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民间音乐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风格鲜明，喜闻乐见。本文就民间音乐的创作、传承过程,艺术风格的地域性、质朴性、即兴性,古文化的积淀性几个方面进行探讨，以求从新的角度提出问题，并就此阐述了个人的观点。

　　关键词：民间音乐　特征　博大精深
　　
　　民间音乐是民俗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传统文化的重要方面。纵观历史，人类在创造劳动工具的同时也创造了艺术。随着阶级社会的发展，人类艺术以两大系平行发展。一类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民间艺术，这是人类本源艺术的发展延续；另一类是职业艺术家和音乐院校的艺术，这是由前者派生出来的。前者是从历史文化开始的群体艺术，后者是职业艺术创造的个体艺术。民间音乐贯穿于人民生活的衣、食、住、行和人民的生产劳动、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可以说民间音乐是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的结合，而不只是为了营造节日气氛、烘托婚丧嫁娶的“奢侈摆设”。它可以美化环境，同时也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民间音乐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历史上，我国各地不少妇女都能随口唱几句《绣荷包》《编花篮》《摇篮曲》；搬运、装卸的人都不时地发出劳动的号子；不论城镇市民还是商贩、学生都能来几句时尚小调等等。至今，我国有不少民族还流传着这样的习俗：“当小孩长大到一定年龄，就必须向老人学唱歌，不会唱歌便被认为是一件十分不体面的事。在有些地区、有些民族过去甚至将是否善于唱歌作为选择配偶的条件之一。不少民族不仅在平时有唱歌的习惯，而且还有自己的唱歌节日。如壮族的‘歌墟’、苗族的‘游方’、侗族的‘坐妹’、蒙古族的‘敖包会’、回族的‘花儿’、瑶族的‘放浪’、仫佬族的‘走坡’等。每逢会期，四面八方的青年男女就聚在一起，高歌低吟，纵情表达他们之间的爱情和对幸福的向往。”①由此，我们认为民歌是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劳动人民生活中最亲密的伴侣和精神食粮。
　　中国民间音乐，如同黄河长江一样，虽流经数千载，尽管沿途又纳入了多少川流，但始终保持了民族的气魄和个性。就像德国学者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所说：“民间文化具有自己的生命，具有某种不朽性，由于它们得以在人的短暂的生命结束之后依然存在。”以下就本文提出的民间音乐的特征进行论述。
　　
　　一、 创作过程的集体性与传承过程的口头性
　　
　　前面已说人类艺术以两大系平行发展。然而，在创作过程中它们是各不相同的。“在历代文人创作或现代专业作曲家的创作中，一般来说，其创作过程是作曲家个人单独进行的。但民间音乐却不同，它的创作过程是个人和集体融合在一起的，甚至个人的创作活动完全为集体所淹没。它们有的是在集体场合中许多人的即兴创作。如许多人在一起扛木头时，为了统一步伐，协调动作，其中有一人领头唱起了劳动的呼声，其余人跟着应和，如此一呼一应循环往复所形成的扛木号子，就凝聚着参加扛木劳动的所有人的音乐创作。”②劳动号子如此，山歌、小调也是这样，不论在民间音乐的哪种类别里都蕴含着广大人民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
　　应该说民间音乐的创作过程和它的流传过程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创作的过程即是流传的过程，流传的过程也是创作的过程。过去由于劳动人民不可能真正接受文化知识的教育，因此，难以通过书面形式进行传承。甚至在有了文字记载之后，仍保持着它的口头性特征。另一方面由于民间音乐具有重视和谐、提倡神形兼备、突出意境等审美特征，用书面文字传承的方式，也较难准确表现民间音乐精、深、博、大的内涵，而灵活便捷、形象生动的口头传承形式就成为至今常见的民间音乐传承的重要方法之一。
　　
　　二、艺术风格的地域性
　　
