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说
在中国，一个改革家，特别是一个失败了的改革家，在他的生前身后，往往会非议甚多，以致盖棺难以论定。然而，主持宋代第一次重大改革“庆历新政”的范仲淹，则是个例外。
朱熹评论他：“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1]
刘宰评论他：“本朝人物，南渡前，范文正公合居第一。”[2]
范仲淹的改革同道韩琦评论他：“大忠伟节，充塞宇宙，照耀日月。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来哲。”[3]
宋代最大的改革家王安石评论他：“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4]
前贤渺远，近哲可师。在宋代，乃至后世，这个失败的改革家，则成为士大夫精神世界中的圣人。
范仲淹为什么会得到如此之高的评价？为什么会得到如此之高的精神地位？同样是改革家，王安石的身后为什么竟是毁誉参半，而范仲淹则是“名节无疵”？
以往，人们评论范仲淹，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范仲淹的事功上，集中在范仲淹如何主持“庆历新政”和抵御西夏这两件大事上。[5]诚然，这是范仲淹的主要活动，不应当忽视。然而，人们却很少去探讨形成范仲淹这些事功的原动力是什么？在这种原动力的推动下，产生了什么样的行为准则与行为方式？而形成这种原动力的时代背景又是什么样？如果没有一种精神上的原动力，范仲淹会有如许事功，会得到如许评价吗？在这里，我想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一下范仲淹。我以为，这样的研究或许有助于人们对宋代士大夫社会与士大夫政治的认识，乃至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主流精神的认识。
一、“荷国家不次之遇，思所以报”——报恩论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这是宋人编次并广泛流传的《神童诗》[6]的第一首。这首诗形象地说明了宋代朝廷与士大夫的关系以及士大夫的社会地位。范仲淹晚年也作过一首诗，作为对自己仕途的回顾和对乡人的劝谕：
长白一寒儒，登荣三纪余。
百花春满路，二麦雨随车。
鼓吹迎前道，烟霞指旧庐。
乡人莫相羡，教子读诗书。[7]
如果说以上两首诗是以笼统和含蓄的笔触来表达一种观念和意识的话，那么，相传出自北宋第三代君主宋真宗之手的《劝学诗》，则是十分通俗浅显地告诉人们，天子是如何“重英豪”的，并且形象地向人们晓谕了为什么“唯有读书高”的道理。诗云：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8]
这些诗，尽管都是毫无例外地诱人以功利，但在客观上却反映出一种观念。那就是，一个人的政治身分与社会地位是可以通过读书来获得的。这是一种全新的观念。在宋代以前，是缺乏形成这种观念的现实条件和社会基础的。然而从宋代开始，自身获益的体验与官方的提倡，以及“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9]的现实，则象春雨入土一样，滋润并助长着世世代代的庶民与士大夫的梦想。而这种光荣与梦想，又不断地激励着他们的进取心。于是，宋真宗的诗演化成为民谣：“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于是，始盛于宋的科举制度，历千年而不衰。
不可否认，利，对任何人都是一种诱惑。但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并不都是唯利是图。犹如“器”之于“道”，他们当中的不少人是以科举之“器”，来实现其理想之“道”。自古以来，在中国知识份子的血液里，一直流淌着一种责任意识，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不过，这种责任意识，由于客观环境与统治者的政策等因素，在许多时期里，使许多士大夫得不到抒展。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这种门阀制度及其残余观念一直影响到唐代。这样就使大多数士大夫难以“达则兼济天下”，就只好转而“穷则独善其身”。一部分人因此而遁入山林，走向了积极入世的反面，做了隐士。中国古代的隐士现象，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政治上极度压抑之下，产生出来的一种畸形解脱。
宋代则不然。从客观政治现实来看，唐末五代的大动荡，较为彻底荡涤了残余的腐朽门阀观念。在宋代，已经基本上找不到唐代政治生活中常常出现的士庶之争了。此外，五代时期政权象走马灯似地不断更迭，打乱了固有的政治秩序，打散了传统的政治组合，也不可能形成和平时期出现的那种牢固的“门生故吏”式的政治派系。这就给绝大多数士大夫步入仕途提供了一种相对平等的机会与可能。
此外，从统治者的主观意图来看，赵宋王朝鉴于历史上出现的魏晋门阀政治、隋唐集团政治、五代武人政治的弊端，加之自身并未带有多少“君权神授”的光环，因此，这个同样是通过篡夺建立起来的政权，选择和制定了一种能够最广泛地笼络士大夫的政治策略，让他们都来参与政治，以增强士大夫对这个政权的向心力。这就是“与士大夫治天下”。
“与士大夫治天下”。这句话出自北宋宰相文彦博之口。熙宁时期，王安石实行变法，朝野内外议论纷纷，神宗拿不定主意，招集文彦博等大臣们商议。其间，君臣有如下对话。
文彦博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
