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远诸宫调》是现存三部诸宫调作品中年代最早的一部，目前学术界基本认同郑振铎的说法，认为它为民间文人或艺人所作，是十二世纪的产物，和《董西厢》出于同一时代，但要早一些。“十二世纪的产物”当然是不会错的。然而，这漫漫百年上可追溯到北宋哲宗元符三年，下可推延到南宋宁宗庆元五年（金章宗承安四年）。由于确定的时间范围过大，给该书的研究带来许多不便。能不能将其问世的时间范围划小一点呢?从该书涉及的文化景观来看，是可以的。

一

《刘知远诸宫调》是在黑水城发现的。黑水城当时属西夏管辖，而该书又是金代刻本，故郑振铎认为它“或竟是金版流入西夏的罢”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下册，作家出版社1954年版，第112页） 。这一推断是不错的。因为西夏与金长期并峙，都是为蒙古所灭，前后不过数年时间。西夏虽有自己的文字，但汉文书籍也广为流传，金刻本《刘知远诸宫调》传播到西夏自然是很平常的事。问题在于“金版”不一定“与《董西厢》出于同一时代”，因为金章宗泰和之世距金立国已近百年。

事实上，种种迹象表明，《刘知远诸宫调》不可能是与《董西厢》同时代的作品。首先，说《刘知远》与《董西厢》出于同一时代，完全是一种臆测。《刘知远》的体例虽与产生于金章宗时期的《董西厢》大体相同，但《刘知远》在章节上采用“×××第一”、“×××第二”的形式，这与宋代话本《五代史平话》、《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相同。而《董西厢》的章节形式是“卷”，如明代张羽本共分八卷。有人认为这是因明人窜改所致。不管窜改与否，它与《刘知远》在章节上存在差别是肯定的。其次，在音律上也可看出《刘知远》非金章宗时代的作品。它虽佚散了三分之二的内容，但仍可统计出它所用的宫调。有商调、中吕调、大石调、黄钟宫、歇指调、商角调、仙吕宫、越调、正宫、南吕宫、般涉调、道宫、高平调、双调，共十四宫调。其中歇指调、商角调不见于《董西厢》。歇指调属商七调。《宋史·律历志》说:“南吕商为歇指调。”凌廷堪《燕乐考原》卷三谓:“金元以来，歇指调皆不用。考元北曲，双调中有《歇指杀》，又有《离亭宴带歇指煞》，则此调在元时已并入双调矣。”可知，金元时已不用歇指调，将它并入双调之中。《刘知远》虽只剩三分之一的内容，而四度用歇指调，曲子有《枕屏儿》、《耍三台》、《永遇乐》三支。其使用频率不算低。若它是与《董西厢》同时代的作品，就不可能使用歇指调。

《刘知远诸宫调》也不可能是南宋的作品。理由有以下三点。其一，《董西厢》的曲子中用了“赚”，而《刘知远》未用。据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记载:“绍兴年间（1131—1162），有张五牛大夫，因听动鼓板中有《太平令》或赚鼓板，即今拍板大节抑扬处是也，遂撰为赚。”“赚”又称“唱赚”，在南宋很流行。见诸《武林旧事》等书的唱赚艺人有二十多位。后唱赚传入北方，故《董西厢》能够把这门伎艺吸收过来。《刘知远》未吸收这种流行的伎艺，便说明它产生于“赚”出现之前。况且绍兴正值南宋之初，绍兴十一年以前，金兵南犯，烽火相连，艺人们避乱自保不暇，哪有时间创作如此宏伟的作品。其二，学术界都认为《刘知远诸宫调》是金刻本。刘国钧更进一步地指出:“北京图书馆藏《刘知远诸宫调》残卷就是金代平水坊刻书的一种。” （刘国钧《中国书史简编》第四章，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版，第70页） 平水即平阳（今山西临汾），是金代的刻书中心，印刷史上著名的“平水版”就出自这里。在黑水故城与《刘知远》一起出土的文物中就有平阳徐氏刻的《义男武安王位》和平阳姬氏所刻的《四美人图》。如果《刘知远》是南宋的作品，为何不见南宋刊刻的记载，反而由敌对的金国来刊刻，于情理皆不能说通。其三，南宋时诸宫调伎艺有进一步的发展，但独立的作品已佚散，今天只剩一个片段附于南戏《张协状元》第一出中。更确切地说，《张协状元》的作者在“副末开场”中特意用“诸宫调唱出来因”。其原因是有人“前回曾演”《状元张叶传》（诸宫调）。尽管“副末开场”并非完整而独立的诸宫调作品，但可窥见当时诸宫调之一斑。这个诸宫调片段与南戏很接近，曲名前不标明宫调。曲辞只采用同一词调的上片或下片，所有的曲子都无“尾”。它是南宋诸宫调的基本形式，反映了诸宫调在南宋的发展变化情况和它与南戏的关系。据此可知，体制完全不同的《刘知远》非南宋的作品。

