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以为：1949年以来，为中国当代舞蹈、舞剧创作建设作出贡献的有六代编导。以吴晓邦、戴爱莲等中国现代舞蹈的先驱编导家为第一代；以胡果刚、查列、贾作光、梁伦等中国舞蹈的奠基编导家为第二代；五十年代由新中国艺术院团培养起来的舒巧、李承祥、门文元、黄素嘉、陈翘、张毅、黄少淑，房进激等编导家为第三代；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前期的先锋编导家蒋华轩、苏时进、华超、胡嘉禄等可算第四代；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初声名鹊起的编导陈惠芬、王勇、赵明、杨丽萍、王玫、陈维亚、张继钢、丁伟、杨威等属第五代；此后以降的为第六代。
中国舞蹈与舞剧的艺术大厦自然依*每一代编导家的贡献。第一二代编导对中国舞蹈创作思想上的影响最久；第三代编导对当代舞蹈创作的成熟最功不可没；第四代编导的探索在中国舞蹈转型之际形成的文化冲击波最大；第五代以后编导的创作最为多样且最丰产。而当今在舞剧创作领域大显身手的主力军则是第五代编导。值得指出的是，这代编导中不少人已尽显英雄本色，并且以自身的年富力强将继续主控当代中国舞坛数年，为中国当代舞剧实现历史性的飞跃搭好阶梯。因此，将他们置于我们的话语中心予以关注，分析他们艺术创作的成败与得失，是我们寻求中国当代舞剧发展对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起点。
本文不认为舞剧“是舞蹈艺术的最高表现形式”。但它的确以更大的内涵容量与更多样的手段为我们更深广地传达思想、情感以及对世界的发现提供了更广阔的天地。自然，对编导家驾驭作品的内容、结构与手段的能力与要求也同步提升。如果说“欣赏艺术就是欣赏困难的克服”，我们在第五代编导的舞剧中之遗憾正是未能更多地领略到这种“困难的克服”，甚至十分遗憾地看到编导家缺少“克服困难”的意识。所以，我以为，中国当代第五代编导如欲登上中国舞剧的历史高峰，起码要实现如下三大“困难的克服”：一是对艺术生命“速朽性”的克服；二是对“戏剧性”贫血症的克服；三是对舞剧语言平庸化的克服。
首先，艺术生命的“速朽性”是一切美的创新与延续的敌人。戏剧美学家余秋雨先生认为，这是一种经常出现、很难克服、甚至在伟大戏剧家的手下也一再显现的艺术破坏性的因素。是黑格尔在《美学》中称之为历史的外在现象的个别定性。因此：“美的延续性。就其本身而言，就是对速朽性的克服与战胜。”（余秋雨：《戏剧的美学生命》载《戏剧美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6月第61－62页）
显然，中国当代舞剧较少涉及到现实题材，然而不少编导家试图运用历史题材、神话与民间传说或者历史文学作品的改编对现实发生影响。但这种努力的收效从总体上说却比较微弱。即便一些获较高层奖项的舞剧作品，尽管从舞蹈编排的角度，不能说不好看、不精致，但编导家的初衷往往并未实现。之所以如是说，不能不说因为作品未能给当代人对历史提供一个新的诠释视角与思想有关。他们在神话与民间传说中依然重复着进行某种造神运动，我们看不到现代民主社会人民创造历史的思想光辉。
美与时代的需要相关，时间在不断地选择对舞蹈美的价值判断标准。正如别林斯基在《一八一四年的俄国文学》中所指出的那样：社会生活存在着一些“永远生存与永远向前发展的现象”，它们不会在死神遇见它们的地方停滞不前，而在社会意识中继续发展，每个时代都对这些现象发表意见，不管每个时代对它们的理解是如何正确。但总是让它以后的时代说出新的和更正确的见解，因为任何时代、任何时候都不会把一切见解说完。最伟大的艺术家在艺术作品中将过去、现在与未来达成一致。“……他把死人从棺材里拖出来，叫他们重新站起来。他对过去说：起来，走在我前面，使我可以认识你。他学到了教训——他把自己放在这样一个场合，在那里将来变成现在。”（惠特曼：《草叶集》序言）对于这样一个艺术的难题，余秋雨先生曾明确地提出解决的办法，一是排除戏剧艺术生命体上的速朽性因素；二是确定艺术生命体扎根的历史支点。前者为减除损耗，后者为保证养分，两者相辅相成。这启示我们的舞剧创作不仅应在历史的层面把握表现对象的过去时的意义，同时要在本质的层面把握表现对象的现在时意义与未来时意义。这一困难的克服，需要舞蹈编导家提升自己的文化高度与思想深度。
“舞”与“戏”是舞剧的规定性，二者共同构成舞剧的品性。综观当今舞剧的作品，即便有成就的年轻编导也大多善于“编导”，不会做“戏”。有的在舞剧创作中，变得不仅“无戏”看，有时甚至亦“无舞”可看了。这多由于编导家们对于舞剧的“戏剧性”缺少足够的研究，或者是尚无足够的功力运用舞蹈动作驾驭舞剧的戏剧性，从而使原作或构想文本中的戏剧性削弱。不少改编自其他优秀艺术作品的舞剧都似乎显现出这一缺憾。人们既看不到舞蹈家说出了不同的故事，又看不到舞蹈家说同一个故事使用了新的语言，甚至于原作的精髓都丧失殆尽。因此，克服舞剧“以舞演戏”之难是当代编剧水平飞升的重要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