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当前中国社会的正义问题有相当的难度，这种难度不仅来自于当前中国社会自身的极端复杂性，也来自于各认识主体对正义的理解分歧而造成的话语论争。与此同时，这一话题的相当敏感性也为这种探讨增加了难以摆脱的束缚。这种敏感性并不仅仅来自于它对有关方面现有状态合法性的怀疑和冲击，更来自于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无知和不能理性探讨的倾向，同时也来自于人们在讨论这一主题时一直显得不够直接和集中--这又无疑地增加了整理这些话语的难度，因而也就使得对当前中国正义状况的概括充满了风险。对此，笔者深表警惕。因而本文的宗旨便不得不再次声明：本文旨在引出中国当前社会有关正义的基本问题，所作的分析只能是一己的偏见，希望诸位读者从这些问题出发明确集中地探讨这一主题。
众所周知，正义是任何时代任何人都不能逃避的问题，因为它关系到个人的生存状况和生活质量。对于这一带有根本性价值的命题，我们的思索显得过于苍白。目前，人们谈论得最多的往往是法律公正，起点平等，分配公正以及社会道德等问题，虽然这些问题显得尤为急切，也是正义诉求的应有之义，但在对正义问题的全面哲学思考方面，我们的话语圈显然做得不够。以中文文献为例，目前为止以"正义"为标题的书籍中，真正的理论思考特别是带有哲学气质的思考，主要还是西语资源的翻译品，比如罗尔斯、桑德尔、洛齐克、麦金泰尔等人的著作。笔者在北大图书馆检索时的发现证实了这一点，以"正义"为关键词搜索书目，除十余本翻译品之外，只有五本左右的中文著作是关注当前中国社会的正义状况的，但就是这种关注也只是从法律、意识形态、社会道德和经济发展的层面出发的，中文资源中直接从思想层面全面深入探讨正义问题的著作，只见到两本：《正义的两面》（香港：燕继伟 著）与《正义及其相关问题》（戴华 主编），其他的都是对古文经典的释义之作，已与正义论题无关。
当然，最近笔者在书市也看到两三本有关中国目前社会正义状况（如有关户籍制度改革、中国社会公正等问题）的著作，但思考的深度和系统性依然不足。而且从总体上看，中文著作中讨论目前中国正义问题的数量太少，发出的声音也比较微弱。
对上述情况的解释可以有四：一，话语圈对正义问题的思索不足说明，正义的诉求已不再急切，因而不成为问题，这显然与当前社会不符；二，话语圈基本上廓清了正义的问题，对此问题已形成基本的共识，因而较少争论，这也与当前的话语圈不符；三，人们不愿意探讨这一话题，或者因为其敏感性，或者因为探讨这一问题的艰难--这反映了当前话语圈的部分事实，但也不能完全这么看；四，因而只有第四种解释，有关方面在搁置这一争论，不管是官方的"不争论"方针，还是先把经济发展下去再说的各派理论，都试图在回避当前社会的价值危机。
具体到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对正义问题所作的评说和行为往往带着一己的直觉和冲动，而缺少对一个转型社会的理性思考，使得渐进地促进社会各方面正义状况的改善显得尤为困难。
所以笔者认为，对于正义问题，我们的智慧实在是太少了，因为我们都把太多的精力和热情放在我们个人或团体所属的狭隘的生存处境中，我们的公共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还很少从信仰层面，政治合法性层面，社会哲学层面来考虑我们这个社会的正义问题，即使也有一些考虑的，但也因为各种原因很少有机会对此予以直接的表达。而在已有的有限智慧中，精英层，包括权力精英、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真正关注的又比较少。他们在不质疑自己行为本身是否合乎正义或者是否有利于促进正义的前提下为发展神话添砖加瓦，他们以为社会就会在这种增长中顺利前进。因而我们不得不说，正义，在我们的时代多少是缺席的。正如我们目前的改革主要还是增量改革而不是存量改革一样，我们的思考更多的是求新，而较少地关注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我们生存的正义问题。但同时也不能否认，虽然我们当前所处社会从信仰层面，政治层面，社会层面到个体交往层面都存在着严重的正义缺席局面，但从官方意识形态，学术语言到一般社会思潮直到民间话语，部分对正义的表达和思考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的追问一直在进行，但表达而出的话语实在是太有限了，其影响力也更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