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 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 第1页。

5.牟宗三对于陈寅恪、金岳霖为冯友兰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所作“审查报告”颇不以为然, 他说: “后来冯友兰写了一部《中国哲学史》, 彼在自序里自诩其中之主要观点是正统派的。可是冯书之观点实在不足以言正统派。冯书附有陈寅恪和金岳霖二先生的审查报告。其中陈氏多赞美之语, 如说冯书‘能矫附会之恶习, 而具了解之同情'。此实亦只貌似如此, 何尝真是如此？陈氏是史学家, 对于中国思想根本未曾深入, 其观冯书自不能有中肯之判断。至于金岳霖先生, 他是我国第一位比较能精通西方逻辑的学者, 对于西方哲学知识论的训练也并不十分外行。他看出冯书‘讨论易经比较辞简, 而讨论惠施与公孙龙比较的辞长。对于其他的思想, 或者依个人的意见, 遂致无形地发生长短轻重的情形亦未可知'。金氏虽知冯氏之思想倾向于西方的新实在论, 但是力言冯氏并未以实在主义的观点批评中国思想。这虽在冯书第一篇容或如此, 但在第二篇就不见得如此。冯氏以新实在论的思想解析朱子, 当然是错的。以此成见为准, 于述及别的思想, 如陆、王, 字里行间当然完全不相干, 而且时露贬辞。”（《中国哲学的特质》, 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版, 第2页）

6.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 中华书局1961年版, 第1页。

7.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第2页。

8.同上书, “自序”, 第17－18页。

9.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 第13页。

10.同上书, 第14页。

11.同上书, 第8页。

12.冯友兰说:“理之观念有似于希腊哲学（如柏拉图, 亚力士多德的哲学）中及近代哲学（如黑格尔的哲学）中底‘有’之观念。气之观念有似于其中底‘无’之观念。道体之观念, 有似于其中底‘变’之观念。大全之观念, 有似于其中底‘绝对’之观念。”（《新原道》, 《三松堂全集》第五卷,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第155页）

13.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5册, 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第283页。

14.冯友兰:《三松堂自序》, 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 第247页。

15.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 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版, 第3页。

16.同上书, 第7页。

17.牟宗三激烈的抨击“中国哲学”研究中逻辑与知识论的取向, 例如他批评胡适等人说:“五四前后, 讲中国思想的, 看中了墨子, 想在墨子里翻筋斗。……彼等又大讲墨辩。盖因此篇实含有一点粗浅的物理学的知识, 又含有一点名学与知识论。虽然这些理论都极为粗浅, 而又语焉不详, 不甚可解, 但在先秦诸子思想中, 单单这些已经足够吸引那些浅尝西方科学哲学的中国学者。”（《中国哲学的特质》, 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版, 第1－2页）

18.例如德国学者傅敏怡（Michael Friedrich）在《中国哲学的创造──当代儒家的一个主题》一文中, 就认为当代儒学存在着两难的处境: 一方面它必须彻底理性化, 才能够以“哲学”的身份与西方对话,; 而另一方面, 如果儒学中所包含的某种“信仰的基础”（“宗教因素”）受到理性的检验, “现代儒学或许就不再是儒学了”。（傅氏文章的中译本, 载台北《当代》第65期, 1991年9月）

19.在《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一书中, 牟氏批评了两种相反的观点: 一是认为“哲学是普遍的, 所以哲学只有一个, 没有所谓中国哲学, 也没有所谓西方哲学”; 二是认为“无所谓普遍的哲学, 就是没有philosophy as such, 也即只有个别的, 如各个不同民族的, 国家的或个人的哲学, 而没有所谓universal philosophy”。（《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 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版, 第6、7页）牟本人讲的很辩证: “哲学虽然是普遍的真理, 但有其特殊性, 故有中国的哲学也有西方的哲学, 普遍性与特殊性均要承认。……以其有普遍性, 通过中华民族或希腊罗马民族来表现也可以相沟通。可以沟通就有普遍性, 由此可言会通, 若无普遍性就不能会通。虽然可以沟通会通, 也不能只成为一个哲学, 这是很微妙的。”（《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 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