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揭茅坤说《易》、《诗》、《春秋》三说“非公文之至者”，似乎三说文字并不可观，这是不是暗示着对文章内容也表示怀疑呢?回答是否定的。《易说》已作为《易说三首》之一收入《栾城三集》之中，其为苏辙文无疑。《春秋》、《诗》二说，内容也与苏辙其他论著观点一致，可证并非假托，亦非他人之作窜入。茅氏明言其为“公（辙）文”是有根据的。试举数例如下:

先看《春秋说》。从上揭全文可知，《春秋说》的内容主要是讨论孔子作《春秋》问题，其观点与苏辙所撰《春秋集解》是一致的。文中分析孔子为何作《春秋》，《春秋》为何起于隐公、终于哀公，提出“衰周三世说”:“幽、厉失道，天下版荡，然天下之权未尝倒持”，“王迹不熄而《雅》道存”，故《春秋》不作。“东迁之后……而《雅》道息”，“名分逾而礼义丧”;但是“尚有可救”，“五霸起而合诸侯”，“先王纲纪之遗意绵绵有存”，“间有三代人才之遗风”，故孔子“导以名分或使知戒，谕以礼义或使知畏”，于是作《春秋》。“五霸既没之后”，“先王纪纲遗意与夫人才遗风，扫地荡尽”，已经没有施教的基础，“故绝笔获麟，止于二百四十二年”。

这种对衰周历史三世的划分，与苏辙《春秋集解》卷一二“西狩获麟”注十分一致:

自周之衰，天下三变，而《春秋》举其中焉耳。其始也虽幽厉失道，王室昏乱，而礼乐征伐，犹出于天子。诸侯畏周之威，不敢肆也。虽《春秋》将何施焉?

及其中也，平王东迁，而周室不竞。诸侯自为政，周道陵迟，夷于列国，迨隐之世，习以成俗，不可改矣。然而文、武、成、康之德犹在，民未忘周也。故齐桓、晋文相继而起，莫不秉大义以尊周室，会盟征伐，以王命为首。诸侯顺之者存，逆之者亡。虽齐、晋、秦、楚之强，义之所在，天下予之;义之所去，天下叛之。世虽无王，而其法犹在也。故孔子作《春秋》，推王法以绳不义，知其犹可以此治也。

及其终也，定、哀以来，齐、晋既衰，政出于大夫;继之以吴、越、荆蛮之众，横行于中国。以势力相吞灭，礼义无所复施，刑政无所复加。虽欲举王法以绳之，而诸侯习于凶乱，不可告语。风俗靡然，日入战国。是以《春秋》终焉。由此观之，则《春秋》起于五伯之始，而止于战国之初。隐、哀适其时耳。 可见《春秋说》与“获麟”注完全是一个腔调，犹之乎脱 墼 于同一模型。特别是文章的后一段，两者都用孟子“《诗》亡《春秋》作”一语作结，更是形神毕肖。

其次看《诗说》。《诗说》中心议题批评《毛诗序》。首先开宗明义指出:“《诗序》非诗人所作，亦非一人作之。”其下则备举《毛诗序》关于《閟宫》、《鱼藻》、《清庙》、《将仲子》、《召旻》、《淇奥》、《载驰》、《抑》、《江有汜》、《旄丘》等篇误说，一一举例辩驳。关于“《诗序》非诗人所作”之说，正是苏辙“诗经”学思想的突出特点。其《诗集传·关雎序》即明确说:“今《毛诗》之叙，何其详之甚也!世传以为出于子夏，予窃疑之”，“《诗》之叙未尝详也，《诗》之亡者，经师不得见矣，虽欲详之而无由。其存者将以解之，故从而附益之以自信其说。是以其言时有反复烦重，类非一人之词者。凡此，皆毛氏之学，而卫宏之所集录也”。一详一略，一明一暗，彼此正好上下呼应，前后补充。

