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音乐中的古文化积淀是极其广泛的学术领域。近年来渐渐为人们所认识，研究工作也正在展开并逐步深入。
1．远古时期的乐器。在现存文献记载及出土文物中，关于远古时期的乐器里，较有影响的是石磬、土鼓和陶埙等。如先秦典籍《尚书·益稷》中记有“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说的就是远古先民敲击石头，化装成野兽又歌又舞的祭祀场面。而近些年在山西夏县发掘出土了至今年代最早的“石磬”，通过将其悬挂起来敲击，能发出清脆的声音，测音结果表明其音高为升C。古代又称其为“鸣球”。另外，就有关此类敲击乐器在《礼记·明堂位》也有记载：“土鼓、篑桴、苇龠，伊耆氏之乐也”等等。而远古时期的吹乐器尤以埙为代表。一般多为陶制品，故又称陶埙。从对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殷商时期众多陶埙的测音结果来看，陶埙的绝对音高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可以吹出小三度音程，这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音阶形式。从大量出土的乐器和文献资料来看，形形色色的古代乐器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珍贵宝藏，是中华民族智慧的象征。
2．华夏歌舞的典范。大约7000多年前，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先民进入畜牧业和农业文明。原始歌舞随之有了新内容。在《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篇》记录的集体歌舞中出现了三人手拿牛尾、边跳边唱的情景。以后又发展成八种歌舞，其中《奋五谷》《逐草木》《敬天常》《依地德》这些歌舞都是表现先民祈求五谷丰登、风调雨顺的强烈愿望。音乐艺术在那时还处于萌芽状态，歌、舞、乐三者之间仍存在着相互之间的依赖性，都不足以发展成独立的艺术门类。因此，先民们常用“乐舞”来表示对帝王功德的赞颂、部落图腾的崇拜等。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所形成的华夏乐舞很多，最具代表的当属“六代”乐舞。所谓“六代”乐舞，亦称“六代”之乐，简称“六乐”。它们分别是：黄帝时的《云门》，尧时的《大咸》，舜时的《大韶》，禹时的《大夏》，商时的《大》，周朝时的《大武》。这些乐舞对歌词、曲调、音律、动作、服饰等都有严格的要求。考古发现，当时人们已注意到歌唱者与乐队的排列对音响效果的影响。即表演时，把唱歌的演员和乐队中音量最小的乐器瑟放在距听众的最近处，音量较大的管乐排在稍远一些，音量最大的打击乐器如鼓、磬等放在更远的地方。按这样的层次排列，体现了人们早在几千年前就已懂得根据音响学来依次排列演员与乐队的位置了。约在公元前516年，孔子根据在齐国所见《大武》的演出情景，作了他著名的评论：《韶》，“尽美矣，又尽善”；《武》，“尽美矣，未尽善也”。从此引发了美学史上最早的关于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评论标准，这也可能是华夏先民确立的影响最为深远的文艺批评标准。
3．震惊中外的编钟。1978年，在我国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掘出土的大批古乐器，震惊了我国的考古界和音乐界，也震惊了世界上的同行。曾侯乙墓出土乐器数量之多，设计、制作工艺之精巧，都是十分罕见的。在出土的所有乐器里，编钟、磬是最精美的也是价值最大的。特别是在钟架子上悬挂了2400多年的编钟，全套共65件 ，总重2567公斤，分三层八组悬挂。每个编钟都能发出双音，其音质纯正清晰，总音域达五个半八度，几乎包括了一架钢琴的整个音域。在约占三个八度的中部音区，由于有三套音列结构大致相同的编钟，形成了三个重叠的声部，不但12个半音俱全，还可随意旋宫转调，演奏现代复杂的多声部乐曲。另外，在钟体上还刻有铭文，记载了春秋战国时楚、齐等国各种音律及阶名，变化音名之间的对照情况。这些出土的发掘，证明了我国青铜铸造工艺的巨大成就及音律学科达到的高度，它对于传统乐律史的研究有着重大意义。曾侯音乐宝库的发掘，大批古乐器的出土，是中华悠久文化历史的见证，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人类文明的骄傲。
综上所述，民间音乐由于其本身根植于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土壤，同时又有着几千年的不断提高发展的文明历史积累，形成了它与职业艺术家和专业音乐院校艺术的不同。今天我们研究民间音乐，首先应对其自身所具有的特点进行了解、学习和掌握。它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可以这样说，民间音乐不但是了解中华民族的窗口，也是反映华夏文化的一面镜子。
注释：
①《民族音乐概论》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 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第9页
②《中国传统音乐概论》王耀华主编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 第51页
参考文献：
[1]《中国民族音乐概述》肖常纬编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2]《曲艺音乐概论》于林青著 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3]《中国民歌》周青青著 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4]《中国音乐艺术赏析》孔繁洲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