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当代民族声乐教学中引进地方民间演唱风格的意义
　　
　　近年来，不少有识之士对当代民族声乐歌坛上日益趋同的现象进行过反思。指出在学院派的民族声乐教学中，我们在注重方法的运用和嗓音训练的同时，不能忽视对歌唱风格的追求。在专业音乐教学中，追求歌唱的民族风格、地方特色，是否太土气？的确，在工业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提倡民族风格和地域特色，似乎是“抱残守缺”和“不合时宜”的代名词、同义语，然而，在当今全球文化发展日益多元化、本土化的大趋势中，在人类对工业文明带来的诸种弊端的反思中，“文化保护”的呼声也愈来愈高。这就是要求我们在发展经济、进行各种文化交流的同时，还须注意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否则，将失去文化生态的平衡。因此，我们在教学中，应该注重从各种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中吸取养分，对各类民间音乐的表演艺术进行研究，将其上升为理论并应用于民族声乐的教学中。
　　民歌是中国传统音乐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民歌演唱艺术的研究，已有很多人做了大量的工作，如武汉音乐学院周耘副教授编著的《著名彝族歌手白秀珍歌唱艺术研究》[1]，从各个方面详细论述了白秀珍的演唱特点；还有海南师范大学艺术系副教授刘长瑜的文章《海南彝族民歌的演唱特点初探》 [2]，介绍了海南彝族民歌的演唱特点；山东省艺术馆研究员魏占河发表的《山东民歌演唱漫议》[3]一文，也对山东民歌的发声和润腔从几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西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研究生秦露发表的《重庆民歌衬词韵母的音色与音乐的关系》[4]，指出了重庆民歌衬词的语音特点与歌曲的情感类型及其演唱形态特征的密切联系；湖南怀化师专音乐系教师李强发表的《湖南怀化罗子山高腔号子浅析》[5]，对当地“罗子山高腔号子”的各种特点进行研究；还有周友金的《鄂西高腔山歌演唱风格初探》[6]、李万进的《鄂西高腔山歌演唱技法研究》[7]、袁东艳的《鄂西高腔山歌唱法研究》[8]、周方跃的《鄂西特性三音歌的唱法》[9]等等，都在同时对这一课题进行探索，这不仅能促进民族声乐歌坛的繁荣，而且从民族声乐学科的发展和人才培养的角度来说，也是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
　　诚然，中国民间音乐的歌唱方法，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创新的动态过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各民族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代社会，我们不可能拒绝学习包括西方音乐文化在内的世界各民族音乐文化，以保持我们中国音乐风格的纯正；不可能将现行的“学院派”教学模式彻底解体而恢复封建时代的音乐传承方式。我们现在的民族声乐艺术是在继承中国传统唱法的基础，借鉴和吸取了西洋发声方法的技术之上而发展起来的。与过去相比，歌唱者在训练的方法上、歌唱的各种技巧上、演唱的曲目范围上等等，均与以往的传统唱法有所不同。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即上述的“趋同”问题。由于专业音乐教学中的模式化倾向，以致我们不看电视屏幕而仅凭听觉，很难区分歌唱者……问题在于目前我们歌坛上的风格太单一了，尚不能满足广大观众的审美需求。在今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青年歌手大奖赛中，全国观众对一名民间歌手索朗旺姆的选择就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将目光投向民间，向民间音乐家学习，必然会丰富我们的民族声乐艺术。
　　
　　（二）在专业声乐教学中引进民间演唱风格的初步构想
　　
　　民歌是广大劳动人民自发的口头创作，不受某种专业作曲法的支配，也不体现作曲家的个性特点，但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这虽然是针对民歌的音乐旋律和歌词而言，然而对于其演唱方法来说，大致如此。大部分民歌在演唱上并无统一、严格的规定和要求，在很大限度上是依靠歌手自己对生活的体验进行创造。同一首歌不同歌手演唱，常会产生大相径庭的艺术效果，所谓“一曲千家唱，巧妙各不同”。正是由于各民族、各地区的音乐在语言、地理环境、文化传统、表达感情的习惯等因素上具有各自的特点，因此在演唱的发音、吐字、行腔等方面才形成独特的演唱风格。同时在各自的审美情趣上，也具有其独特的“标准和规范”。因此，“在当代学院派的民族声乐教学中，唯有广泛吸取各种艺术营养，来丰富自己的歌唱艺术和教学方法，兼收并蓄，我们的民族声乐方能呈现一派姹紫嫣红、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