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 文】
华夏正声传七代千年未泯，南灯圣会连十家百岁长荣——1990年碑文

山高皇帝远——传统谚语
本书记录的是迄今为止在南高洛村（注：译者注：本篇翻译是Stephen Jones（钟思第）新作：Plucking the Winds——Lives of village musicians in old and new China[《采风——新旧中国的民间艺人生活》，Chime Foundation（中国音乐研究欧洲基金会），The Nethelands，2004]中的尾声部分，pp．344—355。南高洛村位于河北省保定地区涞水县，毗邻北京南部。原村落名称为高洛，包括南、北高洛，后分为两村。故译文中出现高洛与南高洛两个不同的特指地名。） 所发生的一切。这个尾声是笔者对所阐述事件的一些随想。除了所有书中记录的社会风波外，那些由何清等高洛的村民们保存下来的仪式音乐，历经了清朝、民国时期、军阀混战、盗贼、日本侵华战争、内战、毛泽东时代、新时期等蹉跎岁月，甚至还有音乐学者们的到访。无论在内容上抑或乐声中，看起来上述的相关事件并没有引起仪式音乐的些许变迁。下文我将对南高洛村传统的中断与继承做出评价。首先需要质疑的：作为一名音乐学者，为什么应该尽可能的详尽了解与“音乐会”组织相关的社会背景之变迁。

　　　　社会中的音乐

不要去调查在你范围之外的任何事情。——某县公安局，1996。
我要向某县公安局表示谢意，是他们用自己确信无疑的乡村社会经验，帮助我给自己的研究确定了一个可行性范围。儒家思想和毛泽东思想都支持民族音乐学中的这样一个基本原则：音乐文化与哺育它生长的社会密不可分。显然，音乐并非流于社会之外。因为儒家思想和共产主义的道德主义者早已警告说：不同时代的流行音乐都标志着社会的严重衰退。
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孔子
没有什么能像音乐一样独立于政治之外。——毛泽东
当今中国，人们通常很难把握音乐的社会基础。因为，官方与民众都宁愿将文化与社会割裂开来。社会主流赞成研究音乐本体以及音乐史，却不赞成给20世纪社会中的音乐活动做出公允判断。
音乐会与政治无关，与义和团无关，与革命的历史无关。——高洛村民
中外读者们都期望能够读到有关音乐本身更多的内容，有关村落的历史则无须赘述。的确，我非常欣赏那种音乐，并且希望能够在后续的研究中对它给予更多关注。当然音乐只是一个过程，并非凝固不变。书中描述的是一些抵制了变迁的曲目。除了由于演奏时间长短而引起一定程度的变化外——如曲目的缩短——乐曲被人们以顽强的毅力恪守在传统的工尺谱中，严格地世代相传。那些民间音乐家们似乎也承认，他们的音乐仿佛超然独立于历史之外。在进行了历时性的调查之后，我几乎难以否定他们的观点。当然，这些音乐不是凭空而来，乐曲也终有散时。但是在我们能够详尽记载的百余年中，很难揭示这些仪式音乐的实施与功能有什么显著变化。这一观点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至关重要。
所以，本书试图显示村落文化与变迁的社会生活之间的交界面。这个界面一直是隐性存在的。它不仅存在于中国，还潜显在其他带有极权色彩的想象或许遮蔽了当地真象的国家中。
与整个中国社会一样，高洛村与其仪式组织的当代历史，至少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解放以前的“旧社会”，毛泽东时期，以及从1980年以来的改革时期。我们还可以继续划分出一些更为细微的时段，如：在日本侵略战争之前，在“合作化”或“大跃进”或“四清”之后，自1989年我们首次采访以来等。我们应该记住，离开高洛的1998年——当时距离毛泽东时代公社体系的瓦解将近20年了。确实，当前更迫切的事情是记录下毛泽东时代所发生的一切，那样就能够在俯首于肤浅的虚构之前，阐释村民的记忆了。
记录“红色中国”中传统文化的复兴或是生存现象，也许会纠正一些中庸地假想。传统仪式与音乐文化并没有在共产主义中被彻底摒除。同时我们也不能接受那些典型的乏味宣传，诸如：“在解放以后，民间艺人们得到了共产党的尊敬，他们的生活翻开了新的篇章，创作了新的作品（等）。”事实上，这些乐社并非是奇迹般的“活化石”，不明原因地置身于社会变化之外、处于社会边缘地保存着；或是作为新文化和“革命”文化的仪式组织；也不是那种类似韩国和日本所描述的，由中央政府插手、将一个古老的文化置于原生态环境中的“孤立保存”方式。

