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所有对秦观的评价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近代冯煦“词心”之评。冯煦称其为“古之伤心人”，是因为他不同于同遭党祸的苏轼、黄庭坚，不能像他们那样以庄禅修养化解烦恼，而正是这种不够豁达的人生态度，使之成为“情种”，具备他人所难有的“词心”，他的迁贬之词多系“万不得已”的失意之情的倾诉。秦观有不少寄迹青楼的“艳迹”。他的爱情词有不少是“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二者酝酿交融，感人尤深。
【关键词】 秦观 词心 艳情 身世感
据《宋史》本传载，秦观“少豪隽，慷慨溢于文词。举进士，不中。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读兵家书，与己意合”。但是，正如传中所言，“见苏轼于徐，为赋《黄楼》。轼以为有屈、宋之才。又介其诗于王安石，安石亦谓清新似鲍、谢”。著名的前辈欣赏的还是他的文学才能。苏轼赏其赋，王安石赏其诗，而秦观最擅者还是词。《四库全书总目·淮海词提要》认为:“观诗格不及苏黄，而词则情韵兼胜，在苏黄之上。”以秦词胜于苏词，虽未必皆得人人首肯，但秦本人的词胜于诗文，则并无争议。
秦观的词，颇负时誉。陈师道《后山诗话》在认为韩愈以文为诗、苏轼以诗为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的同时，论定“当今词手，惟秦七黄九”。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曾对秦词的“本色”有所阐发，即“语工而入律，知乐者谓之作家歌”，因此能“元丰间盛行于淮楚”。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卷三十三更进而引晁补之语:“鲁直词不是当家语，自是著腔子唱好诗。”并为之判断:“二公在当时，品题不同如此。”而《能改斋漫录》更引 晁 氏语:“近世以来作者，皆不及秦少游。”明确分出了秦、黄的高下。晁与陈师道同出苏门，有词集《晁氏琴趣外篇》，在作词上较陈氏内行，所说也更为“到位”。所以，秦观的词是真正“当行”“本色”之作。苏轼尽管以秦观词的气格为病，用“山抹微云秦学士”戏之，但从《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二引《王直方诗话》看，东坡以所作词示晁补之、张耒，曰:“何如少游?”就可以看出，在他心目中，秦观词的地位究竟如何了。
如果说苏门文士及宋代其他论家对秦观词的评价，还只是着眼于词的体性特点而肯定秦词;至清人所论，在充分肯定其词本色、婉美、辞情相称、含蓄、以韵胜，并以之为婉约词主要代表的同时，又有以寄托、沉郁言之者，且评价颇高。而在近代的评价中，有一说别具深意，但未见深入探讨者，此即对少游“词心”的独到发现。鉴于此，特为拈出并作阐发，以就正于大方之家。
一
在所有对秦观词的评论中，我认为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和陈廷焯《白雨斋词话》的“词心”说最为重要，最能发秦词之秘。《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说:
少游以绝尘之才，早与胜流，不可一世;而一谪南荒，遽丧灵宝，故所为词，寄慨身世，闲雅有情思，酒边花下，一往而深，而怨悱不乱，悄乎得《小雅》之遗;后主而后，一人而已。昔张天如论相如之赋云:“他人之赋，赋才也;长卿，赋心也。”予于少游之词亦云: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得之于内，不可以传。虽子瞻之明隽，耆卿之幽秀，犹若有瞠乎后者，况其下耶? ① 《白雨斋词话》卷六引冯煦所论:
乔笙巢云:“少游词，寄慨身世，闲雅有情思，酒边花下，一往而深，而怨诽不乱，悄乎得《小雅》之遗。”又云:“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得之于内，不可以传，虽子瞻之明俊，耆卿之幽秀，犹若有瞠乎后者，况其下耶?”此与庄中白之言颇相合，淮海何幸，有此知己。 ②
卷八曰:
东坡、稼轩、白石、玉田，高者易见，少游、美成、梅溪、碧山，高者难见。而少游、美成尤难见。美成意余言外，而痕迹消融，人苦不能领略。少游则义蕴言中，韵流弦外，得其貌者，如鼷鼠之饮河，以为果腹矣，而不知沧海之外，更有河源也。乔笙巢谓:“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可谓卓识。 ③
以冯煦之见，词心应本于才，却又高于才。他认为，秦观本具“绝尘之才”，贬谪的经历成就了他闲雅而情深、怨悱而不乱之词，使之所现的词心超越了他人的词才。其次，词心颇类于《庄子·天道》所说的“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其间”，是“得之于内，不可以传”，具有显著的独特性，能自悟而不能传人。我国古代以心为五脏之首，为人体器官之主宰。如《素问·灵兰秘典论》所说:“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而以“词心”论秦观，亦不妨以“生之本、神之变”相求，即淮海词的生命之本、神理之变，体现为特有的“词心”。冯煦认为，有此词心，秦观词高于苏轼、柳永。陈廷焯虽未许秦观为最高，而“义蕴言中，韵流弦外”二语，却可看作他在肯定冯煦词心说的同时，又依稀由外而内地道出了“词心”有待抉发之意。
