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原因与时代崇尚的人生态度、诗风有关。宋代,尤其在北宋中期,士大夫以气节相高而追求雄奇。此时的大部分诗人都具有气横意举的情感气势和人格力量,他们一方面关心国家大事,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一方面追求内在的超越,具有超然物外的胸襟和
潇洒自如的气度。而孟郊的诉穷叹屈之词和愁 结肺腑的呻吟之声自然不受欢迎。有两个实例很能说明当时排斥寒苦之音的情形。苏轼曾在《题凤山诗后》写道:“杨君诗,殊有可观之言,长韵尤可喜,然求免于寒苦而不可得。悲夫,此道之不售于世也久矣。”“杨君”指的是杨凤山,是一位不得志于时的晚辈诗人,他的诗情调以“寒苦”为主,与“郊寒岛瘦”为同调。诗写得再好,也只落得默默无闻的结果,因为当时人们早已不欣赏此类诗风。与苏轼同时的王令也在《还东野诗》中写到孟诗不为人理解的情景:“旁人笑我苦若是,何为竟此故字纸?童子请求愿去烧,此诗苦涩读不喜。吾闻旁人笑,叹之殊不已。又畏童子言,藏之不敢示。奈何天下俱若然,吾与东野安得不泯焉!”故苏轼的批评实在情理之中。
第二种原因与苏轼本人的气质、人生态度以及对诗歌美学风格的追求有关。这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所言:“孟郊诗托兴深微,结体古奥。……苏尚俊迈,元尚高华。门径不同,故是丹非素。”苏轼写《读孟郊诗》时,正是元丰元年知徐州任上。此段时期苏轼因政见不同而仕途蹭蹬,但对出处生死等人生问题的思考并没有陷入困境,在精神上更着意寻求超越,在诗文创作上仍追求超迈。他曾在《次韵答刘泾》的开首写道:“吟诗莫作秋虫声。”苏轼此阶段所写的大部分诗,如《起伏龙行》、《韩干马十四匹》、《约公择饮是日大风》等都显得雄迈豪健。如《送郑户曹》,诗人用了两个豪放超迈的郑姓典故来切合郑仅:“公业有田常乏食,广文好客竟无毡。”颂扬了郑仅的淡泊和超旷。此后,他还写过一首词《永遇乐》(明月如霜),词中曾感叹:“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词人力图摆脱现实中的悲喜荣辱,情为理化,襟怀旷达。此阶段苏轼较为推崇的还是超旷的意绪。他曾在给山谷的信中赞扬山谷:“意其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驭风骑气,以与造物者游。”苏轼追慕李白那种豪放飘逸的诗风。向以李白自比,不愿与孟郊为伍,但也偶有似孟郊苦寒风格之作。同年中秋,苏轼给苏辙写了三首诗。第一首诗情调苦寒,与孟郊诗风同。他悲叹道:“白露入肺肝,夜吟如秋虫,坐令太白豪,化为东野穷。” (《中秋月寄子由三首》) 苏轼自嘲由于卧病、思亲,心情悲凉,不得不沦为东野的秋虫吟了。
贺裳对苏轼和孟郊都深有研究,他在《载酒园诗话》中云:“愚意孟东野实亦诉穷叹屈之辞太多,读其集频闻呻吟之声,使人不欢。……二苏皆年少成名,虽有谪迁之悲,未历饥寒之厄,宜有此不知痛痒之言。”此言颇为深刻。我们说,即使苏轼写了苦语,也还得自嘲一番。人生经历的不同,使苏轼终不能真正理解孟郊悲凉人生所带来的痛苦。所以,他在《读孟郊诗二首》中对好作苦语的孟郊有所否定,并有言过其实之处,也是很自然的,人们据此推断苏轼不喜孟郊也在情理之中。但这种推理只对了一半。苏轼对孟郊的诗确有不喜的一面,却又远非“不喜”两字所能概括,实际情况还要复杂得多。
苏轼论孟诗的其余两则诗话,是对孟诗中某些诗句的赏识和推崇,即使是《读孟郊诗二首》也并非全面否定孟诗。诗中“佳处时一遭”、“水清石凿凿,湍激不受篙”之句并无贬意。第二首还明确表示:“尚爱《铜斗歌》,鄙俚颇近古。”可见苏轼对孟诗还是有所取舍。翁方纲称“坡公亦太不留分际,且如孟东野之诗,以牛毛细字书之,再于寒夜昏灯看之,此何异所谓‘醉来黑漆屏风上,草写卢仝《月蚀》诗’耶?” (《石洲诗话》) 我们认为翁说不足为取,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苏轼对孟诗的重视,是用心在读孟郊的诗。此外,苏轼在自己的诗歌中还不止一次地用关涉孟郊的典故,如“小诗试拟孟东野,大草闲临张伯英” (《赠葛苇》)、 “但得低头拜东野,不辞中路伺渊明” (《次韵答孙侔》) 等。
最有意味的是,苏轼在颂扬林逋时将林逋与孟郊进行比较:“诗如东野不言寒。” (《书林逋书后》) 这就说明苏轼肯定孟郊诗,但不喜欢他的“寒”,这也使我们有必要来全面审视孟郊的诗。孟郊的诗除了有寒涩的一面,还有古淡、清远的一面。他的诗虽然有刻削之痕,但不愿重复前人,也不愿附和同时代的名诗人,而是力辟一途,求生求新,戛戛独造。孟郊古淡、清远的风格,其戛戛独造的创作精神与宋代诗坛有着深深的契合。宋诗要在唐后别辟新径,就需要力求生新,追求老境美,孟诗的古淡提供了一种范本;宋诗倡导清的美学趣味,孟诗的清远、清俭对宋人不乏吸引力。所以孟郊的这些方面对宋代的一些重要诗人都有很大的影响。宋初的九僧虽说崇尚的是贾岛、姚合,但同样也学习孟郊。至于被称为宋诗开山鼻祖的梅尧臣,其诗风主要是受韩愈、孟郊的影响,孟郊的影响似更大些。欧阳修甚至把梅尧臣的诗比作孟郊,而梅亦以这种比附感到高兴:“窃比于老郊,深愧言过实。” (《别后寄永叔》) 苏轼在外任和贬逐期间,读孟郊的诗,诵孟郊的诗,乃至书孟郊的诗,所倾心的也是上述几个方面。故就不能以“不喜”一概而论了。以后的重要诗人黄庭坚也受孟郊的影响。刘熙载说:“孟东野诗好处,黄山谷得之,无一软熟句;梅圣俞得之,无一热俗句。” (《艺概》) 这确是中肯之论。
总之,苏轼论孟郊的诗虽有言过其实处,但总体上还是符合孟郊其人其诗的实际情况,体现了一个有识见有个性的诗论家的眼光和思考。苏轼论孟郊的诗仅有四则,但以少胜多,生动精警,使我们不仅获得对孟郊及其诗歌较为全面的了解,同时也从这里触摸到宋代诗人是如何合理传承与扬弃唐诗名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