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以词鉴人
昔人尝言，观人于揖让，莫若观人于游戏。晚唐五代词道虽盛，尚未见有专因这小道艳科的游戏之文而废人者15 。但是在宋初百余年的前期，词虽然一时并未获得与诗文并驾齐驱的地位，但宋人却已经有意无意地把这一游戏之文与鉴评人物联系在一起，观人于曲词似乎已经在逐渐成为一种风习。彭乘《墨客挥犀》载潘阆“坐卢多逊党”而逃亡:
后会赦，以助教授之官，阆乃自归，送信州安置。仍不惩艾，复为扫市舞词曰:“出砒霜价钱，可赢得拨灰兼弄火，畅杀我。”以此为士人不齿，投弃终身。”16
而在此稍前的至道元年四月（995），太宗就曾赐潘阆进士及第，但是“未几，追还诏书，以阆所为狂妄故也。”17 潘阆的情况虽然因为受到政治问题牵连而显得有些特殊，但是当日放旷不羁的词人形象不为上层所喜，已是显而易见。再看后来的柳永，他几乎完全是以词论人做法的牺牲品了。吴曾《能改 斋漫录》:
仁宗留意儒雅，务本理道，深斥浮艳虚薄之文。初，进士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18
就因为这一句词，柳永直到“景祐元年方及第，后改名永，方得磨勘转官”。而被黜落后，柳永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那就颇有几分调侃之意了。可见，对于宋仁宗来说，曲词在柳永身上留下的烙印，不可谓不深了。关于柳永获谴，还有另一个说法，陈师道《后山诗话》载:
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骫骳从俗，天下咏之，遂传禁中。仁宗颇好其词，每对酒，必使侍从歌之再三。三变闻之，作宫词号《醉蓬莱》，因内官达后宫，且求其助。仁宗闻而觉之，自是不复歌其词矣。19
照此说来，柳永也许把新兴的赵宋王朝当作了汉唐盛世，以为自己可以成为凭藉狗监杨得意推举而青云直上的司马相如;或者像行卷的唐人那样，一旦作品知名，即可仕途通达。然而时代毕竟不同了，宋人崇文抑武倒是不错，但同时对词这一有“亡国之音”嫌疑的文体却并未与诗文等量齐观，相反，以仁宗的敏感，对词还保持着相当的警惕。也许，柳永试图以词为进身之阶的做法，在仁宗看来，更近于投机钻营。这样，人品之低下与词品之低下，更是合二为一了。这一点，从张舜民《画墁录》的记载中也可以得到反面印证:
柳三变既以调忤仁庙，吏部不放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祗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
词的格调高下，本来与考试风马牛不相及，但是晏殊可以理直气壮地将其作为是否放官的标准，而柳永似乎也无从反驳。对于这种因词遭难情况的出现，柳永也是始料未及，以至于后悔不迭，叶梦得《避暑录话》载，柳永词传禁中，“多称之，后因秋晚张乐，有使作《醉蓬莱》辞以献，语不称旨，仁宗亦疑有为之地者，因置不问。永亦善为他文辞，而偶先以是得名，始悔为已累。后改名三变，而终不能救。”20 由此可以看出，以词论人，似乎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一种潜在的观念。
词之格调可以影响到人的声誉、进而影响仕途，这种情况在宋初的确多了起来，可以看作词在宋代遇到的新情况。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推敲，便会发现柳永词中“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语句所表现出的玩世态度，无疑是对正极力树立尊严的新兴王朝的不敬;他有针对性地填词“因内官达后宫，且求其助”的走后宫路线的做法，又与宋人正一力塑造不同以往汉唐风流的宋儒人格这一政策相抵触，这也许可以看作柳永受黜的深层原因，也是词开始具备鉴别人品功能的深层原因。
但是无论如何，词毕竟开始在宋人的生活中担当起不同以往的重要地位。后来，欧阳修在私德方面曾经很受攻击，词竟然也成为一个重要攻击点，钱世昭《钱氏私志》载:
欧（阳修）后为人言其《盗甥表》云:“丧厥夫而无托，携孤女以来归。”张氏此时年方七岁，内翰伯见而笑云:“年方七岁，正是学簸钱时也。”欧词云:“江南柳，叶小未成阴。人为丝轻那忍折，莺怜枝嫩不胜吟，留取待春深。 十四五，闲抱琵琶寻。堂上簸钱堂下走，恁时相见已留心，何况到如今。”欧知贡举，题目出“通其变使民不倦”，乃云:“通其变而使民不倦，贤良作唱曰:‘试官偏爱外生。’”而于是科场大哄，皆报东门之役也。 从这也可以见出一时风气。
