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所辑《诗说》、《春秋说》不见于今存各本《栾城集》，为现行各家苏辙文集的整理本和苏辙佚文的辑本所未录，也为苏辙研究者所忽略。本文通过对其内容的比较研究，揭示《诗说》与苏辙《诗集传》和《古史》二书所持观点基本一致;《春秋说》与苏辙《春秋集解》“西狩获麟”注解完全吻合。《诗说》与《春秋说》实是苏辙两篇“诗经学“和“春秋学”的重要论文，对研究苏辙的经学成就和学术思想至关重要，不可等闲视之。

【关键词】 苏辙 佚文 考证 《诗经》 《春秋》

苏辙诗文主要收录于“栾城四集”（即《栾城集》、《栾城后集》、《栾城三集》和《栾城应诏集》）。“四集”系苏辙生前亲自手编，比较真实可靠，《四库全书总目》说诸集“为辙所手定，与东坡诸集出自他人裒辑者不同。故自宋以来，原本相传，未有妄为附益者” ① 。馆臣说今传《栾城集》“未有妄为附益者”不假，但在《栾城集》外尚广有佚篇，也是不争的事实。故近时学人多有辑补，栾贵明据《永乐大典》残本辑出苏辙佚文佚诗九首 ② ;曾枣庄、马德富整理《栾城集》也辑《栾城集拾遗》诗文四十八首 ③ ;刘尚荣据《东坡和陶诗集》、《百家注分类东坡诗集》及《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书辑苏辙佚诗十五首、佚文四篇 ④ ，后又广搜群籍，从《续资治通鉴长编》、《圣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等书辑苏辙佚文七十余篇，随中华书局版《栾城集》刊布于世 ⑤ 。经过诸先生努力，“栾城四集”以外的苏辙诗文，可以说大体已称齐备。但是载籍既博，披览不易，巨网之下，仍然难免遗珠之叹。近读明人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竟于《颍滨文钞》得《诗说》、《春秋说》二篇，遍检“栾城四集”与诸人所作辑补，都无相同篇章。《唐宋八大家文钞》自明代以来“为世所传习”（ 《四库全书总目》 ），其书并不难觅，但是此二篇却不见于今传各类苏辙文集刻本和新近诸家的整理本 ⑥ ，也不见于诸先生的辑本，故为苏辙研究者所忽略 ⑦ 。虽然《唐宋八大家文钞》在旧时被学人“家弦户诵”，而二篇论说却一直未引起学人注意，实与佚文无异。《诗说》、《春秋说》是苏辙关于《诗经》、《春秋》的两篇专论，内容十分重要，不可忽略。现揭橥于此，以与专家学者共赏析。

