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聊佐清欢”中的变迁
这一百年间，一代文宗兼著名词家欧阳修在 《与孙正之第二书》中曾经这样总结自己:“仆知道晚，三十以前尚好文华，嗜酒歌呼，知以为乐而不知其非也，及后稍识圣人之道，而悔其往咎。”其实，欧阳修的这一经历，也可以用来描述词由唐五代到宋的过渡与变化过程。应该指出，词在宋代的第一个百年中，尽管发生着一系列过渡的变化，但是歌“金荃兰畹之音”、唱“桂枝黄莺之调”，以此来娱宾遣兴、娱己娱人依旧是它的主要功能，这一点我们从从俗、绮艳浅俗的柳永词在当时“天下咏之”、“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29 的传唱盛况就可以想见，即使在后来欧、苏“体制高雅”之词崛起，柳词还是“流俗好之自若也”（徐度《却扫编》卷五）。这是我们论述它的娱乐功能时所不能忽视的。
但是，即便是这种娱乐功能得以延续，但其延续内容却已经不同，因为词的内容与气象毕竟有了很大甚至是根本的变化。首先，我们看市井之词，还是以柳词为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这样评价柳词:“柳词格固不高，而音律谐婉，语意妥贴。承平气象，形容曲尽，尤工于羁旅行役”。“承平气象，形容曲尽”八个字已经点出了这一文化过渡时期词与唐末五代表面相近之下的内在差异。而对于柳词的俗艳表相下所表现的时代特质，当日名臣范镇也曾经明白指出，并为之感慨不已:“范镇见（柳）永作，叹曰:‘仁宗四十年太平，镇在翰苑，不能出一语，乃于耆卿词见之。’”30 可见，虽然也是以词佐酒，虽然也是歌舞频频，但是这种新朝代的曼舞轻歌充满了自信和昂扬向上的气派，毕竟与五代乱世中苟且偷安之乐不同。
与之相同，士大夫生活中的歌词也一样显示出不同的气度。他们在杯酒光景间固然不乏狎妓香艳之作，但同时也把前人习惯于在诗文中所表现感慨人生与兴亡的的情绪注入歌词，使令人心醉的歌词里多出几分理性色彩。如范仲淹《剔银灯》（昨夜因看蜀志）一阙，这本是范仲淹与欧阳修在筵席之上分题而作，但是宋人龚明之却以为这产生于杯前舞曲中的作品:“皆寓劝世之意。”（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五）本来，五代南唐之际，冯延巳之词也显示出感慨遂深而境界遂大的趋势，但同样是在觥筹交错的背景下，冯氏那因一己之遭遇而生发的感触，与范氏“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中勘破古事的睿智、“人世都无百岁。少痴，老成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范仲淹《剔银灯》）的劝世苦心相较，个中的高下显而易见。这种不同，实则也是宋人风味的独特之处，而就这首词本身来说，则又是宋初词境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标志，刘扬忠先生在《论唐宋词中的咏史词》中曾论道:“新时期（北宋）的咏史词，一开始就突破了唐五代专写小令和专以柔笔写女性的小巧的格局，而以气居恢宏的长调慢词来重现重大历史事件，展示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具有较浓重的咏史成分的作品之一，是得词体革新风气之先的范仲淹的那首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31 不惟如此，欧阳修《近体乐府》中有一段《西湖念语》，充满了魏晋人的风表雅致，俨然是一篇《兰亭集序》，更明确地显示出唐末五代的填词听歌观舞风习在宋初经过几十年的过渡，开始自然融入士大夫日常生活，并成为带有宋人特色的雅事，这里略引几句，以观其貌:
至欢然而会意，亦傍若于无人。乃知偶来常胜于特来，前言可信;所有虽非于已有，其得已多。因翻旧阕之辞，写以新声之调，敢陈薄伎，聊佐清欢。
这里所洋溢的那种自信、从容与大度，已经完全不同于五代那种近乎醉生梦死的局促不堪的花间格调。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曲词歌舞是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里我们能够看到不同于唐人风流的宋儒风范的初步成形。
市井之中、士大夫之间词的特色如上所述，而帝王对词的消费，也同样透露出变化的消息。回首当年，唐宣宗爱唱《菩萨蛮》词，当时的相国令狐自己不善于此道，就请温庭筠代做，“新撰密进之，戒令勿他泄，而遽言于人，由是疏之”32 。温庭筠词本以工于造语、极为绮靡著称，则宣宗的欣赏口味也可以想见。反观前文所引，夏竦进献宋真宗歌颂太平的《喜迁莺》词则取得了“上大悦”的效果;仁宗虽然也喜欢柳永词，可一旦发觉其藉以求进的用心就“自是不复歌其词矣”，这也可以看出在社会最高层，围绕着歌词欣赏的时代风气也已经有所变化。
此外，发生了潜在变化的曲词也逐渐成为宋人个人素养的有机部分。晏殊（991—1055）、张先 （990—1078）是典型的成长、活动于这百年中的著名词作家，晏殊情急之下，竟然操起家乡话引用词句对张先发作，这种情形也可见出曲词对于宋人日常生活浸润之深，如张舜民《画墁录》载:
丞相（晏殊）领京兆辟，张先都官通判。一日张议事府中，再三未答。晏公作色，操楚语曰:“本为辟贤会，贤会道‘无物似情浓’，今日却来此事公事。”
而“无物似情浓”正是张先《一丛花》（伤春怀远几时穷）中的句子。此外，《苕溪渔隐丛话》收录的《遁斋闲览》、《古今诗话》中描写的的场景，也曾经被宋人所津津乐道，这同样可见歌词与士大夫生活水乳交融的关系:
