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出身于下层，从事过手工业劳动，后来成为学者和政治活动家。他处于春秋时代，深受战争及统治阶级的剥削之苦。因此，从小私有生产者的立场出发，反对战争，反对统治者的荒淫无度，主张为政者应像古代先王那样了解人民的情况，做到兼爱互利。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非乐”的主张：认为音乐不能起到治理天下的作用，统治者制乐，越是多样复杂，对国家的治理就越差，即所谓“其乐愈繁者，其治愈寡。自此观之，乐非所以治天下也”，故“圣王不为乐”（《墨子·三辨》）；音乐不能“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墨子·非乐上》），而且还将 “厚敛万民”，必然增加劳动者的负担。所以得出与儒家相反的结论，即：音乐无利于国家和人民。
墨子的非乐思想，是其社会政治思想体系的一部分，是为其政治主张服务的，是功利主义的。其非乐观，不是否定乐的本体，而是否定人对乐的享用。这种观点指斥执政者的享乐思想，包含着对统治者的批判和对老百姓的关怀，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他从狭隘的功利主义出发，片面否定音乐客观存在的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物质生活与艺术鉴赏对立起来，走到了完全否定音乐的极端，提出“非乐”的主张，这显然是错误的，在现实中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这种思想在后期墨家那里并未得到继承。
春秋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其著作《老子》（亦称《道德经》）、《庄子》（亦称《南华经》）是道家的经典。
老子是古代哲学家，在其哲学中包含着许多辩证法的因素。老子的音乐观以其哲学思想为基础，认为美丑相比较而存在，声音相反相成。“天上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老子·二章》）。同时，老子反对“五音”，即现实的有声之乐，认为它是“人为的，有害的，不美的”③，所以说“五音令人耳聋”（《老子·十二章》），进而主张“为腹不为目”（《老子·十二章》）；推崇“大音”，即无声之乐，认为它是“自然的，至美的”④，继而提出虚无的纯精神的“大音希声”（《老子·四十一章》）观念。《老子》把音乐分为两类：一类是道乐，即无为的自然的音乐；另一类是世俗的音乐，即人为的非自然的音乐。道的音乐符合道的特征，它是一切人为音乐之本，无所不在，无所不容。它是最美的，又是无声的，是音乐的最高境界。人为的音乐虽是动听的，但这种有声之乐的美是世俗的、暂时的，会“令人耳聋”，所以不宜提倡。对于圣人来说，治理人民时，要“为腹不为目”，所以，要取消耳目的享受，要废除包括音乐在内的一切文化，如此才能天下大治，而达到《老子》所希求的“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对老子音乐思想加以分析总结，可以看出，老子对于一切具体的音乐是从本体上加以根本否定的。其主张取消一切人为的有声之乐，不利于音乐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但其“大音希声”命题的提出，在有声和无声的辩证关系上具有积极意义，对探求音乐之玄妙意境有其重要作用，它所蕴含的追求自然、无为的思想有助于音乐的自由发展。
庄子从崇尚自然的思想出发，提出“中纯实而反乎情，乐也”（《庄子·缮性》）的观点，认为音乐美的本质表现为人的自然情性。音乐美的准则是自然而不造作，具有朴素的美感。音乐的功用是抒发性情，娱乐人心，所以音乐应摆脱礼的束缚，合乎自然、合乎人的本性。庄子认为声音有三种：“人籁”“地籁”“天籁”，其中只有“天籁”才是完全自然、完全自发、完全自由的至乐，其“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庄子·天运》。这样的音乐无所不在，无所不包，虽听不到却可以通过精神世界去感悟。
通过对老庄音乐思想的分析总结，可以看出，道家从其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出发，否定儒家的礼乐观：从崇尚自然的哲学观、美学观出发，反对人为的、物质性的音乐，提倡一种形而上的、超越物质手段的纯主观的艺术。道家的种种说法，表面看来似乎对音乐和美持否定态度，而实际上，它比其他学派更重视作为艺术存在的音乐以及高于形式美的内在的、精神的美。
综上所述，春秋战国时期儒、墨、道三家在音乐思想方面的学术争鸣，开创了中国古代乐论的广阔天地。其中，墨家音乐思想因其狭隘性、片面性，未对后世产生显著影响。儒、道两家音乐思想则初步奠定了我国音乐美学的思想体系，并贯穿其后两千多年的历史，对我国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张文勋著《儒道佛美学思想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年版第3页
②蔡仲德著《中国音乐美学史》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5年版第194页
③④蔡仲德著《中国音乐美学史》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5年版第145页
参考文献：
[1]《儒道佛美学思想探索》 张文勋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年版
[2]《中国音乐美学史》蔡仲德著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5年版
[3]《中国音乐通史简编》孙继南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4]《中国音乐词典》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5年版
[5]《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蔡仲德注译人民音乐出版社198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