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南北分治、民族对立的背景下，南宋使金文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其创作具有独特的价值。他们的创作不仅表现了他们自己的强烈的爱国之情，还反映了沦陷区遗民的生活及心态、异族政权及文化，表现了使金宋人面对北宋故国、遗民及异族文化时的屈辱而无奈、自卑又自尊的敏感心理。使金创作在题材和艺术上亦有其独到之处，是南宋文学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 南宋 使金 文人 故国 遗民 民族 心态
中国历史发展到南宋，与女真族建立的金源王朝相对峙，进入了第二次南北朝时期。由于对峙双方远比南北朝时期稳定和强大，因而在政权对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交聘的制度化就是其中之一。除建炎四年、绍兴元年（1130—1131）以及金末十数年（1218—1234）外，其他时间双方都能保持官方接触。正旦使、生辰使等各种使节名目繁多，队伍庞大，往来不断。因事关国体，双方特别注意选拔文化素养高、应变能力强、口才佳的文武官员充当使者，其中自然少不了文化水平较高的文人。南宋正使通常由文人担任，另有一些负责翻译、记录等事宜的随行文人，对方的接伴使、馆伴使、送伴使中也有一些文人。
宋金交聘不仅是重要的政治、军事、外交活动，还是重要的文化活动。他们带着大批公私礼品，深入对方境内，与对方官员、百姓交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交流。交聘之初，许多南宋文人被金扣留，如王伦、宇文虚中、朱弁、魏行可、郭元迈、张宪、洪皓等，为传播汉文化、促进北方文化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更多的南宋文人则是平安归来。按照惯例，他们要将出使经过写成“语录”，上奏朝廷。其数量应该在数百种之上，可惜他们对这类官样文章习以为常，不予重视，流传到后世的很少，残存至今的仅有赵良嗣《燕云奉使录》、马扩《茅斋自叙》、郑望之《靖康城下奉使录》、李若水《山西军前和议录》（以上几种为北宋末年使金之作）、傅雱《建炎通问录》、王绘《绍兴甲寅通和录》、周煇《北辕录》、程卓《使金录》等数种。有的文人途中写有日记，如范成大的《揽辔录》、韩元吉的《朔行日记》（已佚）、楼钥的《北行日录》。最值得重视的是使金文人途中所写下的大量诗词作品。这批作品虽然也严重散佚，像洪皓、朱弁、张邵三人回宋途中创作的《輶轩唱和集》、丘崈赠给杨万里的“大轴出塞诗” ① ，还有陆游作跋的张监丞《云庄诗集》 ② 都已失传，但由于大多数文人对这部分创作较为重视，所以传存下来的数量仍然较为可观，约250首。
使金宋人回到北宋故土，感同身受，自然会有效地激发和加强他们心中已有的爱国情愫，创作出大量爱国篇章，与南宋爱国主旋律相汇合。范成大的爱国感情即得益于使北经历的玉成。除使金组诗外，他的诗歌多以山川行旅、田园生活为主，爱国题材的数量有限，而且只是远距离地抒写比较平和的故国之思。而当他一跨越淮河，便有计划地创作纪行组诗和《揽辔录》，集中抒发其神州陆沉的悲愤。可以想见，如果没有使金的经历，其爱国感情则不会表现得如此充分。有些文人更是表现出以身殉国的决心，“奋身徇主忧，图国忘私计” ③ ，“设令耳与笙镛末，只愿身糜鼎镬中” ④之类勇于献身的表白，屡见不鲜。毫无疑问，使金文人为南宋爱国主义文学作出了重要贡献。虽然使金文人的整体成就未必超过南宋前期以二张、辛、陆为代表的爱国诗词，但这一特殊群体的创作，在反映沦陷区遗民的生活及心态、异族政权及文化、使金文人自身心态，以及艺术表现等方面，具有宋金双方其他创作所无法取代的价值和意义。