《遁斋闲览》云:“张子野郎中，以乐章擅名一时。宋子京尚书奇其才，先往见之，遣将命者，谓曰:‘尚书欲见云破月来花弄影郎中乎?’子野屏后呼曰:‘得非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邪?’遂出，置酒尽欢。盖二人所举，皆其警策也。”
《古今诗话》云:“子野尝作《天仙子》词云:‘云破月来花弄影’，士大夫多称之。张初谒见欧公，迎谓曰:‘好!云破月来花弄影。恨相见之晚也。’”二说未知孰是。33
情况发展到这种地步，我们可以说，词已经成为宋儒文化生活中最流行的部分之一;而词也只有在这种生存环境与条件下，我们才可以说，它开始成长为宋代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一个部分。
结 语
如上所述，宋初百余年，曲子词已经悄然发生了巨大变化，歌词基本上取代了歌诗，唐五代词在新的文化建设趋势和背景下，在新的用途、功能中呈现出新的异彩，词自身也逐渐成为新型文人手中的新的“陶写之具”。王灼《碧鸡漫志》载:“……以此（旗亭画壁）知李唐伶妓，取当时名士诗句入歌曲，盖常俗也。蜀王衍召嘉王宗寿饮宣华苑，命宫人李玉箫歌衍所撰宫词云（略），五代犹有此风，今亡矣。近世有取陶渊明归去来、李白把酒问月、李长吉将进酒、大苏公赤壁前后赋，协入声律，此暗合其美耳。34 王灼的描述也再次揭示了宋代歌诗的衰落实况。歌词盛行，已蔚为壮观。到了嘉祐年间，流风之下，“汴都三岁小儿，在母怀饮乳，闻曲皆捻手指作拍，应之不差”。当然，此时的曲词，确已可称为有宋“一代之胜”了。个中变化，竟如王灼所叹:“古今所尚，治体风俗，各因所重，不独歌乐也。”35
词的这一功能推移过程，在本质上又是与宋型文化、宋儒人格共同成长、相互交融的过程，叶嘉莹先生《冯延巳词承先启后之成就与王国维之境界说》也曾简略论及五代到宋初令词的变化:
你们算一算，在小词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下手去写小词的都是些什么人?韦庄、冯延巳做到宰相，欧阳修做到枢密副使，都是出将入相的人物，还有范仲淹、宋祁、寇准等，都是北宋的一代名臣，……五代的小词，比如韦庄词，那是忧患意识同追求爱与美的不死心灵的结合。到了北宋初年，天下比较安定太平，起码表面上无所谓忧患了。这时候下手来写词的人，如晏殊、欧阳修、宋祁、范仲淹、苏东坡等，就把那种对爱与美的追求同个人的修养、学识、理想、志意、怀抱结合起来，产生了另一番境界，这小词可真是微妙!36
这可以说是从一个侧面对宋初百年词的变化作了非常诗意的描述。
总起来看，在这个百余年末，以欧阳修和苏轼的更替为标志，词以及它所依附的宋代文化都呈现出了新的风貌:“宋至文忠，文始复古，天下翕然师尊之，风尚为之一变。即以词言，亦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37 从发展脉络上看，宋词史上柳永、苏轼、周邦彦、辛弃疾这四大关键人物中的苏轼开始“以诗为词”，周邦彦的“以赋为词”和辛弃疾的“以文为词”先后继起38 ;从代群上看，以柳永、范仲淹、张先、晏殊、欧阳修为代表的第一代词人群开始为苏轼、黄庭坚、晏几道、秦观、贺铸、周邦彦为代表的元祐词人群所取代，嗣后，第三、四、五、六代词人群先后崛起，续写宋词的风流39 。至此，我们可以说，词已经彻底完成了它在新的文化形态中的功能变迁，并确立了它在宋人文化中的独立地位——尽管人们依旧对它态度微妙，一方面好之不疲，另一方面又略带轻视，谓之曰“小词”、“诗余”。
注释
①陆游《跋花间集》，《陆放翁全集·渭南文集》卷三十，中国书店1986年6月版。
②据曾昭岷先生等《全唐五代词》统计，中华书局1999年12月版。
③据唐圭璋先生《全宋词》统计，中华书局1999年1月版。前五十年的统计截止到范仲淹（包括范仲淹）;前百余年的统计截止到苏轼（不包括苏轼）。
④对于这一问题，历代学者屡有陈述，如宋·太平老人《袖中锦》“五绝”条:“汉篆、晋字、唐诗、宋词。”元·罗宗信《中原音韵·序》:“世之共称唐诗、宋词、大元乐府，诚哉!”明·胡应麟《少室山房集》卷九十八《史论五首·欧阳修》:“若夫汉之史、晋之书、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则皆代专其至，运会所钟，无论后人踵作，不过绪余。”近人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序》:“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及焉者也。”
⑤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中华书局1979年8月版，第50页、第62页。
⑦前述诸条引文，见脱脱《宋史》卷一百四十二《乐志·教坊》。
⑧详参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第一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3月版。
⑨三人行迹材料，均据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居士集》（《四部丛刊》本）卷二十五《胡先生（瑗）墓表》、卷二十七《孙明复（复）墓志铭》，卷三十四《徂徕石（介）先生墓志铭》以及《宋史》卷四百三十二孙复、石介、胡瑗三人本传。
⑩王君玉《国老谈苑》卷下，《丛书集成初编》本。 11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6月版，第137页。
