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聊斋》研究中，人们经常谈到蒲松龄创作《聊斋》的思想动机。论者大多认为《聊斋》寄托了蒲松龄的“孤愤“，是作者一生遭逢的抒愤之书。本文讨论蒲松龄《聊斋》创作，重在从其复杂的创作心态出发，而不是仅仅强调其思想动机.

    一、自娱娱人的心理

    总观《聊斋》，我们会发现，这部近五百篇的短篇小说集，在一定程度上是蒲松龄以创作求自娱和娱人的心理的产物。自娱、娱人不仅是蒲松龄创作的出发点，也是他在创作中经常保持的一种心态。“以文为戏”、 “游戏笔墨”，是一种传统；而杰出的市人小说值得称誉的原因之一，也是因为其往往以“娱心”冲破“劝惩”。因此，无论从蒲松龄的身份和所处的地位来看，还是从“文学的传统和惯性”来看，说《聊斋》创作包含一定的自娱、娱人的成分并不为诬。《聊斋》中有些篇章完全可以说是作者的游戏之作，是作者自娱和娱人心态的产物。
    《聊斋》的这种自娱、娱人作品的产生，与小说创作的传统有关，与蒲松龄各个时期的不同处境、不同遭遇和因而产生的心境有关，同时也与他作为封建文人的生活与创作的态度有关。蒲松龄是个下层文人，出身贫寒，地位低下，但他埋头学问，博览广闻，胸中锦绣不得展露，通过小说的创作，既可以一展才华，自娱娱人，同时也不失为自我推销之一法。他靠笔耕舌耘自谋其力，他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志向和抱负，因此，这种自娱、娱人并非其创作心理中有自娱、娱人的因素，对于理解、把握《聊斋》的创作应该说是不利的。

    二、苦闷不平的心理

    朱湘在《书〈聊斋志异〉朱刻卷后》说《聊斋》像屈子、史迁等人的著述一样是有所寄托的。所谓有所寄托，在蒲松龄来说，很大程度上就是以故事寄托自己的苦闷和不平，也就是借文字抒写自己的苦闷和不平。《聊斋》创作的一个重要动因就是作者内心的苦闷和不平，或者说，在蒲松龄创作《聊斋》的过程中经常处于一种苦闷和不平的心态中。是什么原因使蒲松龄经常处于这样一种心态中呢?当然从根本上说因为蒲松龄有封建时代正直的读书士子的道义良心，因而使他经常产生对社会不公、人间不平的愤慨，但对《聊斋》创作来说，引发这种愤慨的首先应该是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的自身经历。蒲松龄是封建时代一位有正义感，思想修养也较高的知识分子，他的思想主体仍属儒家范畴，他自己也以“吾儒家”自居，因此他与当时的许多读书士人一样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要“为圣人徒，怀君子泽”。为实现这一理想和抱负，蒲松龄做了不懈的努力，这也是他坚持参加科考的原因之一。而蒲松龄自十九岁获县、府、道三个第一，补博士弟子员后，蹭蹬科场的辛酸就一直与他形影不离。正因为屡试不第阻碍了蒲松龄的理想抱负及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使他长期处于苦闷和不平之中，所以蒲松龄把科举作为他的小说揭露、讽刺、鞭挞的第一个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