二

《刘知远》究竟是何时代的作品?笔者认为谢桃坊先生的说法是值得注意的。他在《中国市民文学史》中说:“今存《西厢记诸宫调》与残本《刘知远诸宫调》，它们虽流行于金代北方，但完全可以肯定是北宋艺人的传统唱本。”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页） 按谢先生的说法，《刘知远》于北宋时就在瓦肆中演唱，一直流传到金代。果真如此，那么就有这样一种可能，即北宋人创作，金代人改编。目前我们虽然还找不到可以用来论证的直接材料，但通过“内证”——作品所描写的文化背景和事物名称，可看出它确实是由北宋流入金代的作品。

其一，作品中所描绘的文化背景多与北宋 有关。如第一则《仙吕调·胜葫芦》说:“不纳王尧（徭）并二税。”“二税”即唐德宗建中元年颁布的“两税法”（地税与户税），北宋时，其内容有所改变，即按贫富定等级，分夏秋两季纳税，“历代相沿，至明不改” （见《明史·食货志二》） 。而北宋习称“二税”，并制订《二税簿》以便催税。据《宋史·食货志上三》记载:“熙宁八年，河东察访使李承之言:‘太原路二税外有和籴，粮草官虽量移钱布，而所得细微，民无所济。遇岁凶不蠲，最为弊法。’”可见，北宋熙宁（1068—1077）时，太原路的百姓深受“二税制”与“和籴制”之苦，以至地方官员都认为这种双重索取的方式“最为弊法”。《刘知远》的作者也一定亲耳听到，甚至亲身感受过当时的赋税盘剥之苦痛，故在描写牛七翁的酒务（酒店）时流露出羡慕的心情，认为它地处偏僻，可以免纳“王徭并二税”。如果远离这一时代，就不可能提及“二税”。又如第二则《黄钟宫·出队子·尾》说:“莫想青凉伞儿打，休指望坐骑着鞍马，你不是冻杀须饿杀。”这是李洪义等人听到刘知远说“我时下遭困罚，若风雷稍遂显荣华”之后反唇相讥之语。“青凉伞”，是一种用青绢制成的用来遮太阳的凉伞。据《宋史·舆服二》记载:“伞，人臣通用。以青绢为之。宋初，京城内独亲王得用。太宗太平兴国中，宰相、枢密使始用之。其后，近臣及内命妇出外皆用。真宗大中祥符五年，诏除宗室外，其余悉禁。明年，复许中书枢密院用焉。京城外则庶官通用。神宗熙宁之制，非品官禁用青盖。京城唯执政官及宗室许用。”青伞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不可乱用，故宋廷为此不断颁布和修改有关使用它的诏令。如此郑重其事，以致百姓们都知青伞的价值。作品用它来代替官爵，不仅恰当，而且听众也不会感到陌生。于此可证，《刘知远》产生的年代不应距熙宁时期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