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从文化的品位和层次看，相比之下，传统诗文可算是“雅文化”，而新兴的曲子词则明显趋俗。传统诗文的作者通常被称为“骚人墨客”和“文人雅士”，而词的作者则既有士大夫文人，还有平民百姓和乐工歌妓。更兼文人在写词时心中往往又存“此乃小道薄技，何妨谑浪游戏”的想法，因此词之文化品位势必比诗文有所下降。故而，无论是作品的文化内蕴、思想深度，还是作品的审美趣味、语言风貌，词都比诗文显得“浅”和“俗”。所以，若从文化品位和文化层次上来看，晚唐五代词在整体上所显露的趋俗风貌已反映出了它对正统文化(高雅文化)的某种背离。
再从文化的生成背景及其“消费者”来看，词与传统诗文也有了明显的差异。诗文之创作，其背景大都离不开朝堂和书斋；而其“消费者”则除开封建统治者外，又往往只是创作者自身及其同圈子里的文化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的诗文作品又可视为被少数人专利的“士大夫文化”。但是，词产生于酒筵歌席，流行于里巷坊曲。若是放大视野看，它就属于“城市文化”并带有很浓的“商业文化”气息。这样，词就跳出了“朝堂文化”、“书斋文化”、“士大夫文化”的圈子，而带有了平民化、大众化、城市化、商业化的文化色彩。这种发展趋势，实际也形成了对正统文化(士大夫文化)的一定背离。
词对正统文化的第三方面背离情况：相对于正统文化的基本属于“政教文化”，词却在一开头就背离此传统轨道而滑向了“娱乐文化”和“佐欢文化”的方向。欧阳炯《花间集序》公然宣称词是一种用以娱乐和佐欢的文学。南唐词的创作，也同样体现着以词作为娱乐品的文化消费心理。上述视词为娱乐工具的认识实是片面和有害的，它必然会影响词的健康发展，但从冲击传统须用猛力、矫枉难免过正的角度来看，则晚唐五代词的公然背离“政教文化”和以“娱乐文化”自命，在一定程度上毕竟具有着解放思想和更新观念的意义。第一、它在实际上肯定了词人“享受人生”的权利，尤其是肯定了他们对于恋情的追求。第二、处于娱乐的需要，晚唐五代词就形成了纯情、嗜艳和求美的创作倾向。词之所以会形成与诗文异貌的纯情、嗜艳、求美的文体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就与词人之文学观念(主要指词体观念)部分地背离了正统文学理论有关。
实际上，词对正统文化的背离同时就意味着它对正统文化的修补。这是因为：它的背离，正是朝着修补正统文化之缺陷的方向而去的：首先，正统文化有着压抑人性和禁锢情志的缺陷与弊病，而词因跳出了“政教文化”的束缚，敢于大胆言情和真率抒情，因此人性和人情中的各种内容全都在词中得到了高度的肯定和张扬，这就弥补了正统文化和传统诗文的缺陷。其次，正统文化只管强调文学的政教功能，而颇为横蛮地削弱、甚至是剥夺了文学的娱乐功能和审美功能，而词则借着“娱乐文化”的保护伞，强化了自己的娱乐功能和审美功能，并由此形成了真、深、艳、婉、美的词境，这岂非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的更臻成熟和精美?说到底，词对正统文化的背离，并非一味地在作破坏的工作，而是有破有立、相反相成地在作修补性的建设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