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转变的原因

与有关传世文献相较，帛传四篇显然反映了孔子本身的思想转变。这一转变的原因首先在于孔子晚年究《易》的学思经历。据《论语·述而》载：“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周易乾坤凿度》亦记孔子“五十究《易》”。但《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 矣。”《汉书·儒林传》亦谓孔子“盖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今帛传《要》亦称“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由于这些记载在时年方面不甚一致 ，因此对于孔子究《易》一事，历来存在疑问104。但是，深入领会以上各条语意，并联系孔子生平行事，可以发现这些记载或许恰恰反映了孔子究《易》的过程。孔子所谓“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当系发愿之语(《周易乾坤凿度》用记事语气，不可信；应以《论语》为准)，言时当近五十岁，梁皇侃定在四十五六，宋邢昺定在四十七，二说实近，均可从。据《史记·孔子世家》，其时季氏家臣阳虎囚桓子，季氏亦僭于鲁公室，“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 ，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当此退居之时，孔子有意于专心究《易》是可能的。也就在这几年间，孔子曾于鲁桓公庙观欹器，引申出谦、损之道，这或许是促使孔 子究《易》的动因，也可能是孔子初步学《易》所受的启发。然而孔子五十之年，公山不狃以费叛，召孔子，孔子欲往而未成行。此后五十一岁直至六十八岁的十八年间，孔子或仕鲁，由中都宰、司空至大司寇摄相事；或游列国，辗转于卫、曹、宋、郑、陈、蔡、楚、叶之 间，畏于匡，厄于宋，失于郑，要盟于蒲，绝粮于陈，见讥于蔡、楚，颠沛流离，汲汲遑遑。当此之时，孔子究《易》之愿并未放弃，故《要》有“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的记载，特别是在“居陈三岁”、“迁于蔡三岁”的相对安定的时候，孔子对《易 》当多所用功及讲论，《缪和、昭力》应该就是这些时候孔子论《易》的记录；但以为这一时期孔子于《易》已臻于精深则恐怕未必。六十八岁孔子自卫返鲁。此后直至去世的五六年间，孔子在鲁，“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于是孔子致力于整理诗书礼乐，作《春秋》。也就在此时，孔子对《易》进行了深入研究，《史》《汉》所载“孔子晚而喜《易》”，此之谓也。以孔子至圣，加之以特别喜好，用功甚勤，因此达致对《易》的精通并形成新的思想结晶，应该是不成问题的。据《抱朴子·祛惑》载：“有古强者云：孔子尝劝我读《易》，云：此良书也，丘窃好之，韦编三绝，铁挝三折，今乃大悟。”“今乃大悟”四字用来形容孔子学《易》以至于“知”以后的思想状况，联系帛传四篇来看，当无爽。

孔子究《易》而导致天人相与思想的转变，也由于春秋时代义理易的兴起开拓了新的思想方法途径。探讨《易》之义理或以义理解《易》，并不肇始于孔子。《左传·庄公二十二年》 载周史为陈侯筮，遇观之否，曰：“庭实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襄公九年》载，鲁成公母穆姜“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 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其解说元亨利贞四德，与传世本《乾文言》如出一辙。凡此虽仍多用卜筮、据卦象而重征兆，但却往往加以义理方面的引申，这当为孔子“后其祝卜”、“观其德义”的《易》学思想提供了借鉴。据《周易乾凿度》、《辨终备》、《大戴礼记·易本命》、《京氏易传》乃至帛传四篇等载，孔子论《易》亦曾涉于卜筮、象数，甚至有卦气 、纳甲思想萌芽，这方面《易》论与义理之论纠缠混合。但正如帛传《要》所载，孔子宣言 “与史巫同涂而殊归”，在在阐发《易》之义理而很少涉及卜筮象数，达到了后卜筮、虚象数而重德义的理性自觉，这应该反映了孔子在《易》学领域基于时代思想水平而又戛 戛独造的成就。因此，以孔子为义理易由附庸蔚为大国的开创者当不为过。