　　　　官方参与程度

中央政策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包括50年代众多的文艺会演和80年代的宏伟卷册《中国民族民间音乐集成》的编辑出版，即使它们与类似高洛这样的村庄毫无关系。但总的来说，国家干部根本不可能尊重贫穷的农民们在“饥寒交迫的村落中”练习“迷信的”和“落后的”音乐。但无论是谁，都没有在改造或破除迷信的任务中取得进展。虽然在早期，贫穷民间艺人接受了带着土地改革和美好憧憬预示的新社会，但他们经常被突兀地剥夺传统的谋生方式。主要原因是受到迫于中央政策而部分消失的传统环境的影响，而且，还有那些在一定程度上——尽管大多是潜移默化、令人遗憾的——新思潮的影响。与此同时，他们自己也是新社会的参与者。村庄的领导确实尊重传统文化并且一直支持它，尽管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稍有疑虑（包括音乐会会头），但他们都同时拥护毛泽东和供养神佛。
我欣赏那些记录大众艺术的真实著作，它们是对于支持祖先服饰、习俗负责任的表达，而且将它们紧紧地与那些曾由祖先在过去创造的而现在看似新的、至今仍旧作为我们基础的传统编织在一起。——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sescu, Maramures），罗马尼亚1974。
因为村干部始终感觉到：无论解放前还是解放后，现代化的领导阶层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张弛度颇值得注意。与其他的政权制度一样，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的乡民——其中包括共产党员——依然故我，试图使中央政策对地方利益与价值判断的不利影响发生偏转。民间艺人与乡村干部分享着共同命运，这一现象在我们到访过的所有村庄，都具有代表意义。无论是革命活动还是当前的日常生活，音乐会成员都是杰出的执行者。他们熟知“革命”歌曲，但奇怪的是：那些古老的笙管乐却延续着固有的功能。
与此同时，解放后成立的现代型的南高洛村剧团，却未能保留，但是这并不表示全中国所有的农村剧团都如此。如在中国南方，一些仪式戏剧就像南高洛村的笙管乐一样顽强地生存着。不能简单地认为剧团的领导都具有先进思想，而音乐会的会头思想保守。正如何清、蔡安、单荣清等人同时是剧团和音乐会两个组织的骨干，我想（有明确的证明），这些受到官方关注的戏剧，被认为是可以改变的，而笙管乐与吟诵经文，被视为世代相传的传统。50年代初，村民们执掌了剧团的政治方向。1957年，他们选择了传统剧目表演，同时原封不动地保持了音乐会的传统活动。文革中，仪式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活动，而剧团为政治服务的倾向性越来越明显。随着80年代公社体系解体，南高洛音乐会重又恢复，而剧团却于80年代初就成为市场经济的受害者。

　　　旧社会

与许多西方传统一样，可以肯定：人们对文化流逝有着长期的忧患意识，但却很难赞成“政治变化是带来影响的唯一原因”之说。西方社会学家和中国的学者、音乐学家一致赞成这种观点：解放前或日本侵华前的时期，是中国民间文化的黄金时代。但在了解了那个时期之后，这种观点可能很难令人信服。
共产党执政以前，生活一样变幻无常。20年代混乱无序，1930—31年“音乐会”复兴，31—37年间，远非和平。抗战期间，南高洛音乐会间歇性地持续着，村里的过年仪式——灯棚，在46—48年内战期间，根本不能开坛。1949年的解放意味着又一次重构。如果90 年代人们将人口流动看作是阻碍音乐传承的因素，那么解放前的几十年里，年轻人同样普遍面对逃避盗贼、侵扰、绑架、征兵、饥荒的险途。比文革时间还长的1937—1949年间，除1941—42年乐社接受了一批“新学事”（当地对“徒弟”的称呼）外，音乐会已很难维系正常活动。村民们回忆起解放前长期混乱的感觉，恐慌之情依然溢于言表。这一点得到了中外学者的公认。
然而，我们必须重视老村民们的怀旧心理。1949年前，文化传统也许是身处困境的村民们获得些许安慰的难得的稳定因素之一。甚至在动荡不安的社会中，作为唯一文化形式的传统文化，并没有受到思想意识的冲击。即使社会条件偶尔使其中断，村民们也诚心诚意的忠于音乐会所呈现的价值观。我们搜集的材料，仅是沧海一粟，那些“会”仍旧是受到农历节气和生命轮回影响的民间信仰与习俗生活的复杂网络中的一部分。

