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鲜卑是在公元2-5世纪时期活跃于北部中国政治舞台的一支北方少数民族，我们大体可以公元337年慕容ｈｕàｎｇ＠②称王和公元410年南燕灭亡为分界，将其历史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在慕容ｈｕàｎｇ＠②称王之前为第一阶段，是其由部落联盟逐渐向封建国家的过渡时期；在此之后为第二阶段，是其入主中原建立封建国象的时期；以南燕亡于东晋为标志而进入第三阶段，随着慕容国家的消亡，慕容民族也基本上完成了汉化进程，融合于汉族及其他民族之中。慕容鲜卑的音乐基本上也经历了这样三个发展阶段，即由第一阶段的早期慕容鲜卑民歌向第二阶段的宫廷音乐的发展变化，具体说来其早期的音乐主要是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慕容鲜卑民歌，第二阶段的音乐则是在此基础上吸收了汉族的传统音乐，并逐渐将两者结合起来，上升为新型的宫廷音乐。而第三阶段随着慕容国家的消亡，慕容音乐也逐渐完成了与汉族和其他民族音乐融合的进程，融入中华民族的古代音乐之中了。
一、慕容鲜卑早期的民歌
慕容鲜卑同其他民族一样也有着悠久的音乐发展历史，其先民早在原始社会就已创造了原始音乐。鲜卑与乌丸同出于东胡民族，“其言语习俗与乌丸同”（注：《三国志》卷三○《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书》。），史载他们的习俗“贵兵死，敛尸有棺，始死则哭，葬则歌舞相送…至葬日，夜聚亲旧员坐，牵犬马历位，或歌哭者……”（注：《三国志》卷三○《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书》。《后汉书》卷九○《乌桓鲜卑列传》所载略同。）可见鲜卑族在举行葬礼时必以歌舞表达哀思，这种质朴粗犷的原始歌舞，无疑是源于其生产、生活，并成为其思想感情流露和宣泄的一种艺术形式。由于鲜卑族没有文字，作为时间艺术的音乐也就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因而其原始音乐不可能留传下来。慕容氏从鲜卑族中分化出来之后，随着其与汉民族接触的增加和入主中原，慕容鲜卑音乐也就逐渐见诸汉文字记载。慕容鲜卑民歌，见于文献记载的有《阿干之歌》（注：见《晋书》卷九七《四夷传·吐谷浑》；《魏书》卷一○一《吐谷浑传》；《宋书》卷九六《鲜卑吐谷浑传》等。）、《慕容可汗》、《吐谷浑》（注：《新唐书》卷二二《礼乐志》十二。）、《慕容垂》、《慕容家自鲁企由谷》（注：《乐府诗集》卷二五。）等。这里的《吐谷浑》歌也是慕容鲜卑歌曲。吐谷浑是从幕容鲜卑中分离西迁的一支，后立国于西北地区，至唐龙朔三年（公元663年）被吐蕃所灭，存在三百余年。《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二》对这首歌进行解释说：“吐谷浑又鲜卑别种，知此歌是燕、魏之际鲜卑歌。”认为这首歌是慕容诸燕国家至北魏建国之际的鲜卑歌，这实际上就是慕容鲜卑的歌曲。