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少小爱功名，欲作万人英”——爱名论

　　宋王朝的优礼政策，开科取士的一系列措施，这一切都极大地激发了士大夫们压抑已久的“兼济天下”之志。一个个都跃跃欲试，试图建功立业，以报答国家对他们的知遇之恩，并且光宗耀祖。作为士大夫中的一员，范仲淹的功名心相当重。早在天圣二年（1024），范仲淹就在他的一首诗中自抒抱负：“有客淳且狂，少小爱功名；非谓钟鼎重，非谓箪瓢轻。”[22]同时，他慨叹道：“风尘三十六，未作万人英。”[23]不过，他很自信：“万古功名有天命，早晚将相云汉外。”[24]他在经略西边时，满怀自信地吟出：“功名早晚就，裴度亦书生。”[25]看来，出身贫寒的范仲淹颇想出人头地，欲作“万人英”。幸运的是，以士大夫为统治基础的社会政治环境，给他提供了这种机会。

　　对于范仲淹的爱名、近名，当时颇有些非议。范仲淹入官的举主（推荐人）晏殊就曾告诉过他，说有人议论他“好奇邀名”[26]。宰相吕夷简说范仲淹“务名无实”[27]。曾向晏殊推荐范仲淹的另一位宰相王曾，也说过“范希文未免近名”之类的话[28]。看来，对于范仲淹的爱名、近名，在当时，除了有人出于恶意攻击之外，不少人也不理解或有些误解。

　　那么，范仲淹是怎样看待名节问题的呢？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名节观。

　　范仲淹在天圣八年（1030）写的《上资政晏侍郎书》中，集中反驳了别人对他“好名邀奇”的非议。在景祐三年，为反击吕夷简攻击他“务名无实”，范仲淹又专门写了一篇《近名论》。这两篇文字，集中地反映了范仲淹的名节观。[29]

　　第一，范仲淹认为，道家的远名说，缺乏责任感。他列举了老子的“名与身孰亲”和庄子的“为善无近名”等说法，加以批驳。他说，这是“道家自全之说”，“使人薄于名而保其真”，并不是“治天下者之意”。他说这种人“非爵禄可加，赏罚可动，岂为国家之用哉”！就是说，范仲淹认为，这种无入世之意，不爱名节，明哲保身的人，毫无责任感可言，根本不可能为国家尽力。因此，统治者不应当提倡道家的远名说。他说：“如取道家之言，不使近名，则岂复有忠臣烈士为国家之用哉！”

　　第二，范仲淹认为，重名、爱名，是圣人前贤一贯的思想与作风，著在经典。他从儒家经典中找出许多重名、爱名的理论，如“立身扬名”，“善不积不足以成名”，“疾末世而名不称”，“荣名以为宝”等等，来证明他主张近名符合圣人的思想。同时，他还列举出古代圣王名臣的许多事迹，来进一步阐述他的“近名论”。他说：“我先王以名为教，使天下自劝。汤解网，文王葬枯骨，天下诸侯闻而归之。是三代人君已因名而重也。太公直钓以邀文王，夷、齐饿死于西山，仲尼聘七十国以求行道，是圣贤之流无不涉乎名也。孔子作《春秋》，即名教之书也。善者褒之，不善者贬之，使后世君臣爱令名而劝，畏恶名而慎矣。”

　　第三，范仲淹认为，重名、爱名，是推行教化的第一要事，关乎治乱兴衰。他说，“名教不崇，则为人君者，谓尧舜不足慕，桀纣不足畏；为人臣者，谓八元不足尚，四凶不足耻。”而普通人如果不爱名，“则虽有刑法干戈不可止其恶也。”最后，他指出：“人不爱名，则圣人之权去矣。”就是说，儒家以礼教化天下，使人有羞耻之心，遵守一定的秩序规范。如果人人都不在乎自己的名节，毫无羞耻之心，那么，圣人借以教化天下的理论也就行不通了。因此，范仲淹得出结论：“教化之道，无先于名。”

　　所以说，在范仲淹看来，一个人看重和爱惜自己的名节、名誉，立身扬名，是件好事，而不是坏事。范仲淹的一生，就是好名、重名的一生。在当时，范仲淹可谓是直声满天下，贤名遍朝野。然而，范仲淹的好名、重名是有一定分寸的。他对这个问题有一种辩证的认识，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应当爱名，在什么情况下不应当顾名。范仲淹并不是那种“卖直取名”的浅薄之辈。在他那里，近名与邀名是有严格区别的。他在一封家书中嘱咐继父家的子弟说：“平生之称，当见大节，不必窃论曲直，取小名招大悔矣。”[30]由此可见，范仲淹的近名，是建立在高度事业心之上的近名，好的是大名大节，而不是出于个人目的的出风头。因此，他在生前死后，留下的名是一种正直之名。此外，当这种注重个人名节对国家利益以及整个事业有所妨碍时，范仲淹认为，应当服从大局，“宜与国同忧，无专尚名节”。[31]