一 直面故国的敏感心态
北宋故国的百姓、山川、风物，对所有使金文人而言，都是生动真切的爱国教育的素材，使金实际上是宝贵的爱国之旅。他们在抒发爱国感情的同时，还表现了直面故国的特殊心态。
钱锺书先生说陆游“看到一幅画马，碰见几朵鲜花，听了一声雁唳，喝几杯酒，写几行草书，都会惹起报国仇、雪国耻的心事”⑤ 。亲历故土的使金文人比陆游还要敏感。沿途的一草一木，都会激起他们的伤感，引导他们一种定向思维，让他们回想南宋及收复大业。“故疆行尽倍伤心” ⑥ ，是许多使金文人的共同感受。洪适望见太行山，感叹“可惜羊肠险，今包鼠穴羞” ⑦ ;范成大看见汴都城外清浅的护龙河，想到“六龙行在东南国，河若能神合断流” ⑧ ，好像宋朝的真龙天子去了临安，护龙河也该断流;周煇看到黄河浮桥之便利，想到将来“恢复河朔”时的用途 ⑨ ;许及之一踏入中原，心中就很不平静，“纵使中原平似掌，我车只作不平鸣” ⑩ ，这些都是其心理敏感的记录。
面对沿途的诸多历史遗迹，使金宋人的敏感心态表现得更为充分。在范成大的使金组诗中，有关历史遗迹（包括北宋遗迹）的诗篇占了近半的比例。有的偏向于一般的吟咏，如《虞姬墓》、《留侯庙》，看不出与现实矛盾的关系。比较多的是在现实的大背景下，借对历史古迹的吟咏寄寓历史兴亡的沧桑感，如《雷万春墓》、《李固渡》等。洪皓《里庙》写囚禁文王的城已是一片废墟，在“斯文未丧今犹在，遗像虽存祭不供” 11 的感叹中透出一种苍凉感;曹勋《过邯郸》联想邯郸城的千年变迁，发出“兴废乃尔尔，人事徒营营” 12 这样无可奈何的叹息，其中虽未涉及邯郸沦陷、无法收复的现实，但这一背景无疑是激发其感慨的重要因素。这类作品与故国沦陷的现实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是语言上还没有直接指向现实。
最值得关注、也是数量最多的是那些旨在怀古伤今、直指现实的作品。著名的如范成大《双庙》诗，由唐代张巡、许远守卫“平地孤城”的功绩一下子跳转到宋代中原陆沉的现实，质问“大梁襟带洪河险，谁遣神州陆地沉”，其他使金宋人大多都有此类作品。洪适，《过保州》由“艺祖 榆社，唐人保塞军”的历史联想到“百年邻毳幕，今日聚妖氛” 13的现实;楼钥《灵壁道中》由当地的汉高祖庙、虞姬墓、垓下遗址等遗迹引发出“膏腴满荆棘，伤甚黍离离”14 的深切之悲;许及之《望商山》由商山的历史引发“社稷未能还汉旧，岂容四老老其间” 15 的感慨，《□里城》由“□里城中草不生”引发“岂是圣贤遗恨在，只应天自不能平” 16 的推想。类似之作还有许多，它们都是诗人在现实的激发下，对历史遗迹的重新审视，对现实的再思考，因而赋予历史遗迹新的时代意义，使得这类咏史怀古诗普遍具有爱国感情，这是以前同类诗中所罕见的。