从思想内容来看，孔子成就其天人道德观的根据则在于春秋时代疑天思潮的高涨。从《尚书》可见，殷周时代社会上层已经偶然出现“天难谌命靡常”、“天不可信”一类对主宰之天 表示怀疑的思想。迄于春秋，历史的变革和社会的异动导致对主宰之天的怀疑几乎成为弥漫 于各阶级阶层的思潮，其中不乏对于主宰之天的怨毒和诅咒，这比较集中地见于变风变雅之中。《小雅·节南山》控诉“昊天不佣”，“昊天不惠” ，“昊天不平”，《雨无正》怨恨“浩浩昊天，不骏其德”，“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大雅·荡》指责“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召旻》痛斥 “昊天疾威，天笃降丧”。诸如此类，不遑缕举。孔子删《诗》，当然不会见不到这些内容并受到影响。但是孔子应合着时代思想的水平，并不能“ 从意识的宗教形态中挣扎出来” 105，而只可能将“下民之孽， 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职竟由人” 106、“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 107、“神所冯依，将在德矣” 108一类道德意义上的天人相与之道以及称德赋命思想加以放大，从而逐渐消解了“天”的主宰性质而代之以道德内涵 。�� 

孔门后学对帛传四篇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对承传天人道德思想的孔门后学的厘定

既然孔子天人道德思想通过其《易》论表现出来，那么探讨这一思想的承传自应由孔门传《易》系统入手。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孔门传《易》系统：“孔子传《易》于(商)瞿，瞿传楚人馯臂子 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 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同传菑川人杨何。”《汉书·儒林传》所记孔子传《易》世系大致相同，并下续曰“(田何)授东武王同子中，雒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宽授同郡砀田王孙，王孙授施雠、孟喜、梁丘贺”云云。据《汉书·艺文志》“《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颜注“上下经及十翼，故十二篇”，则此系统似以传世本《易传》为授受内容，如此则孔子《易》论之天人道德思想当递续于其中了。但据《周易乾坤凿度》所载“仲尼，鲁人，生不知易本，偶筮其命，得旅，请益于商瞿氏”来看，商瞿反为孔子师辈，这便使得这一传《易》系统的发端颇令人怀疑。近人钱穆对此所辨甚详，至谓“某经自孔子若干传至某师云云者，大率妄造假托，不可信也”。109。再从作为这一系统递至西汉宣元之际的大宗、被列于学官的孟喜之学来看，由于其“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其学具有以象数言卦气的特点，其时以礻几祥附《易》的象数大家焦赣、京房均托名其弟子，故即使肯定这一传《易》系统源自孔子，似乎也只能是对孔子《易》论中居次要地位的象数思想的发扬。

孔门传《易》的另一系统系于子夏。但子夏传《易》之说不见于《史记》，《汉书·艺文志》也未著录其目。《四库全书总目·经部一·易类一》载《子夏易传》提要称：“案说《易》之家，最古者莫若是书，其伪中生伪至一至再而未已者，亦莫若是书……刘知几议曰：《 汉志》《易》有十三家，而无子夏作《传》者。至梁阮氏《七录》始有《子夏易》六卷，或云韩婴作，或云丁宽作。然据《汉书》韩《易》十二篇110，丁《易》八篇，求其符合，事殊隳剌，必欲行用，深以为疑……又王俭《七志》引刘向《七略》云：《易传》子夏，韩氏婴也。今题不称韩氏而载薛虞记，其质粗略，旨趣非远，无益后学云云。”据此，子夏传《易》与否尚属模棱，且唐以前所见托名传本已是“ 旨趣非远”，谅未涉论天道性命。从子夏所谓“小道可观”、“致远恐泥”、“切问近思” 111一类言论以及孔子、子游等对子夏或其门人的训诫、评论来看112，子夏一派似乎也确不致思于形上问题。

基于上述，探讨孔子在帛传四篇中展开的天人道德思想的承传情况，便不能够拘于孔门传《易》系统，而应从七十子及其后学的思想实质上加以把握。

七十子之徒，由于出身阅历不同，修业取向差异，致思方向也颇分殊，故孔门有“四科”之目。加以其或立门派或无之，其门派或续或绝；或有著述或不及著述，其著述或传或湮(如《汉志》“儒五十三家”中，七十子之徒仅见曾子、漆雕开、宓子三家)，凡此均影响到七十子思想的彰显。参酌以上诸条件而观之，差可断定曾参一派庶几乎承传孔子天人道德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