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８年，或稍早，那个总是传出决议、社论、讣告、样板戏、毛主席赞歌的大喇叭里，有一天传出了《洪湖水，浪打浪》，传出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传出了《刘三姐》，它们一天又一天在喇叭中重复着，百听不厌。大人们说，这都是些解禁了的歌曲。
中国的新时代就从解禁开始了。那些因为政治斗争，因为不够革命，或者仅仅因为爱情的歌曲，重新回到了人们的生活中。大人们克服了戏曲的障碍，一遍遍去观赏越剧《红楼梦》、黄梅戏《天仙配》，一遍遍为林黛玉或者七仙女的命运痛哭流涕，黑暗中他们的眼泪湿透了一张张手绢，湿透了中国的一家家电影院。就在这种哭泣声中，爱情的知觉，久违了的俗世的情感，不再被看作那么可耻的东西了。
８０年代——一个电影插曲的时代在新的电影中伸延。半导体和晶体管，薄膜唱片和电唱机，人们坐在新买进家的收音机前，听着李谷一、朱逢博、关牧村、郑绪岚、关贵敏，听着《祝酒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洁白的羽毛寄深情》、《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太阳岛上》、《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充满欢乐和阳光的音符像雪后的泉水一样四处流淌，它们歌唱着生活的甜蜜，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甜蜜，不关涉具体，也与每一个具体家庭的生活无关。别种滋味的歌是借着电影剧情出现的：《知音》、《雁南飞》、《心中的玫瑰》、《角落之歌》、《妹妹找歌泪花流》、《妈妈教给我一首歌》。与之同时，城市青年在宿舍里偷听台湾歌，喇叭裤戴着不撕商标的太阳镜、提着最时髦的录音机，骑着车或者成群结伙地呼啸而过，把邓丽君和张帝的歌声一路洒在大街上。大人们望着他们的背影说：这些个小青年，这些个阿飞。
是的，这些个阿飞。中国人开始渴望平常的日子，但极左时代的禁忌依然在骨髓中浸透着。在核心的意识形态里，除非辅之以革命、事业等崇高内容，否则世俗情感、谈情说爱、个人悲喜，都是低级趣味的、不道德的、甚至是不正派的表现。邓丽君、张帝、刘文正只能在“地下”流行，甚至欣赏者自己，都有一种道德上的不洁感：邓丽君唱的是黄色小调，张帝唱的是流氓歌曲，唱法本身就透着“黄”。不久，李谷一唱《乡恋》用了气声，苏小明唱《军港之夜》又柔又绵，立即招致痛斥和批判，批评者听出了那声音里的“黄”。
这是中国歌曲历史上的“电影插曲时代”，又是一个“中间腔时代”——这一时代的“唱将”，同王酩、施光南、谷建芬、刘诗召、王立平、付林这些最主要的歌曲作者一样，都是名门正派、正统出身，却共有一种向世俗情感过渡的倾向。洋腔洋调和土腔土嗓渐渐退出主流，听众喜好的对象，是那些美声中带点自然色的歌手，这是８０年代前五年大部分受欢迎者的共同特征。很明显，我们可以从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例如从解禁时代的王昆、郭兰英、黄婉秋向李谷一的变化，从李谷一向朱逢博—郑绪岚—沈小岑—苏小明的变化，从男女声二重唱两个时代的代表——张振富、耿莲凤向王洁实、谢莉斯的变化，看到美声、民族唱法的逐渐下移。甚至，１９８４年春节联欢晚会首次请来的两位香港明星——张明敏和奚秀兰，也是两个“中间腔”——奚是民歌“中间腔”，张是流行“中间腔”。“中间腔”流行的背后，有意识形态的保守在暗中支配着。此时，一方面意识形态从高调下移，一方面中心意识仍在起作用，这种作用甚至是整个大众的，迷惘、失落、痛苦等生活中的正常情感，在主流价值中被视为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情绪，反映个人情感的流行音乐则被视为靡靡之音，在接受上存在一种心理障碍。这时，大众意识处于一种政治中庸状态。
稍后，台湾校园歌曲一下子流行了，《乡间的小路》、《外婆的澎湖湾》、《踏浪》、《踏着夕阳归去》，它们被“中间腔”广为翻唱，非政治的内容既满足了人们潜在的人性需求，其自然情趣和健康明朗，又与正统价值无伤。“中间腔时期”的压轴大戏由唱着《军港之夜》的苏小明完成：它终于脱离电影歌曲的拼合，而有了歌曲专辑的概念；主题背景虽然不脱国家、集体、事业，但抒情角度却充满人情味和世俗性；歌手的声音不再高昂，是中音的、松弛的，最大限度地接近了美声的底线，它伴随着批判，也伴随着欢迎。
积极、健康、正面等观念支配着歌声审美的状况，大概一直持续到１９８９年左右，此前歌坛千变万变，好嗓子的观念一直不变，始终以清亮、纯正为第一美学特征。
是１９８３年还是１９８４年？一个叫程琳的孩子出来了，稍后，一年更小的叫朱小琳的孩子出来了。孩子是天真的，孩子是无邪的，“小螺号，嘀嘀地吹”，“妈妈的吻，甜蜜的吻”，同时她们会唱邓丽君。在童稚的掩护下，邓丽君公开化了。没有美声血统的流行唱法登场。不是出身于正统的学院派，而是一批社会青年，女学邓丽君，男学刘文正，磁带风行，走穴风行，模仿港台歌曲风行，“翻唱歌曲时期”全面降临。张行弹着吉他唱：“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麻烦”，因为爱不能分享，因为你比她“迟到”。哗，３００万盒销量；哗，吉他成百倍地狂销；哗，吉他班在城市里铺天盖地。谈情说爱不再是禁忌，“月亮代表我的心”不再是黄歌，“爱你在心口难开”不再是淫声浪语。各种新星不知都从哪里冒出来，都唱着港台歌，都有人买账。１９８５年，美国４０多名歌星为非洲灾民义演，联唱《天下一家》，第二年台湾６０位歌星联唱《明天会更好》，中国一位磁带编辑说：他们能做６０名，我们能做１００名，献给世界和平年！
１００名歌星，说聚就聚，还有很多没参加的，想想看，中国的歌星有多多吧。《让世界充满爱》，１００名歌星穿上整齐划一的演出服（多奇怪！），一方面亮出不同的声音，一方面突出圣歌般的齐唱。中国人，甭管男女老少，都接受了，都激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