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如，而今改革开放，艺术创作中的排他性思维已被包容性思维所取代，多元文化因素并置的格局已经形成，虽不再必须“以道代文”，有了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但是，是否也就不再需要“明道”而“缘情”，仅仅只要以“生存愉悦”作为当代中国舞蹈文化追求的最高目的呢？又如，强调舞蹈审美自律性，重视舞蹈文化形态存在的个性特征，但这是否就等于可以将舞蹈的社会依存性与艺术的独立性相互割裂，而不再依据艺术世界与实在世界的关系来作真伪的判断，仅仅只要按照西方形式本体论的艺术观，不问作品表现的“意义是什么”，而只要问“文本是如何构成的”所谓创作的评判原则呢？等等这些在“现代原则”文化观念支配和影响下的创作思想观念，也必然从创作实践中反映出来：其一，认为只要好看、只要美、只要让人快乐，就是“好舞蹈”；其二，认为只要能使“舞蹈本体”全方位的调动起来，任意借题发挥而寻求得“可舞性”，充分展示了舞蹈演员的功能性技巧，就是“好舞蹈”；其三，认为只要是体现了舞蹈的“纯粹性”，形式构成有“创意”，即使是舞蹈文化语境令人费解，甚至产生歧义，也还是“好舞蹈”。于是，文艺本应以状写人生显示灵魂占主导地位的特点，则黯然失色。或以演员自然本色的“青春美”，千篇一律的“露肚”时尚畸趣，来廉价获取所谓“市场化”的“轰动效应”；或以技术取代艺术，作品思想内涵则虚晃一枪，艺术形象则肢解割裂，尽显演员腰腿功夫；或以个人主观臆想构成模糊而纷乱的形象，表现所谓哲理的、超体验的、令人艰深莫测的内涵，以至纯粹个人心灵的矛盾、命运的感叹，以先锋的艺术形态和风格，以自恋自足为特征的舞蹈作品也时有出现。其结果，一是将舞蹈直接转化为服务于娱乐、消闲的商品生产；二是以“玩”艺术的方式去“玩”舞蹈，消解了舞蹈对社会对人生的关注。这才真正是该引起我们舞界警觉和反思的“本体”解构的隐患。
三
诚然，我们也不能因此而以偏盖全，在这复杂交织着多元文化的历史空间，仍有相当一部分舞蹈编导本着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坚持努力创作出以蕴含社会思想内涵的形态为标志，以高雅文化品位和意趣为依归，以精神审美规范为主旨的舞蹈作品，仅以近期而言，舞蹈《走、跑、跳》就是其中的突出的代表作之一，它的诞生，立即赢得了从普通观众到舞界同行的一致赞誉。在我看，其原因不仅是由于作品在艺术体现上令人耳目一新，而更深层的缘由则是编导能够从习以为常的军营生活中去发现人，并“将人的灵魂，显示于人”，其显示灵魂之深，给人们典型的呈示出一群当代军人的活生生的精神世界；其作品形象传递的信念、意志、品格上的精神力量，所给予受众的心灵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远远超出了对军人范畴的辐射面，而赋予了社会的普遍审美意义。可以这样说，作品编导是把理想、崇高这一古今中外文艺家苦苦追求的艺术创造的美学命题，在当今社会主义舞蹈创造中付诸实践，也是作品编导对现实人生作出审美价值判断的精神物化体现。亦由此可见，要求创作出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舞蹈作品，并不与充分发挥“舞蹈本体”的作用而相互矛盾。
话说回来，要做到这点确非易事。有些编导虽然同样具有严肃的创作态度，却达不到《走、跑、跳》那样的作品思想深度和形象的生动可感性。比如，同是选材表现当代军人精神风貌的舞蹈《红色激情》，由于编导首先未能从文化的视角去认识人、理解人，即未能从人是社会的、多因素构成的“单一的杂多”、“丰富的统一体”作审美的整体把握，进而去艺术地刻画出“这一个”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的灵魂；而是从抽象的观念出发去创作，仅让人物跳跃转翻于各式各样的红绸之间，来图解、诠释革命的“红色激情”。于是，表现的形象就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成了一个简单化的政治传声筒，致使与《走、跑、跳》的作品艺术层次相距甚远。可见，诸如披着黄绸、踩着黄绸就是祖国的“黄河之子”，披着红绸再端上军帽就是拥军爱兵的“军嫂”等，这一类“思想大于形象”的虚幻宏大的舞蹈作品，其不成功的要害并非是没有发挥“舞蹈本体”的功能，恰恰相反，正是“舞蹈本体”功能的发挥缺少了人的灵魂。当然，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导致这些作品概念化、公式化、雷同化的弊端是由于编导缺乏深入生活。但是，深入生活的关键是什么？关键就是要深入人心，即深入地去捕捉活生生的人的灵魂。
因此又联想到张继刚创作的舞蹈《一个扭秧歌的人》和《母亲》，这两个作品所塑造的形象，其文化底蕴之厚实，其揭示人的心灵之深刻，我们至今记忆犹新。因此，即使在运用传统的民族、民间舞蹈素材，创作民族、民间风格和特色浓郁的舞蹈，真正要使其作品达到舞蹈更高的艺术审美层次，亦应明确主要为艺术地显现中国人的民族灵魂，以至着力于显现当代中国人的民族灵魂，作为舞蹈民族化的核心，否则，离开了人的审美主体来谈舞蹈民族化，就失去了文艺追求民族性的根本意义。因为从文化审美的角度来讲体现民族的特点，决不仅仅只归结为形式，而首先在于体现民族的内容和民族的文化精神，包括民族的文化审美心理、民族的思维方式、民族的性格、气质特征等等，其核心则应是显现独具一定民族特质和个性的人的灵魂。为此，我们要切忌尚古的“传统主义”，将传统舞蹈文化凝固化、形式化，应如鲁迅先生所持的民族文化观那样，强化民族风格、运用民族形式，主要是要写出“中国向来的灵魂”；同时，还应“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达到“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想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所以，我们继承民族舞蹈文化的优秀传统要和着眼于当今时代要求的发展辩证地统一起来，从而创作出真正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民族特征的，表现中国人灵魂的优秀舞蹈作品来。
因此，殷切期待我国舞界真正能以立足时代的文化自觉，去最大限度地发挥舞蹈本体的功能和效应，使舞蹈文化在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进行中，坚挺地占有其令世人瞩目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