词格往往要与人的身份气质相符——“词如其人”，这也是以词鉴人的又一项内容。宋人虽没有明确提出这一命题，但是已经模模糊糊有了这一意识。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一载:
范文正公守边日，作《渔家傲》乐歌数阕，皆以“塞下秋来“为首句，颇述边镇之劳苦。欧阳公尝呼为穷塞主之词。及王尚书素出守平凉，文忠亦作《渔家傲》一词以送之，其断章曰:“战胜归来飞捷奏，倾贺酒，玉阶遥献南山寿。”顾谓王曰:“此真元帅之事也。”
欧阳修自己私下里有时候也大做艳词，但在正规场合还是要求别人像我们后文所述的夏竦一样，以尊前小词表现出堂堂正正的雅颂之音，这显示出文化过渡时期宋人对于前代遗留文体的功能取舍与期待。当然，从另一个方面说，以词句之工而得到知遇、从而仕途通达者也不乏其人，这其实正是柳永 所期待的效果。如《复斋漫录》载:
晏元献（殊）赴杭州，道过维扬，憩大明寺，暝目徐行，使侍史读壁间诗板，戒其勿言爵里姓氏，终篇者无几。又俾诵一诗云:“水调隋宫曲，当年亦九成，哀音已亡国，废沼尚留名。仪凤终陈迹，鸣蛙沸声，凄凉不可问，落日下芜城。”徐问之，江都尉王琪诗也。召至，同饭，饭已，又同步池上。时春晚，已有落花。晏云:“每得句书墙壁间，或弥年未尝强对，且如无可奈何花落去，至今未能对也。”王应声曰:“似曾相识燕归来。”自此辟置馆职，遂跻侍从矣。21
这里，是王琪先因为诗引起晏殊的注意，复以对句获得赏识与举荐，而“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一联，则被晏殊用于小令《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和七律《西园示张寺丞》（元巳清明假未开）中，至于用于诗和用于词孰先孰后，已经不太重要，重要的是这种讨论与创作中诗词界限不太明朗的情形所透露的信息，恰恰可以说明此时宋诗处于学晚唐阶段以及词向宋代风味过渡的实际情况。另外，像欧阳修词化用甚至直接引用中晚唐诗、晏几道词袭用五代人诗句等现象，也可以进一步说明此时歌词的过渡特征。
以词观人，即赵宋帝王家也在所不免，直到我们所考察的百余年时期之末，情况依然如此。《续资治通鉴》载曹太后、宋英宗两宫不睦，太后向执政韩琦诉说英宗的过失，喜爱歌词竟也是其中之一:“太后遣中使持一文书付（韩）琦，琦启之，则帝所写歌词、并宫中过失事。琦即对使者焚毁，令复奏曰:‘太后每说官家身神未宁。言语举动不中节，何足怪也。’”22 在曹太后看来，抄写歌词就是一大过失，而韩琦似乎也不否认这一点，为之辩解时也同样承认是“举动不中节”，认为:“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则时人对词的微妙、矛盾态度，于此亦可略见。当然，英宗所写歌词，应该是艳词无疑。
实际上，在一般情况下，“歌词”本身并未与“品行好坏”划等号，关键是看其表达内容与运用形式。到了这时，词的生存环境应该说已经是相当的宽松，上自王侯官吏、下自贩夫走卒，对歌词兴趣的浓度，毫无二致。就赵宋皇族来说，自太祖、太宗就一直好词不倦，吴处厚《青箱杂记》载，真宗酒酣之极，径直向馆阁之臣索词，而并不觉有何不妥:
景德中，夏公（竦）初授馆职，时方早秋，上夕宴后庭，酒酣，遽命中使诣公索新词。公问:“上在甚处?”中使曰:“在拱宸殿按舞。”公即抒思，立进《喜迁莺》词曰:“霞散绮，月沉钩，帘卷未央楼。夜凉河汉截天流，宫阙锁深秋。 瑶阶曙，金茎露，凤髓香云雾。三千珠翠拥宸游，水殿按凉州。”中使入奏，上大悦。23
看来，夏竦本人就非常明白词歌颂太平的这一新的功能需要，也非常明白宋初处于文化转型之际词所需要进行的角色与功能转化。
四、词通殷勤意
远自春秋时，诗就是各诸侯国外交场合或行人使用的重要交流方式，赋诗见意、赋诗明志的场面在《左传》中也曾频频出现。至唐代，诗笺传情、以诗歌传达情意的情况更多，而宋初百余年间，词也在杯间尊前的醉人旋律中开始介入情志的传达和表述中。当然，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之际，在座诸将都是行伍出身，所以恐怕也不会有人填词制曲来委婉地烘托气氛、传达情志，只能赤裸裸谈论“享乐”、“保身”哲学。但等到宋人与南方富于文化修养和才情的国主们交往，词便开始了它在交际中难以言会的作用:
吴越后王来朝，太祖为置宴，出内妓弹琵琶。王献词曰:“金凤欲飞遭掣搦，情脉脉，看取玉楼云雨隔。”太祖起，拊其背曰:“誓不杀钱王。”24