而且这首《吐谷浑》歌可能就是《阿干之歌》，或者至少是包含《阿干之歌》在内的慕容鲜卑歌曲，《太平御览》卷五七○《乐部八·歌一》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说：慕容ｗěｉ＠①“以孔怀之思，作《吐谷浑阿干歌》（“于”当为“干”之讹）。”可见《阿干之歌》的全称是《吐谷浑阿干歌》，省称为《阿干歌》，或可省为《吐谷浑》歌。除了这些留下有歌名、内容可解者之外，还有其内容“不可解者，咸多可汗之辞”（注：《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二。）的一些鲜卑民歌，这里面也应当包含歌颂慕容可汗的歌曲。可见慕容鲜卑民歌的数量应当是不少的。这些歌原来是用鲜卑语演唱的，所谓“其辞虏音不可晓”（注：《通典》卷一四六《乐典》六。），大多产生于慕容鲜卑早期狩猎、游牧生活时代，因而被称为“马上之声”（注：《新唐书》卷二二《礼乐志》十二。），是一种适于狩猎、游牧民族演唱的歌谣。
慕容鲜卑早期的民歌可以《阿干之歌》为代表。在慕容鲜卑早期的民歌中，以《阿干之歌》留下可供探讨的线索相对来说比较多，故我们试通过这首民歌来探讨慕容鲜卑早期的音乐。
《阿干之歌》虽然在《十六国春秋》和《晋书》、《魏书》、《宋书》、《北史》等史籍中均有歌名的记载，但是都没有记载其歌辞内容。据陈澄之《伊犁烟云录》说，在甘肃兰州附近的阿干镇一带，曾流行一首《阿干之歌》，其歌辞曰：
阿干西，我心悲，
阿干欲归马不归。
为我谓马何太苦？
我阿干为阿于西。
阿干身苦寒，
辞我土棘住白兰。
我见落日不见阿干，
嗟嗟！人生能有几阿干！
陈氏认为这就是当年慕容ｗěｉ＠①所作的《阿干之歌》（注：《伊犁烟云录》第23页《鲜卑和羌》，中华建国出版社1948年版。），可惜他没有说明其来历和出处，因此我们无法确定它就是慕容ｗěｉ＠①的原作。有的学者根据歌辞内容与历史事实大体相符，而断定这个歌辞应当是慕容ｗěｉ＠①的原作（注：见阿尔丁夫《关于慕客鲜卑〈阿干之歌〉真伪及其他》，《青海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虽然从歌辞内容来看，大多是符合当时历史事实的，但仍然不能据此认为它就是慕容ｗěｉ＠①的原作。因为后人根据历史资料也可以写出上述歌辞。事实上包括《阿干之歌》在内的大多数慕容鲜卑歌，在古代一直是用鲜卑语演唱而没有翻译成汉语，因而早在唐代对于它们就已经是“虽译者亦不能通知其辞，盖年岁久远，失其真矣”（注：《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二。）。可见从它产生直至唐代都没有被翻译成汉语，那么一千多年后的这首汉译歌辞就不能不令人怀疑了。不过这首歌发现于兰州附近，也不会是空穴来风，据王先谦合校本《水经注》卷二《河水二》引清人全祖望语云：“阿步干，鲜卑语也。慕容ｗěｉ＠①思其兄吐谷浑，因作阿干之歌，盖胡俗称其兄曰阿步干。阿干者阿步干之省也。今兰州阿干峪、阿干河、阿干城、阿干堡，金人置阿干县，皆以《阿干之歌》得名。阿干水至今利民，曰溥惠渠。又有沃干岭，亦阿干之转音。”可见《阿干之歌》曾在这一地区广泛流传。这个地区是在吐谷浑的活动范围和影响之内，流传《阿干之歌》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关于《阿干之歌》的产生，据《晋书·吐谷浑传》记载，“吐谷浑，慕容ｗěｉ＠①之庶长兄也，其父涉归分部落一千七百家以隶之。