使金宋人面对故国山川文物所表现的上述敏感心态，是其爱国感情的表现，本身很自然也很正常。但当他们以此眼光观察一切、思考一切之际，有时则近乎过敏。范成大认为宣德楼经金人维修后，已被其玷污，染有可恶的“犬羊鸣”，“不挽天河洗不清” （《宣德楼》） ，认为自然界的滹沱河，也受其污染，“如今烂被胡羶涴 ，不似沧浪可濯缨” （《 滹 沱河》） 。这显然失之偏颇，带有明显的民族歧视。他甚至从自然灾害中发掘爱国寓意:“黄流日夜向南风，道出封丘处处逢。紫盖黄旗在湖海，故应河伯欲朝宗。” （《渐水》） 好像宋帝逃往东南，连渐水及河伯也要朝宗于他，居然把自然灾害曲解为爱国忠心，显得过于牵强附会。有的使金文人还乐于传播、相信一些谣谶之论。早在南宋初年，曾经使金的连南夫就奏言:“女真号国曰金，而本朝以火德王;金见火即销，终不能为国家患。” 17 这种盲目乐观的愚昧言论，自欺欺人，误国误民，却一直有人响应。绍兴二十一年（1151），金人取以水灭火之义，将赵州更名为沃州，周煇则附会道:“识者谓沃字从‘天’、‘水’，则著国姓，中兴之谶益章章。” 18 这本是牵强的拆字术，周麟之等人则信以为真。周麟之在绍兴三十年（1160）使金归来后，作《中原民谣》十首，其中《过沃州》题下仍注引“沃之文，天水也。赵氏之兴，其谶愈昭昭矣”之论，然后据之引申:“是岁更名州作沃，自谓火炎瑞可扑。不知字谶愈分明，天水灼然真吉卜。”其他诗歌还将途中的迎送亭附会为“迎宋亭”，将“金澜酒”的酒名附会成“金运将阑”，将“雨木冰”这种自然现象曲解成金国将要乱亡之象。也许这些“中原民谣”有其民间依据，但作为正统文人，如此捕风捉影、随意发挥，并借民谣之口，要世人“莫忧胡儿饮泗水，尽道明年佛狸死”19 ，这种爱国心不仅在今天看来，流于牵强生硬，缺少真挚动人的力量，即使在迷信观念盛行的古代，也不会受到有识者的好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五九就曾严辞批评《中原民谣》“盛陈符谶”，“夸宋诋金，与事实绝不相应”。
二 对沦陷区遗民的关注
宋王朝南迁以后，中原地区的汉族百姓在南宋君臣眼中，则成了遗民。沦陷区遗民的生活状况、对宋室感情如何、对金廷的态度等等，都是南宋君臣很关心的问题，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恢复大计。对于这一新领域，没有使金经历的南宋文人只能凭借想象和传闻，表现遗民心理，如陆游笔下“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等诗句，固然很感人，但与使金文人的切身感受还是有些距离。而身在金国的文人，虽然能真切感受到北方部分民众反抗金廷、留恋宋朝的言行，却受到政治环境的囿限，不可能正面表现其心声。辛弃疾的同学党怀英，无疑了解甚至支持辛弃疾以及北方民众的抗金活动，但他的现存诗歌中却没有这方面的内容。此前，只有北宋使辽文人开始注意到这一题材，用诗歌表现燕云一带百姓的感情 20 。但严格地说，燕云一带的百姓并不是宋朝的遗民，他们不会将宋朝视为应该留恋的故国，只是存在对汉族政权的一种感情偏向而已，加上割让燕云十六州毕竟不能与中原沦丧相比，所以相对而言，北宋使辽文人对燕云百姓关注的程度、表现的范围都比较有限。这样一来，沦陷区遗民的感情就成了爱国题材中的薄弱环节。而南宋使金文人具有得天独厚的便利。他们深入金国，有机会接近遗民，反映其生活、表现其情感。于是，对遗民的关注，就成了他们创作中的特异之处。
