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莫扎特之后，维也纳还有一位名叫舒伯特的天才音乐家。他同莫扎特一样的潦倒，也一样的早熟和短命，当然也一样的伟大；甚至他的生命比莫扎特还要短暂。他３２岁死于伤寒。一位曾与他同住的朋友这样回忆舒伯特的生活：“我永远不会忘怀在寒伧的阁楼里度过的艰苦岁月……我们只有一架简陋的钢琴，几件破家具，一天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然而，那是我们生活中最幸福的时光……舒伯特正是在钢琴面前，即兴演奏，放声歌唱，谱下无数不朽的歌曲。”舒伯特把他的伤感、惆怅和孤独融入对大自然美丽风光的赞美之中，借以抒发他的理想。他曾对别人说：“我的作品是从我的智慧和痛苦中产生的。”
所以，多瑙河的幸福并不是来源于奥地利人的甜美生活。在某种程度上说，多瑙河的幸福恰恰源于那些天才巨人的智慧和痛苦。生于德国莱茵河畔的贝多芬从２２岁时就来到了维也纳。在多瑙河畔，他经历着他的屈辱和爱情中的不幸，经历着耳聋对一个音乐家的摧残，在这条日夜不息的母亲一样的河流的怀抱里，他思念着远方象父亲一样坚强的莱茵河，并最终完成了一座辉煌的音乐建筑，同时也完成了他充满悲剧的一生。罗曼·罗兰在《巨人三传》中这样写贝多芬：

“当我们对着世界的劫难感到忧伤时，他会到我们身旁来，好似一个穿着丧服的母亲旁边，一言不发，在琴上唱着隐忍的悲歌，安慰那哭泣的人。”

在贝多芬的乐曲里，他的哀伤化为勇气，他的苦难化为与神同在的醉意。

３．维也纳
也许真正的神圣恰恰就寓于平常之中，如果什么东西总是神圣得不着边际，它也就失去了神圣。一位曾在维也纳留过学的朋友说，只有来到维也纳，我们才能感受到音乐的神圣是怎样地化为平常，而这种平常又将怎样地铸成不朽的神圣。
也许世界上所有国家的首都都是政治家的首都，但只有维也纳例外，它是音乐家的都城。在维也纳的大街小巷随便走走，处处都可以看到有关大师们的遗迹、雕像、纪念碑、故居博物馆，还有许多以音乐家来命名的学校、剧院等。维也纳广场上有一座下面没有遗骨的墓碑，那是莫扎特的。莫扎特的遗体在那个风雨交加的夜里被抛至途中，几日之后，当大病初愈的妻子挣扎着起床去寻找丈夫的遗体时，却没有办法从几具业已腐烂的尸体中辩认出丈夫。而在瓦琳勒公墓里，舒伯特与贝多芬并列着长眠在一处。在他们逝去的无数岁月中，几乎每天都有一些虔诚的人来到这里，为他们献上圣洁的鲜花。在环抱维也纳城的维也纳森林之中有一座爬满青藤的乡间小舍，那是小约翰·斯特劳斯度过其青春时代的地方。他６岁时在这里试钢琴，后来又在这里写下了他的第一首圆舞曲。如今，这座小屋已经成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爱好者的“朝圣”之地。
也许维也纳拥有的一切就是音乐所应该拥有的一切。几乎维也纳的每个公园都有音乐家的塑像。贝多芬的塑像树立在林格大街的一个广场中央，舒伯特仍然与贝多芬保持一致，也把自己立在这条林格大街上。莫扎特的石雕像位于皇宫公园的中心，而约翰·斯特劳斯的铜像被安置在维也纳市立公园里。斯特劳斯站在一座凯旋门中，怡然自得在拉着他的提琴。凯旋门是古罗马人为迎接英雄凯旋而设计的，显然，维也纳人把音乐家也理解为当之无愧的英雄。在维也纳的大街小巷，在多瑙河畔的林荫之间，从黎明到黄昏，直至深夜，处处都有人象这幅铜像一样在专心致志地拉着他们心爱的小提琴。这些人中有老者，也有年轻人，还有孩童。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想象到，在那些对音乐怀有如此深情的孩童中间，注定要有未来的大师诞生。所以，凯旋门中的演奏家不仅仅是约翰·斯特劳斯的形象，也是整个维也纳人的形象。
到了深夜，人们最好的去处便是酒店，几乎每个酒店都有一支由三、五人组成的小乐队在为人们演奏着经典的乐曲。人们可以边饮着红酒边循着这亲切熟悉的曲子步入音乐的圣殿之中，乐而忘归。维也纳的酒店是有其独特之处的，因为它不是单纯的酒店，而是集种植园、加工厂、酒店为一体的联合体。店中的酒往往是店主们用自己种植的葡萄酿制的，而葡萄园子就在酒店的后院。维也纳满城都种植着葡萄，我常常觉得这些阳光下的藤蔓就是音乐的精灵化合而成的，它们缠绕着、包融着维也纳就象是灵魂与心灵的依偎。如果我置身于维也纳的秋天，我一定会把弥漫于整个城市中的葡萄的芬芳当作音乐所特有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