及涉归卒，ｗěｉ＠①嗣位，而二部马斗，ｗěｉ＠①怒曰：‘先公分建有别，奈何不相远离，而令马斗！’吐谷浑曰：‘马为畜耳，斗其常性，何怒于人！乖别甚易，当去汝于万里之外矣。’于是遂行。ｗěｉ＠①悔之，遣其长史史那楼冯及父时耆旧追还之。吐谷浑曰：‘先公称卜筮之言，当有二子克昌，祚流后裔。我卑庶也，理无并大，今因马而别，殆天所启乎！诸君试驱马令东，马若还东，我当相随去矣。’楼冯遣从者二千骑，拥马东出数百步，辄悲鸣西走。如是者十余辈，楼冯跪而言曰：‘此非人事也。’遂止。鲜卑谓兄为阿干，ｗěｉ＠①追思之，作《阿干之歌》，岁暮穷思，常歌之。”
这段记载告诉我们，由于慕容ｗěｉ＠①与其庶兄吐谷浑发生了争夺牧场的矛盾，导致吐谷浑率部西迁，后来慕容ｗěｉ＠①后悔，怀念其兄吐谷浑，鲜卑语谓兄为“阿干”，于是作《阿干之歌》，以抒发和寄托其怀念之思。那么，吐谷浑西迁这一事件发生于何时呢？有的认为“大概在西晋武帝太康六年（公元 285年）稍后”（注：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83页。），或认为在太康四年（公元283年）至太康十年（公元289年）之间（注：周伟洲：《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但我以为此事似应在太康十年（公元289年）之后。据《旧唐书》卷一九八《吐谷浑传》记载：“吐谷浑，其先居于徒河之清山。”可知吐谷浑是从徒河之青山开始西迁的。如所周知，鲜卑慕容部在吐谷浑、慕容ｗěｉ＠①之父慕容涉归时居于辽东北，慕容ｗěｉ＠①于太康六年（公元285年）继位后，才于太康十年（公元289年）从辽东北徙居徒河之青山。那么这一兄弟ｘì＠③墙事件应当发生在太康十年慕容ｗěｉ＠①迁居徒河之青山以后。汉徒河县城在今辽宁锦州附近，青山为今义县、北票、阜新一带群山（注：孙进己等：《东北历史地理》第二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其地在西晋时均在昌黎郡辖境内，故吐谷浑之孙叶延说：“吾祖始自昌黎，光宅于此。”（注：《晋书》卷九七《吐谷浑传》。）这与《旧唐书·吐谷浑传》的说法是一致的。叶延于咸和四年（公元329年）继位时，上距吐谷浑西迁当不超过四十年，时其叔祖慕容ｗěｉ＠①尚在世，故其从父、祖那里得知的西迁历史应当是准确可靠的。而且叶延其人“好问天地造化，帝王年历”（注：《晋书》卷九七《吐谷浑传》。），是位勤学好问的有心人，他对于自己家族的历史自然会比较熟悉。
关于慕容ｗěｉ＠①创作《阿干之歌》的时间，上引阿尔丁夫的文章文认为“基本上是公元二八六年下半年之后，二八九年五月之前，慕容ｗěｉ＠①为追思西去的长兄吐谷浑而作”。我认为这个时间不可能是创作《阿干之歌》的时间，公元289年慕容ｗěｉ＠①才开始由辽东北迁居徒河之青山，慕容ｗěｉ＠①兄弟之间发生上述矛盾事件，最早也只能在这年，而创作《阿干之歌》的时间，则应当更在其后。我认为《阿干之歌》不是在吐谷浑西迁时立即创作的，据《晋书·吐谷浑传》应是在事后“追思”而作，而且可能是在吐谷浑于永嘉之乱南迁陇右之后才创作的。