由于政权的对立，文人使金途中常受到金人的监视，行动自由受到限制。据楼钥《北行日录》记载，金方有时禁止民众围观南宋使者，在这种情况下，少数胆小怕事的使者，便“避嫌疑，紧闭车中，一语不敢接” 21，但多数使者具有观察遗民的自觉意识，努力寻找机会，捕捉相关信息。韩元吉乾道八年（1172）使金，自称“自渡淮凡所以觇敌者，日夜不敢忘，虽驻车乞浆，下马盥手，遇小儿妇女，率以言挑之。又使亲故之从行者，反复私焉，往往遂得其情，然后知中原之人怨敌者故在，而每恨吾人之不能举也” 22 。可惜其《朔行日记》已经失传，我们难以知道其详情，但可以肯定，这不是个别现象。正是通过他们的努力，我们今天得以了解部分遗民的感情世界。
广为人知的是，南宋使金文人突出地反映了遗民们希望恢复的爱国感情。其中给人们印象最深的当是范成大那首著名的《州桥》诗:“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汴京父老热切地盼望宋军收复故国，以致忍泪失声。其情其景，非常感人。性质相近的还有:
连衽成帷迓汉官，翠楼沽酒满城欢。白头翁媪相扶拜，垂老从今几度看! （《翠楼》）
秃巾髽髻老扶车，茹痛含辛说乱华。赖有乡人聊刷耻，魏公元是鲁东家。 （《相州》）
前者写百姓围观宋使、老人纷纷下拜的场面，写出了遗民们对宋朝的眷爱之情，后者借相州车夫之口，写当地父老对抗敌御侮的名将韩琦的怀念之情，以及对现实中没有韩琦这样抗敌名将的遗憾。范成大在《揽辔录》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需要注意的是，遗民们的感情并非都像范成大《州桥》等诗所写的这样强烈。遗民对宋的感情，一方面长期存在，直至绍熙四年（1193），许及之仍然在诗中表现了“隔帘翁媪拜含愁” 23 、“思汉民心今戴宋” 24 等情景，另一方面，又受到生活时间、和战形势、遗民生活状况、地域差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有着强弱的变化。作为一个整体，南宋使金文人的创作反映了遗民感情时强时弱的变化以及由强到弱的趋势。建炎元年（1127），曹勋自河北逃回，称“河北之民，忠义赤心，贯于白日” 25 ，遗民们忠宋之情是何等的强烈!绍兴十一年（1141），相隔仅十数年，当他再次来到汴京时，他对恢复已经信心不足，“虽觉人情犹向化，不知天意竟何如” 26，“犹向化”三字，语带勉强，说明民心已大不如从前。两年后，自金归宋的洪皓也有类似的感受。途中他注意到“父老行叹息”27 的言行，同时他也目睹了遗民后代麻木的表情。在河北，有父老指着一群青年，告诉他:“是皆生长兵间，已二十余矣，不知有宋。我辈老且死，恐无以系思赵之心。”28这时离北宋灭亡尚不足二十年，河北青年的感情就已经疏远了宋朝，以后就更可想而知了。乾道五年（1169）楼钥使金，途中所见“叹息掩泣”者，也都是些“戴白之老”29 。比范成大迟两年使金的韩元吉，途中写下《望灵寿致拜祖茔》一诗，其立意与范成大《州桥》相同，写河北父老对宋兵的期待心理:“殷勤父老如相识，只问天兵早晚来。” 30但已由范成大的正面写实变为假设推想了。这些都可以见出遗民们的感情变化。