　　人，总是在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中生存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家有一方文化。人的体质和社会生活方式，都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人的文化活动和其他活动，也必然与其所处的自然与人文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我国幅员辽阔，在自然地理上最大的分野是南方和北方。南北地形地貌不同，气候物产不同，民风民俗不同，人的许多生活方式和精神气质不同，所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已习惯将中国的文化形态划分为南北两类。这种划分虽然不可能与地理分界完全相符，但从历代学者的论述和人们普遍感受到的现象看，这样的划分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古往今来，中国南北两地的确存在不少文化差异。从最简单的角度来说，衣，南丝北棉；食，南米北面；住，南床北炕；行，南舟北车。而至于“南腔北调”，那就离我们音乐的范畴更近了。通过这些罗列，是要说明地域文化的差异，不是仅凭概念就可以诠释的，它实际上浸润在具体而细微的生活之中，不仅会时时刻刻对我们的生活发生影响，更能点点滴滴地塑造出不同的性情和趣味。而这些性情和趣味，正是民间音乐创作的源泉，民间音乐艺术风格的地域性所在。所以，我们从古今中外文艺作品中，就能看到或感受到某些因南北文化不同而产生的差异。
　　古人论乐，早有所谓“八方殊风，九州异俗；乖离分背，莫能相通；音异气别，曲节不齐”之说（见阮籍《论乐》），并有“秦声、楚调、吴歙、蔡讴”之分：“北主劲切雄丽，南主清峭柔远，北字多而调促，促处见筋；南字少而调缓，缓处见眼。北词情少而声情多，南声情少而词情多。北气宜粗，南气易弱。”（见明·王骥德著《曲律》卷一）试以西北民歌《红军哥哥回来了》与江苏民歌《茉莉花》作一比较，《红军哥哥回来了》的旋律高亢，以四度音程跳进为特征，这与西北人民生活在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关，他们在唱歌或唤人多需“隔山跨塬”，所以习惯采用粗犷的语言和高亢的音调。而山清水秀风光迷人的江南，语言和音乐要柔和得多，江苏等地的方言也被称为“吴侬软语”。具有江南柔腔韵味的《茉莉花》，就充分体现了“吴音”的委婉。除民歌之外，在民间音乐中，几乎所有说唱的曲种、戏曲的剧种都冠以地区的名称，如说唱曲种苏州弹词、四川清音、山东琴书等；戏曲剧种山西梆子、河北梆子、秦腔等等。在这些极富地方特色的民间音乐中，讲究字正腔圆，原汁原味。它不仅受到当地人们的喜欢，而且也为其他地区的群众所接受。人们所欢迎的正是那种浓郁地方特色的东西。
　　
　　三、民间音乐的质朴性、即兴性
　　
　　民间音乐是劳动人民的艺术，它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愿望以及审美情趣。全国各地的民间音乐虽然在艺术的形式和风格上有很大的差异，但在质朴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它没有浮华之习，也没有装腔作势。由于生活的贫困，政治地位的低下，他们只能用廉价的材料制造使用的生活用品，包括音乐艺术在内。在艰苦而繁重的劳动之余，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来美化自己的环境和生活，用他们自己创作的音乐形式来表现自己的喜怒哀乐、对幸福的渴望及对未来的向往。民间音乐是质朴的、纯真的。
　　在我国民间音乐的演唱、演奏甚至是传承过程中，有这样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即兴性。即兴性是指在世代相袭的传承中，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不同唱、奏者，将现成的民间音乐作为蓝本，按个人的需要进行润腔润字、迟疾顿挫的灵感式的调整。如在江南丝竹的合奏中，固定的曲谱仅是基本的框架，演奏者之间的熟道及彼此间的默契，使得他们不拘泥于谱面上的音符，而是瞬间的心有所感、指有所发，奏出的谱外妙音。如此指上生花令听众拍手叫好，赞不绝口。民间音乐这样的唱、奏及传承形式至今还在广泛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