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在叙述《阿干之歌》的创作时是这样记载的：吐谷浑“遂附阴山面黄河，晋永嘉之乱南迁陇右。ｗěｉ＠①以孔怀之思，作《吐谷浑阿干歌》，岁暮穷思，常歌之”。从这个记载可知《阿干之歌》是在永嘉之乱、吐谷浑南迁陇右之后，慕容ｗěｉ＠①怀念其兄而创作的。《魏书·吐谷浑传》也说：吐谷浑“于是遂西附阴山，后假道上陇。若洛ｗěｉ＠①（即慕容ｗěｉ＠①）追思吐谷浑，作《阿干歌》”。《宋书·鲜卑吐谷浑传》说得更明确：吐谷浑“于是遂西附阴山。遭晋乱，遂得上陇。后（慕容）ｗěｉ＠①追思浑，作《阿干之歌》。”此二书的记载与《十六国春秋·前燕录》的记载都是一致的。据《旧唐书》卷一九八《吐谷浑传》记载：“吐谷浑自晋永嘉之末，始西渡洮水。”时在公元313年。那么《阿干之歌》应当是在这年吐谷浑南迁陇右之后才创作的。各种文献记载都说慕容ｗěｉ＠①愈到晚年愈加追念此事，常唱《阿干之歌》以抒发自己的思念之情。慕容ｗěｉ＠①卒于咸和八年（公元333年），永嘉之末吐谷浑南迁陇右至咸和八年的20年间，正是慕容ｗěｉ＠①的晚年阶段。
慕容ｗěｉ＠①何以步入晚年之后愈益思念其兄吐谷浑？他创作和歌唱《阿干之歌》的目的是什么呢？从文献的记载来看似乎是他后悔早年兄弟ｘì＠③墙之事，怀念其西去的庶长兄。但我认为这只是表面上的原因，在这一表象后面还应当有更为深刻的原因：他不是一般的为怀念而作，而是有着一定的政治目的的。这与慕容氏统治集团内部长期的、激烈的家族内争，特别是嫡庶之争有关。据《晋书·慕容ｈｕàｎｇ＠②载记》：“慕容ｈｕàｎｇ＠②字元真，ｗěｉ＠①第三子也…ｗěｉ＠①为辽东公，立为世子。”“初，ｈｕàｎｇ＠②庶兄建威翰骁武有雄才，素为ｈｕàｎｇ＠②所忌，母弟征虏仁、广武昭并有宠于ｗěｉ＠①，ｈｕàｎｇ＠②亦不平之。”可见在慕容ｗěｉ＠①的晚年，慕容氏统治集团家族内部又在重演兄弟ｘì＠③墙之事，日后继承慕容ｗěｉ＠①之位的慕容ｈｕàｎｇ＠②也在排挤其庶兄慕容翰，甚而排挤其同母弟慕容仁、慕容昭等。这看来似乎在重新上演当年慕容ｗěｉ＠①排挤其庶兄吐谷浑的一幕，可见在慕容氏统治集团内部的嫡庶之争、家族斗争已是一种经常现象。这当然会引起慕容ｗěｉ＠①的疑虑，他担心他的继承人之间的矛盾，将不利于慕容氏的统治的巩固和发展。何况慕容ｗěｉ＠①不仅曾经排斥过自己的庶兄吐谷浑，而且自己也曾遭受过这种家族内部矛盾斗争之害，据《晋书·慕容ｗěｉ＠①载记》的记载，慕容ｗěｉ＠①的父亲慕容涉归死后，其叔慕容耐“篡位，将谋杀ｗěｉ＠①，ｗěｉ＠①亡潜以避祸。后国人杀耐，迎ｗěｉ＠①立之”。从慕容ｗěｉ＠①前后的经历可以想见，他对这种家族内部的矛盾斗争是有切身体验和深刻了解的。事实证明他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果然不久慕容ｗěｉ＠①死后，慕容翰等人“并惧不自容。至此，翰出奔段辽，仁劝昭举兵废ｈｕàｎｇ＠②。ｈｕàｎｇ＠②杀昭，遣使按检仁之虚实……”慕容氏统治集团内部果然暴发了激烈的矛盾斗争。慕容ｗěｉ＠①出于这种政治上的担心，为了使他的儿子们摒弃相互间的猜疑争斗，能够相互和睦团结起来，于是以这一自己亲身经历、参与制造的历史事件为题材，创作了歌谣，表达他对其庶兄的怀念之情和兄弟相争事件的追悔，运用音乐这一艺术形式，以期更好地达到教育、感化这些不和的儿子们和慕容氏统治集团的成员们，维护慕容氏家族内部的团结，以利于巩固和发展慕容氏的势力和政权。