遗民们眷念宋室、忠君爱国的感情，除主观因素外，还与受金人压迫、生活艰难的客观处境有关。女真族入主中原，一直面临着尖锐的民族矛盾，土地兼并使得许多百姓生活日益贫困，这种形势客观上促使他们的感情偏向于宋王朝，甚至聚众反抗金廷。范成大和许及之都曾写到栾城县衙食物不足的窘境，县衙尚且如此，普通百姓的生活当然更是朝不保夕。周麟之《中原民谣·任契丹》一诗记载在太行山一带，以任契丹为首的一批豪杰，聚众起事，周麟之说他们“心怀忠义欲擒胡，誓与群豪揭竿起”。这种“心怀本朝，誓灭强虏”的报国之情也许确实存在，但他们“只取餱粮事储偫”31的行为，又说明他们是为生计所迫，才走上这条反抗之路的。许及之笔下，“道左流民形似鬼” 32，楼钥笔下，甚至那些“旧日衣冠之家”33 的生计也大成问题，这自然加强了他们对宋室的眷恋。可见，生活艰难是他们眷念宋室的重要原因。
遗民对宋的感情还存在群体的差异。一般来说，农民对统一与分裂较为冷漠，他们最关心的、感受最直接的是赋役的轻重，而不是爱国与维护国家统一之类的理念。在使金宋人的创作中，我们几乎看不清农民的表情，比较多的是市民。前引范成大和楼钥等人诗歌中所写的遗民基本上都是市民。他们的切身利益与战争、和平的联系更加直接，一般具有比较明确的国家观念和统一观念34 。但市民阶层在整个遗民群体中所占比例并不大，我们不能将他们的感情等同于所有遗民的感情，况且范成大《州桥》中含有诗人主观化的成分 35 ，《翠楼》将所有围观者包括那些看热闹的人都视为“迓汉官”的爱国遗民，也是诗人自己的视角。所以，我们不能将使金宋人笔下遗民的这种爱国之情轻易扩大化、简单化。
使金宋人的创作在表现遗民感情的同时，还有另一独特价值，就是表现了使金宋人自己面对遗民时的感情和态度。陆游想象北方遗民的情景，寄寓了自己的同情和感慨，以激励人们的抗金复国之志。使金文人在同情和感慨之外，还深切体会到了一种无奈、难堪和屈辱。这是其他文人中所少见的。当他们很不情愿地奉命使金踏上故土之际，都不同程度地感受到卑躬屈膝的滋味。洪皓羁金期间，多次劝说金国重臣悟室（即完颜希尹）罢兵，并声辩“交使在礼不当执”，悟室先是爱理不理，继而则大声怒骂:“汝作和事官，却口硬，谓我不能杀汝耶?” 36面对悟室如此直刺其痛处软处的斥骂，洪皓等人不得不忍辱含垢。体会得更深切的是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使金求和的曹勋。临行前，宋高宗将他召入内殿，说了一番很无奈的心里话:“朕北望庭闱，逾十五年，几于无泪可挥，无肠可断，所以频遣使指，又屈己奉币者，皆以此也。”又说:“汝见金主，当以朕意与之言曰:惟亲若族，久赖安存，朕知之矣。然阅岁滋久，为人之子，深不自安。况亡者未葬，存者亦老，兄弟族属，见余无几，每岁时节物，未尝不北首流涕，若大国念之，使父兄子母如初，则此恩当子孙千万年不忘也。” 37 作为皇帝，如此低声下气地哀求敌人，国格人格扫地殆尽。一路上牢记圣上此等口谕的曹勋，也就一路体验着这种屈辱，他的屈辱感也就格外强烈。当他带着这种求和使命与屈辱感面对那些念念不忘恢复的遗民时，实在是愧对遗民，痛苦不堪。在《入塞》、《出塞》二诗的序言中，他说:“仆持节朔庭，自燕山向北，部落以三分为率，南人居其二。闻南使过，骈肩引颈，气哽不得语，但泣数行下，或以慨叹，仆每为挥涕，惮见也。”38他既为遗民们的忠心所感动，又为朝廷无力收复失地、屈膝求和而惭颜泪下，故而形成“惮见”遗民的复杂心理。《入塞》、《出塞》二诗借女子之口表达遗民的感情:
妾在靖康初，胡尘蒙京师。城陷撞军入，掠去随胡儿。忽闻南使过，羞顶羖羊皮。立向最高处，图见汉官仪。数日望回骑，荐致临风悲。 （《入塞》）
闻道南使归，路从城中去。岂如车上瓶，犹挂归去路。引首恐过尽，马疾忽无处。吞声送百感，南望泪如雨。 （《出塞》）
