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奥地利人从来没有对有关国家的概念过分狂热地迷恋过。也许他们对在艺术中所能得到的自由天地的关爱远远超过了他们对实际领土的关注。在一本由奥地利驻华大使馆编篡的书--《奥地利概况》中有这样的话：“当今的奥地利人观察他们国家的历史是客观的。他们坚实地站在共和国的土地上，并不怀念早已失去的帝国。他们不把远远超出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史和奥匈帝国史作为民族传统来继承，而是把它理解为向全世界开放的预备性训练。”
奥地利在历史上的战争中总是胜少败多，其实这一点并不让人费解。一个如此狂热地沉浸在音乐艺术中的民族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象沙皇俄罗斯那样喜欢疯狂扩张的国家。但与此同时，这也注定了它在军事上的软弱。
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２日，德国军队只在一日之间就轻松地占领了奥地利，并把它划为德意志联邦的东区。对上文提到的善良的奥地利军官特罗伯男爵来说，携全家逃离祖国是他为避免在法西斯军队中任职的唯一选择。当然，当他逃离故乡的时候，他和他的全家并没有忘记带上奥地利人所特有的宗教－对歌唱的热爱。在纽约定居期间，他的家庭合唱团在当地的社区音乐比赛中又连续获奖，也正因于此，男爵一家的传奇故事才在美国被传播开来。
１８０９年的五月，拿破仑的法国军队占领了维也纳。当时住在维也纳施达茵大街１９号的老海顿已经衰弱不堪了，他让仆人打开沿街的窗子，然后颤颤巍巍地坐在钢琴旁，弹起了十年前献给奥地利皇帝和人民的赞歌。从此，海顿每天都在窗前不停地弹奏着这首歌曲，还用他沙哑的嗓音伴唱：“上帝啊，保佑法郎士皇帝！”在这个愁云笼罩的五月的最后一天早晨，仆人象往常一样打开了窗子，当他去唤老海顿起床的时候，却发现音乐家已经再也醒不过来了。老海顿已经用尽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点力量，他悲伤地死去了。
这是拿破仑军队在维也纳遇到的唯一的来自民间的抵抗。

６、文明的边缘
有人说，奥地利成为音乐大国的原因在于它位于两个天性擅长歌唱的两个伟大民族--意大利和德国之间，它汲取了欧洲南北两个民族的音乐精华，因而才成就了辉煌而独特的奥地利音乐文化。这种人云亦云的说法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却未必正确。
正如上文所述，奥地利在历史上一直都未能成为欧洲文明的中心区域；相反，它一直都处于文明的边缘地带。尽管哈布斯堡政权也曾一度间强大，但我们很难把维也纳或是萨尔茨堡看作是象巴黎和罗马那样的文明中心城市。而这恰恰就是音乐在奥地利获得旺盛生命力的主要原因。
音乐是艺术中最具自由性和随意性的种类。它高贵敏感，同时又十分挑剔，它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原始的情愫。这种情愫适合在一种古朴的人文环境中生长，却很难适应高度文明化的社会环境。
文明的中心区域也是贵族权力的集中地，因而，音乐艺术在文明中心区域首先就不能逃脱贵族化的命运。而每当音乐艺术被贵族所霸占的时候，音乐的生命力也将大为减弱直至消失。这就好比一个来自乡间陋舍的天然浑成的美妙女子，她的美是由她自然披散的长发、她的布衣、她的带有泥土气息的言语和风韵所构成的。一旦有一天被纳入国王的宫中，穿金戴银，施粉画眉，她的美也将因此大打折扣。音乐在文明中心不能保持永久的活力就是这个道理。意大利长久以来就是欧洲的文明中心，它的宗教音乐源远流长，近代歌剧也诞生于斯。然而，一味地追求贵族艺术趣味最终使音乐在意大利渐渐失去了大众基础而成了贵族庭院中贵重的摆设品。当歌剧在意大利星罗棋布的剧院中疯狂上演的时候，意大利的民间源泉便随之枯竭。贵族对音乐的迷恋犹如太阳对湖水的热爱与蒸发。
音乐在文明中心不能不去遭遇的另一个问题便是艺术的专门化。丹纳在他的《艺术哲学》中曾敏锐地意识到了“文明过度”问题。他说文明过度的特点是观念越来越强，形象则越来越弱。当文明的犁犁得不够的时候，艺术尚能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自然生长着。而当文明之犁的沟槽多得数不清了的时候，艺术也就荒芜了。高度文明化的结果使音乐艺术被人为地定义，被有计划地创作和上演，而民众则把对音乐艺术的喜爱寄托在官方创办的剧院身上，尽管剧院上演的东西往往让人失望。而此刻，艺术只成了艺术家的艺术，人们对艺术的热爱成了一种被动的热爱。人与音乐浑然一体的原始状态已不复存在，作为民众整体的人已与艺术悄悄地分割开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