中国古代非常强调音乐的教育、感化作用，认为其中尤以在调和感情、团结和睦方面的作用最为突出，所谓“乐者为同…同则相亲”（注：《礼记》卷三七《乐记》。），认为音乐具有化解矛盾、融洽情感的特殊功能。因而“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注：《礼记》卷三九《乐记》。）已经受到汉族文化较深刻影响的慕容ｗěｉ＠①，对于音乐的这一特殊教育功能也应当是了解的，更何况中国古代的少数民族也同汉族一样，不仅以音乐作为娱乐形式，同时也是运用它来作为交流感情、进行教化的一种手段。总之，慕容ｗěｉ＠①不是因一般的思兄之情，而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作为警戒、教育慕容氏统治集团而创作并演唱这首歌谣的。
二、慕容鲜卑建国后的宫廷音乐
慕容鲜卑建国后的音乐，一方面吸收了中原王朝的传统音乐，另一方面则将鲜卑音乐与这种传统音乐相揉合，将其改造提升成为一种新型的宫廷音乐。这种经过融合而形成的宫廷音乐，反过来又影响了、丰富了中原王朝的传统音乐，从而被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封建王朝所吸收利用，成为中华民族音乐中的组成部分之一。
慕容鲜卑早期的音乐是如何向中期的音乐转变，是怎样与汉族传统音乐相互交流、吸收、融合的呢？《太平御览》卷五七○引《前燕录》曰：慕容ｗěｉ＠①“以孔怀之思，作《吐谷浑阿干歌》。及ｊùｎ＠④、垂僭号，以为辇后大曲。”由此可见在慕容氏入主中原、建立国家之后，慕容鲜卑早期的音乐也随之被纳入宫廷音乐之中，其中的《阿干之歌》即被慕容ｊùｎ＠④所建前燕、慕容垂所建后燕政权改造成为在宫廷中演唱的“辇后大曲”。《魏书·吐谷浑传》更为具体记载说慕容ｗěｉ＠①所作《阿干之歌》是被僭号子孙用作“辇后鼓吹大曲”。鼓吹，是以鼓、箫等乐器演奏的乐曲，从汉代以来又不断吸收西域和北方少数民族乐曲，从而形成了一种与中国古代传统雅乐风格不同的新声，所谓“鼓吹者，盖古之军声，振旅献捷之乐也”（注：《北堂书钞》卷一三○《鼓吹六》引孙毓《东宫鼓吹议》。）。故又将其称为“军乐”（注：《续汉书·礼仪志中》梁刘昭注引蔡邕《礼乐志》。）或“武乐”（注：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卷二○《祭遵传》引沈钦韩《后汉书疏证》。）。采自北方少数民族音乐的“北狄乐”是中国古代鼓吹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唐书·礼乐志》曰：“北狄乐皆马上之声，自汉后以为鼓吹，亦军中乐，马上奏之，故隶鼓吹署。”从汉代开始设立乐府以采集和演唱鼓吹乐曲，从而成为中原王朝宫廷音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晋以后更专设鼓吹署以掌管这种乐曲。“大曲”是鼓吹乐的乐章之一，《乐府诗集》将其归于“相和歌”中的一种。《宋书》卷二一《乐志三》曰：“《相和》，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那么“大曲”也应是以丝竹等乐器伴奏而演唱的歌曲。