南使的到来，不仅引发了这位身陷胡尘、身着胡装的女子的羞惭之情，更激起她对宋王朝的殷切向往和思念。她引颈企待宋朝，希望得到拯救，以致想成为使车上挂着的瓶子，随车而回。望着使者南去的身影，她百感交集，忍气吞声，泪如雨下。遗民如此，面对遗民的诗人何尝不是“吞声送百感，南望泪如雨”?求和的时局，议和的使命，决定了曹勋不可能像陆游等人那样发出誓灭胡虏的豪言壮语，他只能饮泣慨叹，率先在诗中把“惭愤哀痛交搀在一起的情绪”39表现出来。后来宋金双方达成协议，南宋向敌国称侄纳贡，使得这种情绪长期存在。无论是洪适所写的“遗民久厌腥羶苦，辟国谋乖负此心” 40的愧疚，还是范成大无法回答的问题——“几时真有六军来”，都有一种惭痛不安之情。只是随着人们对和议的认可及时间的流逝，使金文人的屈辱感有所缓和，所以范成大、韩元吉等人能够克服曹勋“惮见”遗民的心理，有意渲染遗民们眷念宋室的感情，借以表现自己的爱国之志。但“惮见”遗民的心理并没有完全消除。面对遗民的不幸，许及之只能劝遗民们姑且忍受一时，“勤苦遗黎姑少忍，北人何止弃河南”41，连等待宋军收复这样勉强安慰的话都说不出口，实在是无奈之极。
三 民族交往中的异常心态
宋金分别属于不同民族的政权，民族关系较为复杂。宋人出于激烈的民族义愤，动辄称女真等北方少数民族为“胡虏”。而使金文人不仅要直面这些“胡虏”及金源文化，还要向强大的“胡虏”和金源政权乞和求情。在与金源少数民族的交往中，使金文人既表现了女真文化的多个侧面，又反映出自己的特有心态。
女真文化首先突出表现在服饰方面。女真服饰早在北宋政和年间，就开始传入中原。袁为蔡京撰《传言玉女词》，其中有“浅淡梳妆，爱学女真梳掠”之语，宋徽宗对“女真”二字有一种不祥之感，特改为“汉宫”42。看来女真妆扮自有其吸引力。乾道五年使金的楼钥，在汴京见到一些“服饰甚异”的“耆婆”（即胡妇）43，觉得有些异样。其实，令他们担心的不是这些服饰本身，而是作为敌对势力象征的女真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巨大影响。范成大至汴京时，发现“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在他那些可能含有丑化倾向的描述中，对中原汉人胡化的现象深感不安，其《丛台》诗称“袨服云仍犹左衽，丛台休恨绿芜深”，不安感更强。几年后，周煇细心描写归德府（今河南商丘）官吏脚着尖头靴、头顶踏鸱巾的穿着 44，也隐含着中原文化失落的沉思以及收复故国的迷茫之感。绍熙四年（1193），楼钥为倪思使金送行，想象“故国应悲周黍稷，遗黎犹识汉衣冠”45 。如果北方民众真的都穿上异族的服装，仅仅能认识汉族的服装，那么他们还有多少眷念宋朝之心?这才是那些宋人关注服饰等外在形态的关键。
其次是音乐歌舞等精神文化。北方少数民族向来能歌善舞，自具特色，影响很大。周煇《北辕录》记载，金国接伴使一路演奏羌管，“声顿凄怨，永夜修途，行人为之感怆”。其他使金宋人也多次写到北方少数民族的音乐，可惜这些描写都过于简单。金源音乐实际情形可能远盛于此。长于作词的曹勋在使金途中借金源音乐作《饮马歌》词，题下自注曰:“此腔自虏中传至边，饮牛马即横笛吹之，不鼓不拍，声甚凄断。闻兀术每遇对阵之际，吹此则鏖战无还期也。”46据此，《饮马歌》本是金人军旅乐曲。曹勋使北途中不可能有意收集北方音乐，他之所以以金源音乐入词，大概如周煇所言，一路上都在听着这种凄戚感人的音乐，遂以之作词。后来，少数民族音乐传播更广，范成大使金时，少数民族音乐随处可见，中原传统音乐反而很罕见，给范成大的感觉是“虏乐悉变中华”，直到真定（今河北正定），范成大才看见传统的中原乐舞，非常感慨地写下了《真定舞》一诗:“紫袖当棚雪鬓凋，曾随广乐奏云韶。老来未忍耆婆舞，犹倚黄钟衮六幺。”这从反面说明“耆婆舞”在中原故国是多么的普遍!这话也许不够准确，或者有所夸大，但至少可以见出“虏乐”风行的情况以及诗人对此的焦虑心情。