上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
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10]
“与士大夫治天下”，这句话不仅充满了一代士大夫的自豪与自信，也等于是提醒君主，我们是这个政权的合作者。它反映了一种新型的君臣关系，也清楚地表明了宋代政治的特征。与这句话适成对照，令我不禁想起了一个士大夫之死。
一个叫颜见远的读书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朝齐做官，当梁代齐，他竟绝食而死，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伯夷、叔齐。梁高祖听说这件事之后，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自应天从人，何预天下士大夫事？而颜见远乃至于此也！”[11]一介书生之死，对一个王朝来说，固然微不足道，但从今天看来，则可以说是时代的悲剧。在那个时代，士大夫之于朝廷，至多是一种雇佣、而不是作主的关系。而当历史步入宋代，则真可谓是“时代不同了”，士大夫作为一个阶层、一种势力，已经崛起，并且已经不可小视。
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与太祖、太宗一同打天下的士大夫们，为他们所建立的政权设计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基本政治构架。在这种政治构架之下，宋朝统治者通过科举的方式，大规模地开科取士，把视角面向全社会，汲取有用之才，这就扩大了统治基础，把一个农业社会中占人口比例并不多的掌握文化知识的精英大都网罗了进去。由于“取士不问家世”[12]，读书人只要耐得寒窗苦读，在机会基本均等的竞争之下，其中的出类拔萃之辈便能够脱颖而出，通过科举而跃入统治层，成为统治结构中的一分子。
入仕后的士大夫们，不再因难跳“龙门”而顾影自怜。恰恰相反，社会环境的改变，入仕的成功，“兼济天下”之志的再度激发，使他们以所投入的政权安危为己任，不再充当冷眼观世的局外人。这一切都铸成和强化了一代士大夫的责任感与事业心。“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13]二十世纪初叶，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的疾呼，似乎是宋代那“与士大夫治天下”的遥远的回声。
宋代君主希望通过扩大科举考试能够恩归于己，并且将殿试制度化，以增强士大夫都是“天子门生”的观念。朝廷的各种优礼政策，使得宋代士大夫十分感激君主的知遇之恩。许多由普通庶民甚至贫民出人头地的士大夫，在对国家朝廷尽忠尽力的行为中，都包含了相当强烈的报恩成分。
出身贫寒的范仲淹自然也不例外。他是宋王朝优礼士大夫政策的受惠者。在范仲淹的所有言行中，都浸透着一种浓厚的报恩思想。不过，在他那里，已不是简单地对君主一人报恩，而是升华到为一个朝廷尽忠尽力，为这个朝廷所代表的国家的最高利益——长治久安而尽心竭虑。
范仲淹两岁时，父亲便去世了。母亲因生计无着，携其改嫁，过着一种寄人篱下的贫寒生活。青年时期，范仲淹在山间僧舍读书，饮食难济，一小盆粥冷冻之后分成四块，放一点韭菜和盐，便是一天之食。[14]范仲淹在睢阳学舍读书时，生活也很艰苦，以致牵动同学中富家子弟的侧隐之心，馈以食物。[15]当时，他将自己比作贫困的颜渊。[16]然而，在登进士第入仕之后，范仲淹的境况便顿然改观了。政治地位且不说，仅从经济收入看，当他还仅仅是大理寺丞、秘阁校理这样的小官时，据他自己说，一年的俸禄已相当二千亩地的收入了。[17]由此，也可见宋王朝对士大夫优礼政策之一斑。因此，范仲淹从他自身这种地位与经济上的变化中，深切体会到：“朝廷用儒之要，异其品流，隆其委注。”[18]
“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治构架，决定了宋王朝优礼士大夫的政策。这种政策，具体讲，正如宋人吕中在《大事纪讲义》卷1序论所言：
取士至于累举，举官至于及内亲，任子至于异姓，拜近必择良日，固所以结士大夫之心。
对此，范仲淹时常萦绕于怀的是：“某早以孤贱，荷国家不次之遇，夙夜不惶，思所以报。”[19]这样的话，范仲淹不止一次地说过。例如，他说：“某孤平有素，因备国家粗使，得预班列。……每自循揣，曷报上恩。”[20]他还说：“自省寒士，遭逢至此，得选善藩以自处，何以报国厚恩。”[21]
上面引述的范仲淹的几句话，我都是摘自范仲淹写给朋友的书信。如果说一个士大夫写给朝廷的奏疏多少有些官面文章的成分，那么，朋友间私下的书信，则大致上反映了一个人的真实思想。所以说，上述言论所展示的范仲淹的报恩思想，可以说是相当真实的，相当真切的。同时，我还注意到，范仲淹上述话语所提及的报恩对象，不是君主一个人而是国家政权这个整体。
自身地位的强烈反差，雄心壮志的得以舒展，这一切都造成了范仲淹浓厚的报恩思想。我以为这种报恩思想，就是范仲淹一切政治行为的主要原动力、内驱力。范仲淹的许多行为准则和行为方式，都可以从这里找到部分答案与解释。
不过，范仲淹是以宋代士大夫特有的方式来报答国家朝廷对他的恩遇的。即这种报恩思想化作了一种对国家对朝廷的强烈责任感与事业心，贯穿在他的一言一行之中。在士大夫政治的构架之下，国家政权就是士大夫的政权。朝廷优礼士大夫的政策，同样也是在士大夫的主持之下实施的。因此，可以这样说，士大夫向朝廷、向作为朝廷代表的皇帝报恩。实际上是个人向整个集团的表忠，是政权的参与者向自己的政权尽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