慕容氏入主中原后，遂将其早期民歌《阿干之歌》等纳入传统宫廷音乐之中，从而丰富了原有的宫廷乐曲，使之成为一种具有慕容鲜卑民族风格的“鼓吹大曲”，初步实现了慕容民族音乐与汉族传统音乐的结合。从此慕容鲜卑音乐成为中国古代宫廷“鼓吹乐”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慕容氏建国之后又接受了中原王朝传统的宫廷音乐。据《晋书·乐志》记载：“永嘉之乱，海内分崩，伶官乐器，皆没于刘、石。”西晋的宫廷音乐在永嘉之乱后被匈奴族的刘氏王朝和羯族的石氏王朝所得到，成为了他们的宫廷音乐。如所周知，西晋的宫廷音乐是继承汉、魏音乐。公元349年冉闵推翻了建都于邺城的石氏王朝，建立了冉魏王朝，仍然建都于邺城。于是石氏王朝的宫廷音乐又被冉魏所得到。不久前燕慕容ｊùｎ＠④平定冉闵，攻占邺城，冉魏的音乐除一部分流传到了立国于江左的东晋朝廷之外，另一部分则被慕容ｊùｎ＠④所得，从而纳入了前燕的宫廷音乐之中。在这个基础上，前燕又将本民族的音乐与中原传统音乐相结合，即一方面使早期的慕容民族音乐上升为宫廷音乐，将早期的慕容民歌纳入中原王朝宫廷音乐“辇后鼓吹大曲”之中；另一方面又接受、继承了中原王朝传统宫廷音乐，并给传统的宫廷音乐注入新鲜血液，从而形成了具有慕容民族特色的新型的宫廷音乐。
慕容燕国继承并改造传统宫廷音乐的情况，可从墓容盛对后燕宫廷音乐进行的改革中窥知其略。据《晋书》卷一二四《慕容盛载记》记载，慕容盛在位时，有一次“听诗歌及周公之事，顾谓群臣曰：‘周公之辅成王，不能以至诚感上下，诛兄弟以杜流言，犹擅美于经传，歌德于管弦。至如我之太宰桓王，承百王之季，……勋道之茂，岂可与周公同日而言乎！而燕咏阙而不论，盛德掩而不述，非所谓也。’乃命中书更为《燕颂》以述（慕容）恪之功焉。”这个记载告诉我们三个问题，一是在后燕宫廷中不仅与其他封建王朝一样演奏传统的宫廷音乐，而且其宫廷音乐中已经注入了“燕咏”这种新鲜的慕容音乐；二是这种“燕咏”不仅有如上所述吸收了原来的慕容民歌的鼓吹乐曲，而且还创作了歌颂慕容燕国帝王将相功业的宫廷雅乐——《燕颂》。“颂”是中国古代用于“美盛德”的宫廷雅乐。慕容恪乃前燕执政大臣，慕容盛对《燕颂》中没有歌颂慕容恪的内容不满，于是命令补充有关慕容恪的乐章，由此可见这个《燕颂》应是歌颂包括前燕帝王将相的乐曲，后燕演奏的《燕颂》当是继承前燕而来的；三是这种《燕颂》可能已经不是由鲜卑人用鲜卑语创作的歌辞，而是由汉族官僚文士用汉文写成用汉语演唱的。被慕容盛命令负责改写《燕颂》的中书，在魏、晋时期其职掌为“典尚书奏事”、“掌赞诏命，记会时事，典作文书”（注：《唐六典》卷九《中书省》。）等，需要很高的文化水平。慕容燕国官制多循魏、晋制度，故中书官员亦多任汉族官僚士人，慕容盛在位前后的中书令眭邃、封懿、常忠，中书监阳哲等，均为汉族士人，故由中书改写成的《燕颂》，应是用汉文创作的。由此可见慕容燕国在继承中原王朝传统宫廷音乐之后，不仅注入了慕容鲜卑的音乐形式，而且注入了歌颂慕容民族历史和功业的内容，将其移植、改造为适用于其政治需要的新型宫廷音乐。