上述关于金源服饰、乐舞等文化的记载，客观上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这类内容，在金国本土文人的作品中反而极其少见。一方面可能因为金国文人对本土民间文化重视不够，在现存金人著述中，有关“耆婆舞”或女真歌舞的材料极少，另方面，可能是因为中原文化比女真文化在金国有着更大的影响力。与使金宋人的感受相反，金国文人到中原腹地之后，强烈感受到的是中原本土文化。如刘迎在大定（1161—1189）中期担任过三年唐州（今河南泌阳）幕官，自称“学得南人煮茶吃”、“落笔尚能哦楚调”47，王寂大定二十六年（1186）贬官蔡州（今河南汝南），觉得其地“土风敦俭素，声乐绝淫哇”48 。在他们的诗歌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中原胡化的影子。比较而言，女真人的汉化远比汉人的“胡化”突出得多。这说明，使金宋人的记载实际上是出于他们对女真文化过于关注过于敏感的目光。
对女真文化的客观观察尚且如此，与女真人的直接交往则更为敏感。使金文人一过淮河，就有接伴使或送伴使陪同。途中常有些日常事务性的交往，如行程、饮食、礼仪安排之类，还有一些文化方面的交流。如范成大应伴使邀请，一同游览邢州的历史遗迹柳公亭 49 ，洪适应北使之邀，一同游览常丰湖，还有诗歌唱和 50 。当然这种交往并不密切、并不深入，虞俦嘉泰元年（1201）使金归来，居然说“往来未省谁为伴，言语从来自不通” 51。可是，就是这有限的交往常常打翻了文人心中的五味瓶，引起种种复杂的反应。
宋人原有的民族优势、文化优势在遭遇女真政权时难免要发生变异，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状态。政治、军事上低人一等的不利地位，使得南宋文人更加重视并利用自己的文化优势，借以维护自尊，贬损对方。在使金宋人的记载中，我们经常能看到双方文化方面的较量。较量中，宋人常常占居优势，金人往往是取笑的对象。据载，李壁开禧元年（1205）使金，金国接伴使与他谈起苏轼，称“东坡作文，爱用佛语”，李壁回答说:“曾记赤壁词云:‘谈笑间，狂虏灰飞烟灭。’所谓灰飞烟灭四个字，用《圆觉经》语，云‘火出木烬，灰飞烟灭’。”52 闲谈中，李壁没有放过讥刺对方的机会，将对方讽为即将灰飞烟灭的狂虏，从而获得一种心理的满足。与此相似的还有张诏使金的经历:金人曾手执身穿女真族服装的宋徽宗、宋钦宗的画像，来到张诏的住所，想戏弄张诏。张诏当即认出徽、钦二帝，却假装不知，对之即拜。金人诧异不解，张诏回答:“诏虽不识其人，但见龙凤之姿，天日之表，疑北朝祖宗也，敢不下拜。”53 张诏很机敏，既称颂了徽、钦二帝，尽了臣子之道，又巧妙地贬损了金人。这样，张诏所代表的汉文化赢得了胜利。
