政权的长治久安。因此，作为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对这两种倾向都很敏感。他们常常小心审慎地权衡两端，“允执其中”，以阻止两种倾向的发生。

　　作为范仲淹，在他走入政界后，适逢朝廷中吕夷简长期任相，颇为专权，进退官员，一由己意。例如范仲淹就曾两度遭其贬放。甚至吕夷简还左右皇帝废掉了皇后。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同位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相抗争，范仲淹只能抬出皇帝来，把皇权作为限制相权的武器。面对吕夷简的专权，范仲淹对宋仁宗说：“官人之法，人主当知其迟速升降之序，其进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在这种形势下，范仲淹主张“君道宜强，臣道宜弱”。因此，可以这样说，主张加强皇权，是宋代士大夫在特殊时期，特殊形势下，为了特殊的目的，所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总的看来，在正常的政治形势之下，包括范仲淹在内，宋代士大夫还是希望君主最好不要干涉政府机器的正常运转，希望君主老老实实地呆在九重宫禁中，做他的“官家”。

　　范仲淹以及宋代士大夫皇权观念的形成，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宋代是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全新的社会。唐末五代时期几十年的剧烈动荡，造成了一种文化断层。这种机缘，使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崛起的一代士大夫得以重塑传统，再造理论。在对待皇权问题上，宋代士大夫的观念也与前代有着明显的不同。唐末五代动荡的现实，几乎把“君权神授”的观念打得粉碎。而作为皇帝，也在这种现实之下，从至高无上的天子，重新走回人间。在宋代士大夫那里，皇权观念降低的同时，国家意识却增强了。皇权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受到很大的限制，而中央政府的管理机制则日趋完善。这种局面，使皇帝重新定位。即将其地位以新的形式再度“提高”——推向象征化。作为皇帝，其作用在于，以国家、民族的象征，来维系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75]

　　在这样的背景下，宋代士大夫对“忠”的认识也比以前有了相当大的改变。《东都事略》的作者王称在卷98《李清臣传》中写道：“人臣以公正为忠。”就是说，对宋代士大夫来说，忠并不仅仅意味着对皇帝本人效忠，而是体现在行为的公正上。这样的忠，更接近于忠诚、忠实的意思。范仲淹对寇准“左右天子”的行为评价为“天下谓之大忠”。这种大忠，无疑是“大公”的同义语。也就是把传统意义上的“忠”转化成为对天下尽忠的“大公”。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范仲淹，其皇权观，正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观念的折射。反过来说，那个时代的皇权观念，也在范仲淹身上得到充分体现。

代结语——“名节无疵”还是“甚坏风俗”

　　对于范仲淹，王安石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除了在绪说援引的范仲淹祭文中有“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这样极高的评价之外，在《长编》卷275熙宁九年五月癸酉条，又记载王安石指责范仲淹“好广名誉，结游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为什么王安石会有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呢？似应作一些具体分析。从政治策略的角度考量，祭文是作于仁宗末年，此时范仲淹的政治同道韩琦、富弼、欧阳修都处于相当高的地位，所以王安石的祭文与其说是为死人作的，不如说是给活人看的。从王安石文集中大量的呈写给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的书信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政治依从倾向是相当明显的。当然，王安石在写范仲淹祭文时，也并不完全是从政治依从着眼的。本来就负有盛名的范仲淹，在壮志未酬的境况下死去，更把其名声推向鼎盛。所以，王安石的祭文也体现了当时他从心底里敬佩范仲淹这一层面。王安石的一生，曾为故人写过几十篇祭文。其中范仲淹祭文的篇幅最长。比宰相文彦博祭文长出了几倍，也比写给其恩师欧阳修的祭文长。从这一事实也可见王安石对范仲淹敬佩之一斑。可以说，王安石对范仲淹的称扬代表了当时士大夫的主流评价。因而，这篇范仲淹祭文也被广泛征引。[76]

　　基于范仲淹生前的言行而形成的主流评价，在范仲淹死后，又塑造出一个近乎完美的范仲淹的精神形象。此后，这个精神上的范仲淹就成为了中国传统士大夫所代代传承的“道统”的一部分。并且，精神范仲淹一经塑造出来，便作为无可非议的正面形象被定型下来。此时的范仲淹已与生前活着的范仲淹有所不同了。这也是历史上常有之事。某个人物一旦被赋予某种精神意义，便几乎是永远不会改变了。要说改变，也仅仅是油彩越涂越厚。例如被肯定的岳飞，被否定的秦桧等。随着时光的推移，被固定下来的精神人物被后人不断进行再加工。或是锦上添花，或是雪上加霜。总之，神圣的愈加神圣，丑恶的愈加丑恶。这也是历史的“累层造成说”的一个方面吧。

　　从王安石在范仲淹死后积极参与范仲淹精神形象的塑造来看，时过二十余年，王安石与宋神宗批评范仲淹，当是属于一种私下里的议论。我们来看一下两个人的对话。

　　上又论，范仲淹欲修学校贡举法，乃教人以唐人赋体《动静交相养赋》为法，假使作得《动静交相养赋》，不知何用？且法既不善，即不获施行，复何所憾！仲淹无学术，故措置止如此而已。

　　安石曰：仲淹天资明爽，但多暇日，故出人不远。其好广名誉，结游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

　　从以上的对话可以看出，君臣二人的议论，主要是从政治的角度，围绕着当时的变法，对以前改革的教训所做的总结。当然这种总结包括了对范仲淹的批判。然而，在范仲淹的精神形象业已竖立的氛围中，这种批判是无法拿到桌面上来的，也仅限于君臣二人私下议论而已。因为即使皇帝也不能罔顾士大夫的舆论反应。而作为士大夫的一员的王安石就更要顾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