　　范仲淹提倡注重名节，可以说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的一种拨乱反正。唐末五代时期，由于政权转换频繁，士大夫往往转仕几朝。如自命“长乐老”的冯道，就历仕四朝十君[32]。宋朝禅代后周，后周一批士大夫成为宋臣。在宋初的几十年中，“贰臣”充满了朝廷。因此，当时对所谓的“贰臣”，在舆论上也没有什么非议。后来，范仲淹等人痛感五代以来士风浇薄，道德沦丧，而以身作则，振作士风，砥砺士大夫名节。《宋史》卷446《忠义传序》指出：

　　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余憾，况其他哉！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足示意向。厥后西北疆场之臣，勇于死敌，往往无惧。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缙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

　　从宋初到真宗时期，在统治层，道家的“无为”思想占了主导地位。当时为了安定政局，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有关，从中央到地方，宋王朝也不得不接受和使用前朝以及过去割据政权的官吏。然而，时光过去了几十年，随着政局的安定，作为朝廷，已经没有必要继续提倡道家的无为之治了。因此，在道德上对所谓的“贰臣”的评价，也发生了变化，否定性的批判成为风潮。以道家批判为中心的范仲淹的爱名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它代表了当时的新思潮。实际上，在《宋史·忠义传序》中名列于范仲淹之前的王禹偁，在太宗时代，关于名教，就已经提出了与范仲淹几乎相同的主张[33]。在与范仲淹同时，欧阳修也在其编纂的《新五代史》中，改而对冯道作了否定的评价，同样也是这一思潮的反映。

　　朱熹更是具体地突出评价了范仲淹以名节振作宋代士大夫之功。他说：“范文正公作成忠义之风。本朝范质，人谓其好宰相，只是欠为世宗一死耳。如范质之徒却最敬冯道辈，虽苏子由议论亦未免此。宋朝忠义之风，却是自范文正作成起来也。”[34]朱熹还有一段与学生的问答。

　　问：本朝如王沂公人品甚高，晚年乃求复相，何也？

　　曰：便是前辈都不以此事为非。所以至范文正，方励廉耻，振作士气。[35]

　　清人王士祯《池北偶谈》卷六援引一个叫魏象枢的话说：“好名是学者病，是不学者药。”这句话颇有道理。但他仅是就勉励学业而言，而范仲淹的近名之论、近名之行，意义则更为广泛深远。起码说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一点已有定评。在南宋前期，有个叫薛季宣的人进一步展开了范仲淹的爱名论，他向宋孝宗进言说：

　　近或以好名弃士大夫。夫好名特为臣子学问之累。人主为社稷计，唯恐士不好名耳。诚人人好名畏义，何向不立。[36]

　　此外，在《宋史》卷423《陈埙传》中，有这样一段问答：

　　（史）弥远召埙问之曰：吾甥殆好名邪？

　　埙曰：好名，孟子所不取也。夫求士于三代之上，唯恐其好名。求士于三代之下，唯恐其不好名耳。

　　南宋理学家黄震在《黄氏日抄》的《本朝诸儒理学书》中，引用理学家张栻的话说，“君相不当恶士大夫好名。唯朋友相切磋，不当好名耳”。

　　归纳以上诸人的言论，可以看出，自范仲淹以来，爱名论作为一种“道统”已为宋代士大夫所普遍接受。宋亡之际，能出现如文天祥那样的坚贞之士，不能说与崇尚名教、砥砺名节无关。不管怎样评价，功名心对于一个人来说，毕竟构成了一种进取的驱动力。而当一个人的功名心与事业心结合在一起时，则肯定会成为积极因素。

三、“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忧患论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河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段为人们所熟悉的《岳阳楼记》中的名言，正是范仲淹忧国忧民之心的自我真实写照。

　　《岳阳楼记》写于庆历六年（1046），而范仲淹这种忧国忧民之心，早在少年时代便已形成。欧阳修在范仲淹神道碑中写道：“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37]此外，欧阳修在景祐元年，当得知范仲淹知苏州时，写给范仲淹的一封信.其中就有这样的话：“希文登朝廷，与国论，每顾事是非，不顾自身安危，则虽有东南之乐，岂能为有忧天下之心者乐哉！”[38]欧阳修在信中把范仲淹称为“有忧天下之心者”，可见，他对范仲淹这一点相当熟悉，所以他在范仲淹神道碑中写范仲淹少有忧患之心，当是言之有据。

