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清在中国文化中，什么是西方多元论(pluralism)的对应术语。我们知道，在儒教社会
里，文化的共识性往往表现在美学和实践层面上，而不表现在思考或理性层面上，这点跟
杜威的民主思想非常接近。西方那种认为“合理的思维”(right thinking)就是要对自己
的宗教信仰忠贞不二的立场，跟儒家思想和杜威实用主义的美学意义完全不同。

在中国历史上，不论文化形态多么多元化，传统都力图使不同的文化形态达到和谐统
一，并且将此视为社会公善；相比之下，西方自由主义提倡包容各种不同声音，兰迪·皮
伦布姆(Randy Peerenboom) 在比较这两点时说：“思相自由是当代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
核心。能够进行独立思考的权利是我们最为珍视的权利，思想自由是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石
。”追求思想自由必然追求合理的信仰多元论，也必然因此反抗一切教条的保守主义和正
统观点。

《论语》中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
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和”这个术语在儒家思想里，意味着各种不同成份
的和谐相处，这层含义可以说是非常强烈而且清晰的。在这个指导思想下，儒学对社会和
谐追求的前提是，默认各种不同的成分，并力图使之和谐。一方面，儒家思想在共同的理
性模式里，隐含着相同的信仰；另一方面，从美学的角度，预先设定了强度和比较的标准
。

如果我们考察“思考的权利”(right to think)和“合理的思维”(right
thinking)之间的区别，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人与西方人的问题意识(problematics)有很大
的不同。中国人不认为思想与行动既可以合为一体，又能够彼此分离。在中国传统中，思
想、性情与行动是相互关联的，这与西方传统的主导意识形态截然相反，西方人认为，思
维、行动与情感都是各自独立的。

在我和郝大维合著的《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Thinking From the Han: Self,
Truth, and Transcendence i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的第二章里，我们比较了
古代中国知识分子与传统西方哲学家在哲学关怀上的不同。我们引用葛瑞汉(Angus
Graham)的说法，他说，中国知识分子关心的是“‘道’在哪里？”西方哲学家则关心“
什么是真理?”葛瑞汉揭示了中西文化问题意识的明显区别，那就是，中西文化面对在自
然和人类社会中，人应该怎样来确定自己的地位和方向这个问题时，答案完全不同。

古希腊哲学家思考的基本问题是“事物是什么？”，“世界是怎样构成的？”简而言
之就是，“这是(is)什么?”，这就是后来一直为西方哲学家重视的本体论问题。由此出
发，西方哲学家对事实和原则作了区分，并发明了一套范畴来认识世界。古代中国知识分
子对“如何得道”的追问，导致他们不断追求合理的生活模式，这种生活模式也是一种文
化方向，这种文化方向使他们能够在“道”的基础上发展自己，并使他们在所生活的世界
中施展才华。


有不少人这样认为，每当中国全社会开始反思的时候，道德和政治秩序便容易被破坏
，很自然地，中国人就会特别关心社会和谐。这些人还认为，中国人特别关心社会道德秩
序，因为他们认为社会道德秩序是社会稳定的保障。可见，中国知识分子主要追求的是“
道”。与此相反，他们认为，古希腊哲学家好象总是在自由而冷静地寻求真理。这无疑是
一种简单化的比较，单纯地比较“追求真理的人”(Truth-Seekers)和“追求道的人”
(Way-seekers)有时还容易让人产生误解。最明显的一点是，这种观点暗示说，中国文化
似乎比西方文化更加重视社会与政治和谐。


其实，中国与西方社会都非常关心如何维持社会稳定。在语言多种多样的多民族社会
，比如古希腊社会里，要在不同的语言、神话、风俗与礼仪之间找到一种具体而有效的方
式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能够保障社会和谐的原则和标准一开始就是抽象出来的，而后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