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归丽则”的理论内涵

　　扬雄在《法子·吾言》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他把赋分为“诗人之赋”和“辞人之赋”。“诗人之赋”，是指以屈原为代表、继承《诗经》传统的赋；“辞人之赋”是指景差、唐勒等人撰写、文辞靡丽的赋[3]P391。扬雄褒“诗人之赋”贬“辞人之赋”的看法或许有可以商榷之处，但他指出了屈原骚赋与汉赋的区别，还是有道理的。彦和《诠赋》篇进一步阐发扬雄的看法，提出“风归丽则”的理论命题。

　　“风归丽则”是指赋体创作要绮丽而有法则[6]P65。“丽”是赋体的文体标志。赋之“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物象的选择上追求“唯美”。大赋的对象多为京都、宫殿和苑囿，如司马相如《上林赋》的上林苑、班固《两都赋》的西都（长安）和东都（洛阳）、扬雄《甘泉赋》的甘泉宫等；小赋的对象多为物色、鸟兽和音乐，如谢惠连《雪赋》的白雪、祢衡《鹦鹉赋》的鹦鹉和王褒《洞箫赋》的洞箫等。对象不论大小，大多是“美”的事物。二是写法上“极声貌以穷文”。尽管不同的赋作风格各异——或“繁类以成艳”，或“穷变于声貌”，或“明绚以雅赡”，或“迅拔以宏富”，可大都采用铺叙、夸饰、比喻等表现手法，极尽铺排之能事。如扬雄《甘泉赋》：“蛟龙连蜷于东厓兮，白虎敦圉乎昆仑……乘云阁而上下兮，纷蒙笼以混成。曳红采之流离兮，飏翠气之宛延。”场景壮观、奇丽，写法崇尚铺张。三是语言上讲究“绮丽”。即所谓“赋取乎丽，而丽非奇不显，是故赋不厌奇。”[7]（P132）大赋辞采富丽，多用奇字：

　　千乘雷起，万骑纷纭。元戎竟野，戈鋋慧云，羽旄扫霓，旌旗拂天。焱焱炎炎，扬光飞文。吐爓生风，欱野歕山。日月为之夺明，丘陵为之摇震。……俯仰乎乾坤，参象乎圣躬。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稜。西荡河源，东澹海漘。北动幽崖，南燿朱垠。（班固《东都赋》）

　　小赋文辞奇巧，风格清新：

　　其妙声，则清静厌瘱，顺叙卑达，若孝子之事父也。科条譬类，诚应义理，澎濞慷慨，一何壮士！优柔温润，又似君子。……其仁声，则若颽风纷披，容与而施惠。（王褒《洞箫赋》）

　　汉赋创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汉语的狂欢”。它充分展示了汉语的独特之美，把汉语的“能指”发挥得淋漓尽致。“则”是赋体的创作规范。如果只讲“丽”，不讲“则”，容易走上“繁花损枝，膏腴害骨”的“丽淫”之途，因此，彦和主张“丽则”。“则”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体物写志”。彦和指出，“登高能赋”是为了“睹物兴情”。正因为“情以物兴”，所以作赋要“写气图貌”，表达情志。大赋是通过描绘京都、宫殿、苑囿和田猎来“序志”；小赋是是借助草木、鸟兽、“庶品杂类”来“象其物宜”，“侧附”情理。“辞赋英杰”贾谊的《鵩鸟赋》“致辨于情理”；“魏晋之赋首的”郭璞和袁宏，前者“縟理有余”，后者“情韵不匮”；他们都通过物象来抒写情志。故此，清人刘熙载《艺概·赋概》云：“古人一生之志，往往于赋寓之”，“志因物见”。二是关乎“风轨”。彦和指责“逐末之俦，蔑弃其本”，“无贵风轨，莫益劝戒”，发挥了郑玄“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的看法，从反面说明赋应该接续《诗经》“吟咏情性，以讽其上”的“为情而造文”传统。他提出作赋“义必明雅”（内涵明白雅正），就是要宗法《风》《雅》，补“丽淫”之偏，纠不涉及风教法度、无益勉励劝戒之弊。显然，彦和倡导的是扬雄“诗人之赋”，是以《诗经》的《风》《雅》创作范式来铨评赋的创作。他认为，“赋自《诗》出”，尽管后来与诗“分歧异派”，但“赋、颂、歌、诗，则《诗》立其本”，体现了他以经为体、“正末归本”的主导理念。他指摘“辞人赋颂”，不满近人“远弃《风》《雅》，近师辞赋”的原因正在于此。刘熙载《艺概·赋概》有云：“意之所取，大抵有二：一以讽谏……一以言志……言志讽谏，非雅丽何以善之？”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亦云：“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义在托讽，是为正体。”刘氏的“讽谏”、“言志”，来氏的“托讽”，都是承传彦和赋宜“写志—风戒”的观点。如果作者真能做到“丽”而“则”，那么，他的赋就是“文虽杂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丽词雅义”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