　　范仲淹少年时期，曾为自己的将来设想了两种职业，两条生活道路。一是做良相，一是做良医。宋人赵善璙的《自警篇》卷8记载：

　　范文正公微时，尝诣灵祠，求祷曰：“他时得相位乎？”不许。复祷之曰：“不然，愿为良医”。亦不许。既而叹曰：“夫不能利泽生民，非大丈夫平昔之志也。”他日，有人谓公曰：“丈夫之志于相，理则当然。医之技，君何愿焉，乃无失于卑耶？”公曰：“嗟乎，岂为是哉！古人有云，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且丈夫之于学也，固欲遇神圣之君，得行其道，思天下匹夫匹妇有不被其泽。若己推而内之沟中，能及小大生民者，固惟相为然。既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医。果能为良医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生民之厄，中以保身长生。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舍夫良医则未之有也。

　　从这条记载可以看出，范仲淹的两种人生设想，一是救世，一是救民，都是以忧国忧民为出发点的。在范仲淹入仕后，这种忧国忧民意识，变得更为强烈。天圣五年时，他仅是一名大理寺丞这样的小官，在母亲去世服丧期间，他由一己之忧，而推及天下之忧，在强烈的忧患意识的驱使之下，写下了近万言的《上执政书》[39]。针对当时各个领域中的弊端，提出了自己的改革建议。他在述说上书的理由时说：“不敢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

　　做地方官，他说：“忧国忧民，此其职也。”[40]为边帅，他在因擅复西夏赵元昊书而被冤枉地降职时说：“既去职任，而尚怀国家之忧。犹卞生献璧，不知其止，足虽可刖，而璧犹自贵。”[41]在朝为谏官，范仲淹奉命视察江淮灾区，将灾民用以充饥的野草拿回一把，带给皇帝，“请示六宫贵戚，以戒侈心”[42]。他还称赞灾区的地方官吴遵路的救灾事迹。后来，当吴遵路去世时，范仲淹专门写了祭文，满怀深情地说吴遵路“忧国忧民，早衰而死”[43]。看来，范仲淹并不是不知道忧国忧民会耗心损神，但他始终未改初衷。由于背负着忧患之心，范仲淹一生活得很沉重，很少有欢快轻松的时候。甚至在同朋友一道饮酒时，范仲淹也会联想到黎民百姓，“但愿天下乐，一若樽前身”[44]。

　　宦海沉浮，也曾使范仲淹产生过急流勇退的念头。但这种很快就被他那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所遏止，想到的是：“鹏鹪共适逍遥理，谁复人间问不平？”[45]

　　由上述可见，范仲淹的忧国忧民，是一种明确的自觉意识。因而，也就相当强烈而执著，“如卞生献玉，不知其止，足虽可刖，而璧犹自贵”。这种执著的忧国忧民意识，正是强烈的事业心与责任感的延伸。相反，一个对国家、对百姓毫无责任感的人，只会局于自私而可怜的一己之悲欢，绝不可能产生出如此高尚的忧天下之心。

　　那么，范仲淹这种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是怎样形成的呢？我想起码有这样几个因素。

　　从客观上看，第一，宋王朝“以士大夫治天下”的社会政治环境，造就了范仲淹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责任感。因而，他一言一行，处处从民生疾苦与国家安危着想。第二，到范仲淹入从仕的时代，大宋王朝已建立了八十余年。这架巨大的车子，已开始从峰巅向谷底滑落，各种危机已经萌发。用范仲淹的话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雍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46]。这种政治现实，也不能不使具有高度责任感的范仲淹忧患意识增强。

　　从主观上看，第一，范仲淹在入仕之前，身处底层，对民间疾苦和地方上贪官污吏、各类横豪对百姓的欺压深有了解。他说：“臣出处穷困，忧思深远，民之疾苦，物之情伪，臣粗知之。”[47]因此，他在少年时代选定良相与良医作为将来的职业时，便已立志救世于水火，解民于倒悬，形成了深重的忧国忧民意识。第二，儒学积极入世与重民思想的长期陶铸，使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树立得相当牢固。既以天下为己任，必然会有忧天下之心。范仲淹说过他的忧患意识是推求“古仁人之心”的结果。范仲淹很推崇唐代韩愈的文学成就，倡导北宋的古文运动。[48]他的思想也受韩愈这样的一代大儒影响很深。范仲淹心忧天下，冒死上言，也援引韩愈为楷模。他在《上资政晏侍郎书》中说：“韩愈自谓有忧天下之心，由是时政得失，或尝言之。”总之，“以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治环境，危机日重的社会问题，古代仁人志士的风范所及，这诸多因素，铸成了范仲淹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品格。

　　或许，在今天一些人的眼里，范仲淹活得很累。的确，他是活得很累。但一个人或者是一批人，特别是那些为官为吏从事公务的人活得很累的话，或许就可能换来更多的本来就活得很累的人的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