慕容燕国这种具有慕容民族特色的新型的宫廷音乐，一方面在慕容鲜卑国家中展转流传，另一方面又于其他少数民族王朝和汉族王朝中广泛流传，从而促进了各民族音乐的交流和相互影响，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
其在慕容国家中的流传情况大体是这样的：公元370年前燕被前秦灭亡后，它的宫廷音乐被前秦所得到。公元383年淝水之战后前秦瓦解，流亡于前秦的慕容氏宗室乘机恢复燕国。这时，苻秦所得前燕宫廷音乐被慕容永所得，从而成为了公元386年建都于长子的西燕王朝的宫廷音乐。据《魏书·慕容永传》记载：慕容永等鲜卑贵族在离开苻秦国都长安时，“率鲜卑男女三十余万口，乘舆服御、礼乐器物，去长安而东”。与此同时建都于中山的慕容垂后燕政权，又于公元394年攻克长子，灭亡了西燕政权，于是这批宫廷音乐又从西燕转移到了建都于中山的后燕政权，成为后燕的宫廷音乐。据《晋书·慕容垂载记》记载：慕容垂攻克长子后，将慕容永的“乘舆、服御、伎乐、珍宝悉获之，于是品物具矣”。对于上述慕容燕国宫廷音乐的来龙去脉，《魏书·乐志》曾作了一个简明扼要的概述：“永嘉已下，海内分崩，伶官乐器，皆为刘聪、石勒所获，慕容俊平冉闵，遂克之（注：《魏书》卷一○九《乐志》。中华书局标点本《校勘记》谓：“‘克’当是‘得’或‘获’之讹。”）。王猛平邺，入于关右。苻坚既败，长安纷扰，慕容永之东也，礼乐器用多归长子，及垂平永，并入中山。”指出前燕通过推翻冉魏政权而继承了汉魏传统音乐，这些音乐后来被苻秦带入关中，再被慕容永等鲜卑贵族带出关东，先后成为西燕、后燕的宫廷音乐。
后燕的宫廷音乐后来又被南燕所继承，《隋书·音乐志下》记载曰：“慕容垂破慕容永于长子，尽获苻氏旧乐。垂息为魏所败，其钟律令李佛等，将太乐细伎，奔慕容德于邺。德迁都广固，子超嗣立……”这里所说的“垂息为魏所败”，是指公元397年北魏进攻后燕都城中山，燕主慕容垂之子慕容宝弃城逃往龙城之事。慕容宝出走后，后燕的钟律令李佛等人也带着“太乐细伎”逃离中山，投奔镇守邺城的慕容德。当时慕容德为使持节、都督冀兖青徐荆豫六州诸军事、冀州牧，镇邺。据《资治通鉴》卷一○九《晋纪》三十一隆安元年条记载，在慕容宝逃离中山时，后燕的官员也纷纷出逃：“乐浪王惠、中书侍郎韩范、员外郎段宏、太史令刘起等帅工伎三百奔邺。”李佛等人就是在慕容惠等率领下逃奔邺城的这批“工伎”中的一部分。后燕的宫廷音乐就是这样转移到了慕容德手中的。后来慕容德建立南燕，迁都广固，于是李佛等人从中山带来的“太乐细伎”就成了南燕的宫廷音乐班底。对于这些音乐在慕容国家中的传播过程，胡三省有一简明扼要的概括，他说：“长安之陷，太乐诸伎入于西燕；西燕之亡，慕容垂收以归于中山；中山之陷，相率奔邺，由是南燕得之。”（注：《资治通鉴》卷一一四《晋纪》三十六，安帝义熙三年条胡三省注。）
以上就是慕容氏将其所得中原王朝传统音乐以及其民族音乐与汉族音乐相互结合之后形成的新的宫廷音乐在慕容国家中转授流传的情况。与此同时慕容国家的音乐又向其他民族和汉族王朝传播扩散。
其一是向先后立国于关中的氏族苻氏前秦和羌族姚氏后秦传播。据《晋书·乐志下》记载：“王猛平邺，慕容氏所得乐声又入关右。”公元370年王猛攻克前燕国都邺城，将所得前燕乐声带入立国于关中的氐族苻氏前秦，于是慕容燕国的音乐成为氐族王朝的宫廷音乐的一个组成部分。曾于苻秦灭亡后将其宫廷音乐转为己有的南燕，后来又将这些音乐送回关中的羌族后秦政权。公元407年南燕主慕容超遣使后秦，要求遣返他的被后秦拘留的母亲和妻子，后秦主姚兴向南燕提出令其奉送“太乐诸伎”作为交换条件。于是慕客超“遣其仆射张华、给事中宗正元人长安，送太乐伎一百二十人于姚兴。”（注：《晋书》卷一二八《慕容超载记》。）这些含有慕容音乐成分的宫廷音乐在从关中流播关东20年之后，又回到了关中地区。
