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岿文"让每一个人成其为人：中国宪政的精神出路"，虽然谈的是中国的宪政问题，但因为其直接从精神信仰这样更高级的层面观照，从而使它的分析深度不同一般。中国若想在政治正义和社会正义层面得到比较满意的状况，精神层面，具体地说就是哲学、信念层面特别是政治哲学层面不得到根本的变革，那就不太可能。我们深知中国的政权合法性建立的基础并没有一种深厚而坚实的政治哲学基础，在世俗化的浪潮面前，主流话语依然企求在历史和意识形态式的话语中寻找自我辩护，这多少已与现实不相符合，更因为其本身回避了正义的问题而使这种合法性话语变得虚伪。这不能不是我们应当注意的。由于目前中国突出的问题就是如何实现政权向宪政的转型，而宪政的背后依然需要政治信仰层面的支持，所以这篇文章具有相当的示范价值。
而刘小枫文"中国国家伦理资源的亏空"更是直接针对我国社会伦理这一资源的当代处境探讨当前中国社会的信念危机，这种危机已经波及了我们社会的基本秩序和正义状况，从而使正义问题显得更为严重。这也可以算作是从信仰层面探讨正义的文章。

有关政治正义。
江绪林文"合法性与政治家美德"，匿名文"利益集團、改革路徑與政治合法性危機"，高全喜文"自由、正义与弱势的政治逻辑"，匿名文"论一国范围内权力如何合理分工以及我国权力结构存在的弊端"，这四篇论文，则直接从政治合法性的角度谈论我国的政治正义问题。其核心在于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与权力及权利的社会分配是否符合正义。显然，这些文章都是从批评和忧患的角度开始论说的，对我国目前的政治变革具有参照意义。

有关社会正义。
所选论文中，涉及当前社会正义的有吕金波/何海鹰文"市场化改革中的利益重组与社会结构变迁"，张英红文"弱势阶层与社会稳定"，郑也夫的演讲"中国的信任危机"。
当前社会的主要问题是由市场化引发的，在利益重组的条件下，社会各成员和各阶层因为得失和心理的不平衡，必然产生了以公正为名的正义诉求，不管这种诉求是否形成了话语，我们都不能无视这股强大的潜在能力。而目前我国突出的社会问题就是弱势群体及对他们的社会保障，这是一个社会正义的底线。无疑，这一点将是我国政府和社会各方面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关注的焦点。如果连这一层次的社会公正状况都不能改善，我们谈论其他的正义便有"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嫌疑--因为众所周知，舒舒服服地谈论社会公正的拥有话语权的都是些衣食无忧的人。
而郑也夫先生直接敏锐地从社会交往中的信任这一点出发剖析了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诸多困境，总结起来就是基本信任的崩溃，也就是人们之间缺乏信任感。这一方面对一个社会的正义建构关系重大。不用说，信任本身就是社会层面正义诉求的基本要义，更因为信任是建立其他社会正义的基础，所以目前我国社会出现的诸多信任危机已经使社会正义状况越来越严峻。可以想见，一个社会连起码的信任都丧失了，公民之间的交往，公民与社会组织之间，民众与政府之间，精英与大众之间，都缺乏信赖，那将是多么大的交往内耗，这不仅影响到一个社会的效率，更直接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质量，同时也危机着社会对正义的建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京东山人的小文"’看客文化’的制度原因"，笔者认为直接指向了中国社会层面正义难以实现的一个根源，即中国人的那种旁观者的看客心理，每个人出于自保本来无可厚非，但在一个严酷的生存处境中，本来可以联合起来战胜明显的邪恶时，个人依然选择了旁观的姿态，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的悲哀，这类事件不时地出现在我们的话题中。但我们已经习惯了谈论别人，真的面临起码的社会公义遭到威胁的情况，能站起来的人又有多少呢？我们当然不能企求每个人都是圣人，因而我们期待着制度的完善和社会力量的加强以及政府维持社会公正的力度的加强。但我们不得不在这种目标尚未达到之前改变这种看客的心态，在社会领域里形成必要的"集体行动"--这需要社会在法律制度层面的主动建构，这终归比单个的人去直接面对邪恶要正义得多也有效得多。京东山人将看客的倾向归结为我们的制度，这似乎是难以改变的，但真的如此么？读者可以就旁观者心态与社会正义达成之间的相关性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