一 佚 文

诗  说

《诗序》非诗人所作，亦非一人作之。盖自国史明变，太师达雅，其所作之义，必相授于作诗之时。况圣人删定之后，凡在孔门居七十子之列，类能言之;而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汉兴，得遗文于战国之余，诸儒相与传授讲说，而作为之序，其义必有所授之也。于是训诂传注起焉，相与祖述而为之说，使后之学者释经之旨，而不得即以序为证。殊不知序之作，亦未为得诗之旨，此不可不辨。夫鲁之有颂，词过于实;《閟宫》之诗有曰:“居尝与许，复周公之宇。”以《春秋》考之，许即鲁朝宿之邑也。自桓元年郑伯以璧假许田，至僖公时，许已非鲁所有。尝地，无所经见，而先儒以为尝即鲁薛地，若难考据。而诗称“居尝与许”，为能“复周公之宇”何也?盖此诗之作，自“俾尔昌而炽，俾尔寿而臧”已下，至“天锡公纯嘏，眉寿保鲁。居尝与许，复周公之宇”，皆国人祝之之辞。望其君之能如此也。序诗者，徒得其言，而未得其意。乃为之言曰:“颂僖公能复周公之宇。”以为僖公果复尝、许，若未可信也。《鱼藻》言:“鱼在在藻，有颁其首。王在在镐，岂乐饮酒。鱼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镐，饮酒乐岂。鱼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镐，有那其居。”言鱼何在?在藻尔。或颁首，或莘尾，或依蒲，自以为得所也。然特在藻在蒲而已焉，足恃以为得所。犹之幽王何在?在镐尔，或岂乐而后饮酒，或饮酒而后乐岂，若无事而那居，自以为乐者。然徒在镐饮酒，湛于耽乐，而不恤危亡之至，亦焉足恃以为至乐?此诗人所刺也。序诗者徒见诗每以鱼言物之多，故于此亦曰“万物失其性”;以镐为武王所都，故于此曰“思武王”，恐非诗之旨也。《清庙》之序曰:“周公既成洛邑，朝诸侯，率以祀文王。”昔武王崩，成王幼，周公位冢宰，正百官而已，未尝居摄也。汉儒惑于荀卿与夫《礼记》之说，遂以谓周公实居摄。然荀卿之言好妄，而《礼》所记杂出于二戴之论，于此附会其说曰:“周公既成洛邑，朝诸侯，率以祀文王。”然则成洛邑者周公也，至于朝诸侯、率以祀文王，使周公为之，不几于僭乎?《将仲子》之序曰:“小不忍以至大乱。”以《春秋左传》考之，祭仲之谏庄公，以不如早为之所。庄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又曰:“无庸，将自及。”又曰:“不义不昵，厚将崩。”终至于伐诸鄢。庄公之志，不早为之所，而待其自毙，盖欲养成其恶，而终害之故也。故《春秋》讥之，而《左氏》谓之“郑志”，以郑伯之志在于杀也。《将仲子》之刺，亦恶乎养成其恶而终害之?序诗者曰:“小不忍以致大乱。”盖不知此。观庄公誓母姜氏于城颍，则庄公之用心，岂小不忍者乎?《召旻》所刺，刺幽王大坏也。始曰“旻天疾威”，而卒章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思召公之辟国，特其一事耳。而序诗者，遂以《旻》为“闵天下无如召公之臣”，焉足以尽一诗之义?《淇奥》所美，美武公之德也。武公之德如诗所赋，无施不可。序诗者，徒见诗言曰“有匪君子”，即称其有文章。武公所以为君子，非止文章而已。见诗言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即称其“又能听其规谏”。武公所以切磋琢磨，非止听规谏而已。是言也，又似非能文者所为。即此观之，诗之序，非汉诸儒相奥论撰者欤?不然，何其误诗人之旨尚如此!至如《载驰》、《抑》诗称作诗者谥，《丝衣》引高子及灵星以证其说，若此之类，序非诗人作明矣。如《江有汜》言美媵也，勤而无怨，嫡能悔过也，辞意并足矣。又曰:“文王之时，江汜之间，有嫡不以其媵备数，媵遇劳而无怨，嫡能自悔也。”如《式微》言:“黎侯寓于卫，其臣劝以归。”而《旄丘》曰“责卫伯”，因前篇以见意，足矣。又曰:“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卫，卫不能修方伯连率之职”云云，何其辞意重复如此!若此之类，序非一人作明矣。或者谓如《江有汜》之为美媵，《赉》之为锡予，《那》之祀成汤，《商·武》之祀高宗，疑非后人所能知而序之者。曰:不然。自诗作已来，必相授于作之之时，况圣人删定之后乎!

春 秋 说

名分立，礼义明，使斯民皆直道而行，则圣人之褒贬未始作也。名分不立，礼义不明，然导以名分而或知戒，谕以礼义而或知畏，犹有先王之泽在，则圣人之褒贬因是而作也。名分不足以导之使戒，礼义不足以谕之使畏，而先王之遗意已不复见，则圣人虽欲褒贬，亦未如之何矣。愚于仲尼作《春秋》见之。周之盛时，赏罚一于主断，好恶公于人心，赏其所可赏，皆天下之同好也;罚其所可罚，皆天下之同恶也。虽鄙夫贱隶，犹知名分礼义之所在而不敢犯者。不幸虽幽、厉失道，天下版荡，然天子之权未尝倒持，而名分礼义在天下者，亦不敢逾也。当是时，王迹不熄而《雅》道存;《雅》道存而《春秋》不作。则褒贬安所著哉?奈何东迁之后，势已陵替，赏罚之柄不足令天下而《雅》道息，《雅》道息则名分逾而礼义丧矣。然尚有可救者，五霸起而合诸侯、尊天子。葵丘之会，伐原之信，大搜之礼，有足多者。至如鲁未可动，亦以能秉周礼，使先王纲纪之遗意绵绵有存者。又幸而一时卿士大夫事君行己，忠义之节，间有三代人才之遗风。圣人于此，知夫导以名分或使知戒，谕以礼义或使知畏，故与之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而责备致严。则《春秋》之作，亦其人可得而褒贬欤!逮五霸既没之后，春秋之末，陵迟愈甚。吴越始入中国，干戈纵横，则中国几于沦胥矣。当时诸侯皆五霸罪人，而先王纪纲遗意与夫人才遗风，扫地荡尽。终于田常篡齐，六卿分晋，圣人于此，知夫名分不足以导之使戒，礼义不足以谕之使畏，虽欲褒贬，亦未如之何矣。故绝笔获麟，止于二百四十二年。获麟之后，书陈恒弑其君之事，已非圣人所笔。噫!《春秋》不复作，其人不足与褒贬欤?然自《诗》亡而《春秋》作，孟轲以为“王者之迹熄”;至于《春秋》不复作，则又先王之泽竭焉，可胜叹哉! ⑧

