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鼓吹乐 文化人类学 生存方式 社会功能
位于甘肃省东部地区的庆阳市，俗称“陇东”。陇东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五六千年前，先民就在此农耕，养殖，制陶。夏代，周祖不窋失官率部族赴此，驻城拓荒，安邦定居，周祖与农耕文化由此发祥。今庆城区据传就是建于此时的“不窋城”，故有“周旧邦”之称。陇东的丧葬礼俗则是从周礼传袭、继承而来，贯穿于这一礼俗仪式中的陇东鼓吹乐则是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直接服务于礼俗活动，在一定场合也成为礼俗仪式本身，于是，它的社会功能与文化功能则成为其主要存在意义。然而，在以往的对于陇东鼓吹乐的认识与审视过程中，人们往往将其从民俗事象中剥离出来，只关心其音乐本体，忽视了其非艺术类音乐自身的特性，这就使得人们对此乐种缺乏一个整体认识。
笔者通过对三个不同层次的乐队进行跟班调查，在田野调查报告和音乐本体分析的基础上，以人类学的视野和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陇东丧俗仪式中的鼓吹乐手的生存背景和鼓吹乐的社会及文化功能进行解释。
一、鼓吹乐手的生存方式
1．班子的组成形式
与中国传统民间音乐中的班社组织的血缘性、地缘性不同，陇东鼓吹乐班的组织形式是极其灵活的，当地叫“攒（cuan）班子”，即没有固定的“事头”，吹手来自不同村落或乡镇，每一次丧俗仪式的事头是由承揽这次仪式的人承担，负责牵头，根据雇主的需求招集吹手，联络与雇主之间的事宜。其选择吹手的标准一般根据乐队组建需要挑选一些和自己合得来、演奏时较为卖力或者演奏技艺高超的同行。这种组织形式的非血缘性和非地缘性使得吹手们的服务范围扩大到全县或全区。班子组织的流动性和服务地点的流动性则决定了其很强的适应能力，它必须不断地顺应雇主的需求，提高表演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在当地，吹手班子被称为“五毒班子”，其实质是由于吹手们的文化水平低下，他们的性格、生活习惯和价值观的不同，要在长时间内处于同一环境就会导致矛盾冲突，而这种流动性也为吹手们之间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提供了先决条件，他们大都会抱着和气生财和互相宽容的态度，来度过一起合作的短短几天。
2．经济运作
在笔者所调查的三个层次的乐队中，根据每次的事价和地点的不同，他们获得的报酬是不一样的。事头的收入一般包括三部分：定金（10~20元）、私自提留（100~300元）、个人应得（60~90元），其他成员只能拿到和事头应得部分相同的报酬。另外，音响设备还可以得到每天30元的分红。
对于这种报酬的分配方式，吹手们尽管有诸多不满，但已经习以为常。他们会私下里责备事头克扣太多，可绝不会当着事头的面去说，因为他们的报酬是事先讲好的，如果能够接受，才会参与此次活动。以后他们在自己所承揽的事上他们也会有自己的提留。乐队的事价对于局外人来说是保密的，吹手们不会当着局外人或雇主的面来讨论他们每个事上的收入。他们有自己的行话暗语来进行价格商谈和分成，这一方面，是为了免得让雇主知道其它事价，使他们在雇主面前尴尬，另一方面，也为了在雇主面前体现出他们是一个比较有资历的鼓吹班子。其行话暗语主要是涉及到关于钱的数词与名词。
吹手们天经地义地赚取佣金，这也是他们从业的目的，但这会与中国乡土社会中，以血缘亲族为主要人际关系的农村村落里，将亲戚邻里之间的金钱交易看做是有伤感情的事是相互矛盾的，他们不能直接伸手向自己的亲戚朋友要钱，但是，他们又不得不分文不少地从亲戚的手中去拿钱，这时，陇东鼓吹乐队组织形式的非血缘性和非地缘性，就帮他们解决了这一难题，可以由其他成员去拿回应该属于自己的报酬。
在笔者跟随王根旭进行调查的当天，正好赶上雇主家是给王根旭的岳父举行三周纪年，他本人还需“穿白带孝”，不能问雇主要钱，但自己又是事头，就让其他吹手代行其权利，自己则向亲戚表示不会收酬金，主动退回自己所得80元钱（事实上他最终得到私自提留的200元）。根据当地的习俗，这种活动多集中在农历腊月和正月，在这两个月中，吹手们每天都会有事顾，由于组织不同的班子，收入也在40~100元/天不等，但大多都在70元/天以上，因此，在这两个月里，他们的收入约在3000~4000元左右。吹手们的从业目的是很明确的，那就是赚钱，民间对于鼓吹乐队的需求，只能通过雇请途径。因此，由于陇东民间礼仪存在的经常性和对鼓吹音乐的必需性，因此吹手的延续和发展就具有了持续性，而且他们也舍得去投资购买乐器和设备，陇东鼓吹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
3．生存意识
一种文化是不能脱离它文化而独立存在的。因此，文化间的接触、交流、相互影响以及文化自身的传播、变异是不可避免的。面对强势的主流文化艺术，民间传统的文化艺术并没有完全的去排斥。它们没有因为要保存自身的传统把自己封闭起来，使自己停滞不前，而是利用自身的自我调适功能，使传统与主流文化在一个系统里相互适应、相互影响，但又独立存在。同样，主流文化的强势也没有压倒将对传统艺术，它没有试图将传统文化同化在自己的文化权力下，去产生一种新的文化体系，而是采取文化适应的策略，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让自身生存下来，这种适应的结果就使得双方都可能发生一定的文化变异，但又保持了自身的个性。陇东鼓吹乐中的这种洋土结合，传统与现代并存的局面正是文化适应的结果。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面对现代化、信息化的时代，雇主和听众已经不仅仅满足于原来的两杆唢呐一面锣的演奏场面，为了给逝者以慰籍，给生者以荣耀，他们对乐队的要求似乎已经达到一种“专业”的水准，传统的和现代的，西洋的和本土的必须样样俱全，少一样也许就会成为他们对乐队讨价还价和品头论足的一种筹码，他们会要求乐队增加诸多的新元素，诸如电子琴、西洋铜管乐器、流行歌曲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