宋人的上述记载也许确有其事，但它未必客观全面。从现存史料来看，金国接伴使不乏文化水平较高的汉族文人，像参与绍兴和议并与宋使者同行的邢具瞻，陪伴范成大的田彦皋，都有诗作传世。在与这些文人的较量中，宋人未必一直获胜。曹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实例:
余比出疆，以茶遗馆伴。乃云:茶皆中品，此间于高丽界上置茶，凡二十八九缗可得一胯，皆上品也。予力辩所自来，谓所遗皆御前绝品。他日相与烹试，果居其次，伤为猾夷所诮，因得一诗:“年来建茗甚纷纭，官焙私园总混真。……世乏君谟与桑苎，翻令衡鉴入殊邻。”54
曹勋自诩为绝品的茶叶，其质量反而次于金国的普通茶叶，其责任当然不在曹勋，与他本人的文化水平无关，却因此引起他的感慨。这种“衡鉴入殊邻”的事情，当非个别情况，只是一般文人缺乏这种雅量，不愿意正视而已。这说明使金宋人自尊背后隐藏着自卑的心态。
这种源于民族对立背景下的文化较量与传统的民族歧视有一定的区别，它是对金源强权政治的反抗。此前的民族歧视，出于大汉族主义和强大的政权实力，显得理直气壮，自尊自大，一般没有这种具有反抗性质的文化较量。而这时南宋向金国称臣称侄，外交上低人一等，民族歧视的资本大不如前，所以民族歧视的气势有所收敛。他们表面上不能再随意鄙视金人，至少不能当面称对方为“胡虏”，朝廷甚至规定不得使用这些字眼，国书中不得不尊称对方为“大金”，就是说，传统的民族歧视受到了现实不利条件的压制。因而，由民族矛盾激起的仇视金人的愤怒情绪，则转变为比较单一、比较普遍的文化歧视，以此来对抗金人在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压制。这在使金宋人的创作中屡见不鲜。范成大的纪行诗可以作为代表。他带着求金人归还宋帝陵寝及免立国书这两项使命，心里难免有些自卑，但在诗中却自称为“皇华使” （《赵州桥》） ，称金人为胡虏，俨然高人一等。他嘲笑金人的穿着，“闻说今朝恰开寺，羊裘狼帽趁时新”（ 《相国寺 》），说伴使田彦皋“一生心愧踏鸱巾” （《踏鸱巾》） ;他嘲笑金人的语言，说“大抵胡语难得其真” （《琉璃河》） ，斥之为“犬羊鸣” （《宣德楼》） ;他嘲笑北方伴使兵部侍郎耶律宝不识汉字，曰:“乍见华书眼似獐，低头惭愧紫荷囊。人间无事无奇对，伏猎今成两侍郎。” （《耶律侍郎》） 将之与唐代读错字的户部侍郎萧炅并列，予以讽刺。他甚至嘲笑金人汉化方面的一些表现。金世宗因避其父宗尧名讳，将尧山改名叫唐山，范成大却予以刻薄的挖苦:“何物苦寒胡地鬼，二名犹敢废尧山。” （《唐山》 ）其他文人也有类似的作品。如洪适讥讽北人的装束，“短帻人如秃，尖冠女不 ” 55，说北人演奏的号角“胡音嘈不须听” 56;周麟之嘲笑北人的语言及装束:“伴行蕃使言侏离，髯奴□耳乃有知”57 ;许及之讥笑金国官署公文将“盱眙”二字写成“肝胎”:“华风虽染不知裁，将底论思献纳来。杕杜昔曾闻杖社，盱眙今却见肝胎。”58使金文人们从这些快意的嘲讽中释放出文化优越感，并以此缓解途中的屈辱和自卑感，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但这些多半是他们的自言自语，自我安慰，实际交往中可能是另一回事。范成大求免立国书之礼，被金世宗斥为“殊骇观听”59的“率易”之举，“于尊卑之分何如，顾信誓之诚安在60 。面对这种强权，范成大也许只能在心里鄙视它，未必敢将其文化歧视公开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