在这里，弱小者惟恐加害、如履薄冰的恐惧心情在悦耳的曲词中得到了不失尊严的表达，当然也得到了明确的保证。
日常交往中陈情见志、以词作笺同样也不乏其人，又如:
（陈）亚与章郇公同年友善，郇公当轴，将用之，而为言者所抑。亚作药名《生查子》陈情献之，曰:“朝廷数擢贤，旋占凌霄路。自是郁陶人，险难无移处。 也知没药疗饥寒，食薄何相误。大幅纸连粘，甘草归田 赋。”25
个人的委屈、愤懑同样可以通过这种在当时看来不太严肃的文体非常私人化地表达出来，辞意委婉而不失风度。
曲子词的这一功能，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促进了词的创作与发展，例如，柳永那首引得金主完颜亮“起投鞭渡江之志”的《望海潮》（东南形胜）就是一首投献进见之作:
柳耆卿与孙相何为布衣交。孙知杭，门禁甚严，耆卿欲见之不得，作望海潮词，往诣名妓楚楚，曰:“欲见孙相，恨无门路。若因府会，愿朱唇歌之，若问谁为此词，但说柳七。”中秋夜会，楚宛转歌之，孙即席迎耆卿预坐。26
此外，因为词能够通殷勤之意并且活跃交际场合中的气氛，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又成了交际中的润滑剂，或者说是调和酒席气氛的重要道具，陈师道《后山谈丛》载:
文元贾公居守北都，欧阳永叔使北还，公预戒官妓办词以劝酒，妓唯唯，复使都厅召而喻之，妓亦唯唯。公怪叹以为山野，既燕，妓奉觞歌以为寿，永叔把盏侧听，每为引满，公复怪之，召问，所歌皆其词也。
屡屡歌客人之词，竟引得客人酒兴大发，“每为引满”，词的这一劝酒效果对于欧阳修一类以文著称的大臣来说，超过了其它所有方式。另一方面，被人误以为“村野”的歌妓对长官嘱托一再表现为“唯唯”的态度以及后来表现出的对欧词的掌握的熟练、全面程度，也显示出在那时歌词已经非常流行。其实，通情达意之余，词在别的方面亦不乏劝喻之功，如《道山清话》载:
晏文献公为京兆，辟张先为通判。新纳侍儿，公甚属意。先字子野，能为诗词，公雅重之。每张来，即令侍儿出侑觞，往往歌子野所为之词。其后王夫人不容，公即出之。一日，子野至，公与之饮。子野作《碧牡丹》词，令营妓歌之，有云“望极蓝桥，但暮云千里，几重山、几重水”之句。公闻之，怃然曰:“人生行乐耳，何自苦如此。”亟命于宅库支钱若干，复取前所出侍儿。既来，夫人亦不复谁何也。
可见，花间尊前之外，词通过交际逐渐渗透到宋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有时候，它在人际交往中甚至变得近似于一种商品了，有人更可以藉此文雅风流的方式获取钱财:
嘉祐间，京师殿试，有一南商控细鞍骢马于右掖门，俟状元献之。日未曛，唱名第一人，乃许将也。姿状奇秀，观者若堵。自缀《临江仙》曰:“圣主临轩亲策试，……，骄损玉花骢。”（许将）后帅成都，值中秋府会，官妓献词送酒。仍别歌《临江仙》曰:“不比寻常三五夜，……，身在凤凰池。”许问谁作词，妓白以西州士人郑无党词。后召相见，欲荐其才于廊庙，无党辞以无意进取，惟投牒理逋欠钱千缗。无党为人不羁，长于词，盖知许公《临江仙》最喜，歌者投其所好也。27
有意思的是，不管是像柳永那样图谋官职也好，还是像徐无党无意进取惟求理逋欠钱也好，词都在他们的行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不禁令人想起唐代风风火火的士子四海漫游、以文求贾或行卷温卷的场面。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在一定程度上，词竞驰于宋人的生活中，是对昔日歌诗盛行于人们生活的一种补偿?
当然，因为词“要眇宜修”的言情功能和花间尊前佐酒侑觞的娱乐功能，它更多地用于把酒言欢、言情的场合，所表达的也是这一类的情志。略翻一下宋人笔记对于这一阶段词的生存状态的记载，不难发现这一特点。词通殷勤意，看来渐成一时风气，流风所及，帝王之家亦不能免俗，仁宗景元年（1034）以一时之忿，且为吕夷简、阎文应所谮，废郭皇后:
既而悔之。郭后出居瑶华宫，章惠太后亦逐杨、尚二美人而立曹后。久之，上游后园，见郭后故肩舆，凄然伤之，作《庆金枝》词，遣小黄门赐之。且曰:“当复召汝。”28
仁宗以九五之尊，在传情递笺之时，也不免舍冠冕严肃的诗、文不用，而效一般市井小儿女所为，以时下流行的曲词为之，可见流风所及，即皇宫大内亦在所不免，这就不难见出当日在情感交流方面，词所显示的多姿多彩的存在形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