二 杂  考

《诗说》、《春秋说》两篇见于《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六四《颍滨文钞》“说赞辞赋祭文杂著”类，同属“说”体的文章共收三篇，其一《易说》（“夫乾天下之至健也”至“亦位于其中而已矣”），其二、三即《诗说》和《春秋说》。《易说》与《栾城三集》卷八《易说三首》第三首完全相同，可定为《易说三首》之三，《诗》、《春秋》二说却一时找不到出处，当为佚文。

众所周知，《唐宋八大家文钞》是“掇韩公愈，柳公宗元，欧阳公修，苏公洵、轼、辙，曾公巩，王公安石之文，而稍为批评之”而成 ⑨ ，其性质当然是韩愈至苏辙等八大家文章的选编。二十卷的《颍滨文钞》与九十六卷的“四集”⑩ 相比，无疑也是选本。何以其中竟有“四集”所无的文章呢?茅氏自述《颍滨文钞》内容包括“其《上皇帝书》及《札子》、《状》十九首，与他执政书十首，诸论及《历代》、《古史》名论八十二首，策二十五首，序、引、传七首，记十二首，说、赞、辞、赋、祭、文、杂著十一首”，总共一百五十六篇11。这百五十余篇文章来源于两类文献:一是苏辙文集，二是苏辙学术专著（《古史》）。取自《古史》的二十五首，《颍滨文钞》卷一一标为《古史论》，即齐、鲁、陈、蔡叔、卫、晋、楚、燕、越、晏平仲、屈原、孟尝、平原、魏公子、春申君、苏秦、王翦、刺客、虞卿、鲁仲连、穰侯、范睢蔡泽、白起、李斯、蒙恬等篇传后的“苏子曰”，按之原书，一一皆可符证。

而《易》、《诗》、《春秋》三说，茅氏于首篇《易说》注:“以下三首，非公文之至者。存之，特以见古人穷经之学。”茅氏只从文章学上略表不满，以为不是苏辙文章中最好的，但是并未说明是取自别书。我们用二篇与苏辙其他学术著作比较，也无相同篇章。可见三篇非如《古史论》录自别书，而是从苏辙文集中选出。苏辙集虽如馆臣所言“自宋以来，原本相传”12 ，但自宋迄明，版本既多，翻刻各异，各种版本之间在文篇上此多彼少，亦是常事。况且《宋史·艺文志》于《栾城集》八十四卷、《应诏集》十卷外，复有《策论》十卷、《均阳杂著》一卷;焦竑《国史经籍志》于《栾城集》外，别出《黄门集》七十卷。说明在“栾城四集”外尚有其他苏辙文录行世。《诗》、《春秋》二说既可能出自明代尚存的某本《栾城集》，其收文与今传本互有出入，甚或比今本为多;也可能取自别种苏辙文录，其收文有《栾城集》所无者。栾贵明仅据残本《永乐大典》即辑得今本所无佚篇九首就是明证;《永乐大典》所引或称《苏文定公集》，或称《苏颍滨集》，也许正反映了明时多种苏辙文录行世的事实。《诗》、《春秋》二说也许是多于今传本的某本《栾城集》之佚篇，也许是明代流行的别本苏辙文录之孑遗13。我们有理由将其与《永乐大典》的佚文一例对待，作苏文佚篇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