该文对《閟宫》以下各篇诗序的驳辩，也与苏辙《诗集传》注解诸篇的观点一致。如《閟宫》有“居尝与许，复周公之宇”之句，《诗序》说是“颂僖公能复周公之宇”。苏辙以为只是“国人”祝愿之辞，“望其君之能如此也”。《诗序》“徒得其言，而未得其意”，“以为僖公果复尝、许”，“未可信也”!这与《诗集传》卷一九本诗注“夫此诗所谓‘居尝与许，复周公之宇’者，人之所以愿之，而其实则未能也”之说完全吻合。

又说《鱼藻》之诗，是借鱼依藻、蒲为安起兴，说王在镐行乐，是“不知危亡之至”。批评《诗序》解该篇为“万物失其性”，是“思武王”，“恐非诗之旨也”!这与《诗集传》卷一三注:“鱼何在，亦在藻耳。其所依者至薄也，然其首颁然而大，自以为安，不知人得而取之也。今王亦在镐耳，寡恩无助，天下将有图之者，而饮酒自乐，恬于危亡之祸，亦如是鱼也。毛氏因在镐之言，故序此诗为思武王，以在藻颁首，为鱼得其性。盖不识鱼之在藻之有危意也。”内容也是相同的。

由上可见，《诗说》关于《诗序》非诗人所作的观点，以及对各篇《诗序》的个案分析，都与《诗集传》、《古史》吻合，其为一人之辞盖无可疑。

《诗说》、《春秋说》，茅氏既将其与《易说》同列，又没有特别交待其特殊来历，说明它们与《易说》等其他文章一样，同取于栾城文集，三篇文字在版本上是有依据的，从而排除了其他资料“妄为附益”的可能。其中，《诗说》的观点与《诗集传》、《古史》吻合，《春秋说》的观点也与《春秋集解》无殊，两篇文章在内容上与苏辙思想的一致性，又排除了他人文章窜入的可能。因此，我们可以说，《诗说》、《春秋说》本是苏辙作品，只是长期未被重视罢了。《诗说》、《春秋说》两篇反映了苏辙重要的经学思想，特别是其怀疑《毛诗》小序的观点在这里得到充分展开，孔子作《春秋》的原因和《春秋》始隐终哀的用意，在这里也得到专门探讨，二文是我们研究苏辙“诗经学”思想和“春秋学”成就的宝贵文献，弥足珍贵!不可等闲视之。

（后记:《诗说》、《春秋说》由李冬梅提供线索，由舒大刚录出并撰文。）

注释

①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四《栾城集提要》，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第1328页。

②栾贵明《苏轼苏辙集辑佚》，《文学评论》1981年第5期。

③曾枣庄、马德富《栾城集拾遗》，《栾城集》第三册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④刘尚荣《苏辙佚著辑考》，《文学遗产》1984年第3期。

⑤刘尚荣增辑本《苏辙佚著辑考》，附《苏辙集》第四册后，中华书局1986年陈宏天、高秀芳校点本。

⑥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编《全宋文》（巴蜀书社1994年版）第46、47册，曾枣庄、舒大刚编《三苏全书》（语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9册，所收苏辙文，也漏收《诗说》、《春秋说》。

⑦刘毓庆《历代诗经著述考》（先秦—元代）于苏辙《诗》学著作，曾将《诗说》与《诗论》并举，惜未指出该篇与《春秋说》被人忽略的事实。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54页。

⑧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六四，《颍滨文钞》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⑨茅坤万历己卯《唐宋八大家文钞原序》，《唐宋八大家文钞》卷首。

⑩宋刻本《苏文定公文集》，含《前集》五十卷、《后集》二十四卷、《三集》十卷、《应诏集》十二卷，凡九十六卷。

11茅坤《颍滨文钞引》，《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四五。

12《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四《栾城集提要》，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

13《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八《唐宋八大家文钞提要》:“说者谓其书本出唐顺之，坤据其稿本，刊版以行，攘为己作，如郭象之于向秀。”说明茅氏本自唐顺之，然唐顺之又本自何处，当容别文详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