　　　　毛泽东时代

对大多数贫农来说，1948年后的解放初期，是段安心时光。大多数农村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文化的瓦解与缺乏安全感要比繁荣与自由的感觉显著得多。如果说音乐会是想提供一定的稳定感来抗衡那些不安，那么48年后它面对的则是来自思想体系的压力。至少在1958年后，仪式活动就很难维持了。但在1961—64年间，高洛和冀中平原的众多村庄中，音乐会再一次复兴，而且村民们进一步说明：文革的影响也仅在1966—69的几年。
尽管音乐会的仪式比其他文艺形式更能抵抗衰退，但不能否认它在毛泽东时代还是有所遗失。对20世纪后半叶的客观评述可以说明：村民们对被“冲淡”的文化感到沮丧，只得凑合行事。还在活动的音乐会，仪式简化，曲目缩减。除在60年代初和80年代初的短时期外，自从解放以来就很少再有年轻人学习这套仪式。
但是，毛泽东时代毕竟不是一个沉默的时代，传统仍在延续。受格尔兹启发，社会学家郭于华曾评述陕西某村新“政治运动式”的国家仪式和体现传统文化的当地仪式之间的挑战。不过高洛成功地应对了这场挑战。在运动中耗尽的封建迷信的感染力和对自我价值的资本，共同压制着“会”。但是民间艺人和村民们，固守着他们代表的那个不能让它失传的传统观念。革命的新音乐，体现于新的、却并不普遍的新民歌与剧团的活动中。官方文化的其他方面，对村民来说并不重要；一直延续的葬礼习俗中，什么事情也不能取代笙管乐与诵经。甚至到60年代早期，十几岁的孩子仍觉得没有什么集体活动能与学习仪式音乐的乐趣相提并论。

　　　　改革开放时期

虽然表面上看，80年左右随着公社思想体系的解体，使得传统文化得以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上复兴起来，相对脱离了政治控制。“会”在新的制度之下开始面临不同问题。社会需求，仍在持续，因为这些组织是为了尊宗睦里，为丧葬仪式服务，主持着村里当下生存环境中作为唯一集体身份和自豪源头的年度仪式。80年代以来，村民逐渐富裕，这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支持仪式组织的活动。同时，很明显：众多方面的经济利益威胁着传承。男人们又忙碌了，但不再是为了中央政策、而是为自己的家庭忙碌着。许多人离开村庄，外出打工——正如解放前的危险时代一样。由于几十年来传统价值意识的淡薄，还有流行音乐的竞争——后者比以前与革命音乐的竞争要重要得多——就算有时间，那些留在村落中的年青人也较少再忠于传统和热衷于学习。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90年以来中国的流行标语
最后，音乐会与那些唯利是图的吹打班的冲突似乎也悄然弥散。从帝王时期，这种冲突一直延续着，也成为一种传统。它标志着：音乐会是以为村民行善，并以“音乐”具有的“文明”特性为荣。由于南高洛从来就没有吹打班，直到80年代，这种冲突只是一个意向性的比喻。从那以后，流行音乐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许多新型的表演文化如雨后春笋般兴起。问题也就不再隐蔽而异常突显。然而，无论是贯穿于毛泽东时代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冲击，民间艺人们对音乐的责任感与传承的决心，依然坚定不移。

　　　　传承

看起来，至少在南高洛，文革对音乐传承的影响比80年代以来经济与文化氛围的冲击要小。在文革时期长大的、那些曾经期望与传统疏远的中年民间艺人，现在已经成为音乐会的中坚。但在其他村落，这个年龄阶层的人，则较少担负继承传统的重任。我们的到访，也许给高洛的民间艺人带来了某种凝聚力，但仍然难以激发年轻一代人的学习热情。这些年轻人属于在由经济利益和流行文化的诱惑代替原来政治压力的时代中成长的人。
音乐会活动的曲线图，可以显示其高潮与低迷的状态。（曲线图略）
无论当前有无不稳定因素，这些曲线可以作为以下观点的修正：传统文化自从1949年以来一直在简单急剧的衰落。我并不否认20世纪国家控制试点范围的持续压力，更不是为文革的暴行辩护。但文化变迁，是由一系列复杂事件构建的。
确实，如果对高洛于明清时期的命运了解得更多一些，也许可以绘制出一副类似的曲线图——和解放前那段时间一样，南高洛村和它的“会”并未享受从未间断的和平。我们一样可以推测如饥荒、战争与火灾之类的天灾人祸引起的中断，还有早期反会道门的运动等。19世纪末，封建朝代的衰败导致了严重的社会混乱。在高洛，封建时期文化兴衰的最根本例证，也许是早在15世纪初南高洛村的初建。此前，改朝换代的战争，使整个地区的人口急剧下降，造成了传统文化的衰落以及新文化的孕育和产生。
战争、火灾或饥荒等“偶然性”灾难，也许是与思想意识方面造成冲击的不同形式，这在1940年到1970年间十分普遍。贯穿于帝王时期与民国时期，民间信仰颇易受到攻击。20世纪初以来，当中央政府试图扩展控制时，村落仪式组织的公共角色逐渐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