其二是向立国于江左的东晋南朝汉族政权传播。据《晋书·乐志》下记载：“太元中，破苻坚，又获其乐工杨蜀等，闲习旧乐，于是四厢金石始备焉。”公元383年淝水之战苻坚失败，苻秦的宫廷音乐有一部分被东晋得到。《资治通鉴》对此记载道：“丁亥，谢石等归建康、得秦乐工，能习旧声，于是宗庙始备金石之乐。”可见杨蜀等苻秦乐工是在淝水之战时被苻坚带到前线，与东晋交战失败时被俘获而去的。史称苻坚失败后“收集离散”，回到洛阳后“百官、仪物、军容粗备”（注：《资治通鉴》卷一○五《晋纪》二十七，孝武帝太元八年条。）。这些乐工就是他带到淝水之战前线的“仪物”中离散了的一部分。杨蜀等乐工所熟习的“旧乐”中除了传统的宫廷雅乐之外，无疑也还包含有苻秦原先从前燕得到的慕容音乐。公元417年刘裕率军攻克后秦国都长安，灭亡了羌族姚氏政权，当时“长安丰全”，刘裕“收其彝器、浑仪、土圭之属，献于京师”（注：《宋书》卷二《武帝纪中》。）。“彝器，常用之器”（注：《资治通鉴》卷一一八《晋纪》四十，安帝义熙十三年九月条胡三省注引杜预语。）。礼乐之器亦属“彝器”，因此刘裕从长安运往建康的战利品中应当有后秦宫廷中的乐器。据隋朝大臣、音乐家牛弘说：“（慕容）超以太乐伎一百二十人诣（姚）兴赎母。及宋武帝入关，悉收南渡。”（注：《隋书》卷一五《音乐志》下。）可见刘裕平关中后的确曾将后秦原先从南燕那里得到的“乐伎”也同时作为战利品而全部带回建康，从而成为东晋和南朝宫廷音乐的组成部分。
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五《梁鼓角横吹曲》所收录的六十六曲大多就是上述不同时期从北方传至江南的包括慕容鲜卑在内的少数民族鼓角横吹音乐的遗存。《乐府诗集》卷二一《横吹曲辞》序云：“《古今乐录》有梁鼓角横吹曲，多叙慕容垂及姚泓战阵之事，其曲有《企喻》等歌三十六曲。乐府胡吹旧曲又有《隔谷》等歌三十曲，总六十六曲。”这些保存于梁朝乐府中的鼓角横吹曲除慕容鲜卑歌曲之外，还有羌族姚氏后秦的《琅邪王》、《钜鹿公主》等，有氐族前秦的《企喻》等，以及拓跋鲜卑的《高阳王乐人》等。除《高阳王乐人》为时代较晚的北魏歌曲外，大多为十六国中后期歌曲，其时代和国族均与上述南胜北败诸战役中的俘掠相一致，表明它们大多是在上述诸役中传入东晋，并为南朝政权所继承的。记录这些歌曲的《古今乐录》一书，据《隋书·经籍志》为“陈沙门智匠撰”（注：《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一。），可见这些北方音乐直至南朝末年仍然存在。在这些“梁鼓角横吹曲”中以“慕容”为题的歌有《慕容垂》及《慕容家自鲁企由谷》两首，《慕容垂》一歌列在《古今乐录》所载的三十六曲当中，《慕容家自鲁企由谷》一歌列在梁乐府胡吹旧曲的三十曲中。《慕容家自鲁企由谷》歌辞云：
郎在十重楼，女在九重阁。
郎非黄鹞子，那得云中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