12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77页。
13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七，中华书局1985年5月版，李裕民点校，第69—70页。
14王銍《默记》卷上，《丛书集成初编》本。
15当然，晚唐五代也有因与词有瓜葛而遭遇尴尬者，如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六载和凝“少年时，好为曲子词，布于汴洛。洎入相，专托人收拾焚毁不暇。契丹入夷门，号为曲子相公”;《旧唐书》卷一百九十《温庭筠传》载温庭筠“初至京师，人士翕然推重。然士行尘杂不修边幅，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公卿家无赖子弟裴诚、令狐滴之徒相与□饮、酣醉终日，由是累年不第”。但这种情况毕竟是少数，而且在当时以词论人也并未成为一种风气。
16见彭乘《墨客挥犀》卷一，《笔记小说大观》第五辑。按，潘阆之贬，实坐王继恩之党，当日私家笔记如《湘山野录》、《笔谈》等皆因不审传闻致误，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十一已于至道三年“五月甲戌”条下有所考辨，可参看。 1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七，至道元年“夏四月丙申”条，中华书局1979年8月版，第812页。
18吴曾《能改斋漫录》下册，卷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60年11月版，第480页。
19见《历代诗话》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4月版，第311页。然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百六十一“醉蓬莱”条又说:宋柳永字耆卿，累不第，仁宗召见之，会老人星见，入内都知史姓者爱其才，乞命永撰词以颂休祥，永作《醉蓬莱词》以进，仁宗阅首句“渐亭皋叶下”“渐”字，意不怿;至“宸游风辇何处”，与真宗挽诗词同，惨然久之;读至“太液波翻”，忿然曰:“何不言‘太液波澄’耶?”掷之地，罢不用。已而又作《透碧霄》，有“宝运当千”之句，史又称之于上，上曰:“‘宝运当千’非佳语也。”竟不推恩。按，关于柳永仕途不达的原因，众说纷纭，今人恐难确知，然而说法众多这一现象本身，即已揭示出词对于作者自身的影响。
20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卷三，上海书店1990年9月影印本。
21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引，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6月版，廖德明校点，第142页。22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一，《四部备要》本。 23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五，中华书局1985年5月版，李裕民点校，第49页。
24见陈师道《后山诗话》，《历代诗话》上册，版本同前，第305页。
25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一，版本同前，第5页。
26 27杨湜《古今词话》，《词话丛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11月版，第26页、第36页。
28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五，上海书店1990年9月影印本。《宋史》卷二百四十二《郭皇后传》亦载此事，云:“后帝颇念之，遣使存问，赐以乐府，后和答之，辞甚怆婉。”
29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卷三，上海书店1990年9月影印本。
30郑方坤《全闽诗话》卷二引《闽书》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1见《词学》第12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
32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1月版，林艾园校点，第29页。
33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七，版本同前，第252页。
34见王灼《碧鸡漫志》卷一“唐绝句定为歌曲”条，《词话丛编》第一册，第79页。
35见王灼《碧鸡漫志》卷一“歌曲拍节乃自然之度数”条，《词话丛编》第一册，第80页。
36见《词学》第九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7月版。
37冯煦《宋六十家词选·例言》，《蒙香室丛书》本。 38参袁行霈先生《以赋为词——清真词的艺术特色》，《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5期。
39参王兆鹏《唐宋词史论》之第一章《流变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