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普遍适用。无论从积极还是消极的方面来说，在西方，对大写“T”打头的真理
(Truth)的追求是社会与政治稳定的目的。从积极方面来说，它说明在历史进程中存在某
种标准，这种标准为共同的价值观与实践奠定了基础。从消极方面来说，它意味着我们应
当容忍那些不同意现有真理的人。 可见，这两种含义都是发展民主制度的应有之意。

在比较了“追求真理的人”和“追求道的人”之间的区别以后，我们发现，如果一个
社会对思想和道德行为有明确的区分，那么提倡多元论就会更容易。如果人们不能将思想
付诸行动，那么其思考的自由也是有限的。象中国这样的文化传统不对思想与行为加以区
别，认为思考就是一种行为。在西方，是我们对思考和行动的区别才让我们得以彻底自由
地思考。倘若西方思想家也认为思考就是行动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悠哉游哉地享受现
有的自由。

可以这样说，儒家民主主义将来的发展要借助于实用主义多元论那样的形式，这就必
须以中国人接受信仰与行动多元化的能力为前提。这种信仰与行动的多元化总是和民主相
伴的，尤其在它采纳了社群主义形式时更是这样。

幸运的是，从整体上说，儒家思想并不缺乏实现儒家民主主义的资源。为了促进真正
的社会和谐，儒家思想强调情感方面的默契，这种默契通过合乎礼节的社会角色和行为来
表达，这种礼节在意识层面上掩饰了人与人之间的分歧。人们在使用礼节进行交流的过程
中，重视的是具有很强道德实践意味的“道”，而不是去发现某种客观的“真理”，在这
样一种道德实践中，人们不再简单地流露自己的情感，那种过分随便流露感情的方式一般
不为接受。由此可见，在礼仪背后的统一性是很难用言语加以表达的。由于对礼节的实践
具有最为基本的美学(aesthetic)特征，所以人们在使用礼节进行交流时可以做到基本不
发生争议。

毫无疑问，思想与信仰的多元化将会挑战中国一以贯之的儒家思想传统。儒家思想也
有可能无力应战。在美国，人们每天都在质问，我们的公民文化明天是否还能存在。对中
国也一样，今后，无论中国遇到多少困难，都别无选择，唯有以自身丰富的传统资源来迎
接现代化的种种挑战。

在个人与社群之间的关系方面，中国儒家社群模式与西方自由主义大相径庭。西方人
关心如何限制国家权力，并尽可能保留个人自主性。从许多方面来说，中国传统中对个人
和社群关系的学说接近与杜威的观点，比如说，在杜威看来，人类社群的凝聚力有助于确
立个人的价值。

无论是孔子还是杜威都认为，人是“具体环境下的人”
(person-in-concrete-context)。自由主义“个人”概念不但与中国文化无关，而且在美
国实用主义那里也无迹可寻。儒家思想既不象自由主义民主模式那样，把“手段与目的”
做严格区分，将社会作为实现个人目的一种手段，也不象团体主义模式那样，将个人作为
社会的一种手段。儒家思想与杜威都认为社会群体的广泛目的产生于个人的而且是社群的
目标，他们在这点上几乎完全一致。儒家思想中，家庭模式的特权和义务是不可分割的，
扩展到家庭以外的范围，就成了合理的政府统治基础。

《论语》还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
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仁)之本与！”这就看出基于礼教的社
群不是单纯的，而是着眼于以人为本的精神意义上的持久性。所以，我们在分析中国社会
的“宗教”性时，必须把建立在礼教之上的社群看成是“宗教”修行的现实基础。

在儒家思想里，基于被礼教化了的人的角色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西方意义上的超
越含义。与西方精神超越尘世的意义相反，儒家思想中的人的角色和人际关系所指的是具
有社群生活形式的文化遗产。这文化遗产是精神发展和宗教生活生生不息的源泉。要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