其实，冯煦所说的词心，一在于真切的深情，二在于难以移易的独特性。“一南荒，遽丧灵宝”，是说秦观遭贬而使心灵大变，神情大损（旧题班固《汉武帝内传》云:“灵者，神也，宝者，精也”），而其词的“寄慨”、“有情思”、“一往而深”、“怨悱不乱”，且为“后主而后，一人而已”，都在于真情、深情。而“得之于内，不可以传”，则谓其词系内心真情的外现，无此情即无此词，非技巧之可传，才能之可养，具有鲜明的个性。对于词心出于真情，况周颐有独到的体会。《蕙风词话》卷一论曰:
吾听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者在。此万不得已者，即词心也。而能以吾言写吾心，即吾词也。此万不得已者，由吾心酝酿而出，即吾词之真也，非可强为，亦无庸强求。视吾心之酝酿何如耳。 ④
“词心”出于“万不得已”之情，可见况氏对于真情实感的强调。尽管我国历来重视文学的政教功能，但即使对于“诗言志”这一诗论“开山纲领”的阐释，任何论者都不能无视感情问题。如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后汉何休《解诂》亦谓:“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分别强调的是“哀乐之心”和“有所怨恨”。后来唐人孔颖达为《诗大序》作《正义》，以情释“志”，表达了官方的权威意见:“言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懑，而卒成于歌咏。故《虞书》谓之‘诗言志’也。包管万虑，其名曰心;感物而动，乃呼为志。志之所适，外物感焉。言悦豫之志则和乐兴而颂声作，忧愁之志则哀伤起而怨刺生。”刘勰《文心雕龙》以儒家思想为本，故以《原道》、《征圣》、《宗经》开头，但《征圣》有云:“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宗经》亦云:“义既极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情采》篇更认为:“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白居易的诗论以强调理性节制著称，其《与元九书》仍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且将诗定义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言志”之诗既如此，“缘情”的词当然更以情为本。
秦观的词，从宋人起，就颇多以情相取者。李清照在其著名的词论中认为: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而秦观就属于“知之者”之一，但又认为:“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且不论她的评价高低如何，“专主情致，而少故实”，确实是抓住了根本的。秦词的“情”，同朝人已指出其性质，如楼钥《黄太史书少游海康诗题跋》有载:“祭酒芮公赋《莺花亭》诗，其中一绝云:‘人言多技亦多穷，随意文章要底工?淮海秦郎天下士，一生怀抱百忧中。’尝诵而悲之……” ⑤ “一生怀抱百忧中”七字，可谓很好的概括。当然，秦词中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王灼《碧鸡漫志》卷二中所说:“少游屡困京洛，故疏荡之风不除。”对秦词的“穷”“忧”，冯煦特地指出“一谪南荒，遽丧灵宝”，以至“所为词寄慨身世”，成就其特殊的“词心”。至于“专主情致”，则应包括那些屡被人道及的“艳语”。两者之中，尤其是前者，更应是“万不得已”者。
“风雨江山外”的“万不得已”者，即少游特殊的“词心”。冯煦认为秦观是“后主而后，一人而已”，就是着眼于“寄慨身世”，而对于真情的肯定，中西皆莫能外，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流亡文学》引言中曾说过，文学史就其深刻的意义来说，是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文学作品所表现的是人的感情和思想。我们也不妨将秦观的“词心”看作构成宋代词史感情和思想、灵魂的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冯煦、陈廷焯论秦观之以“词心”相取，应是对他“这一个”的肯定。
秦观的祖父曾在南康为官，叔秦定亦曾任会稽尉、江南东路转运判官，又知濠州，但因秦观十五岁就丧父，虽与母一起随祖、叔生活，衣食无虞，其感情深处却很难说没有留下丧父的阴影。由于宋代推行重文抑武政策，文人多有远大志向，秦观也不例外。尽管他熟读经史，又习兵书，长于为文，熙、丰间多次试进士，皆不中。熙宁末年，他谒苏轼于彭城，写《黄楼赋》，以文才见赏于苏。元丰二年，苏轼徙知湖州，恰因他赴会稽探望祖、叔，陪同苏轼行至吴兴，使苏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至苏轼坐乌台诗案，后贬黄州，他不避嫌疑，多有问候。元丰五年，他因苏轼之劝而再应试，不中。虽得苏轼向王安石推荐，并得王氏对其诗文的赞誉，却直到元丰八年，才考中进士，开始登上仕途。
秦观在淹留场屋几二十年之后，一旦为官，即卷入了党争之中。神宗死，年幼的哲宗继位，高太后摄政，废除新法，史称“元祐更化”，新党被逐出朝，旧党重新执政。可是，朝中很快就分为洛、蜀两党，秦观是苏门中人，自被目为蜀党，屡遭洛党排斥。后得范纯仁推荐，才得充馆职，次年进京，为秘书省校对黄本书籍。不久，被任为秘书省正字，又因洛党人士反对，连带引起对苏轼兄弟的攻讦，被免去正字。至元祐八年，秦观再度被升为正字，继又充编修官，参与修《神宗实录》。不久，高太后死，哲宗亲政，重任新党，旧党失势。在秦观出为杭州通判的赴任途中，就因御史刘拯告其与黄庭坚增损《神宗实录》之罪，被贬为监处州酒税。在处州三年，虽无过失，仍以写佛书获罪，再贬郴州。在郴州一年，编管横州，然后再徙雷州。这样，他从浙江到湖南，再到广西，终至天涯之地。新继位的徽宗在元符三年下赦令，苏轼自海南量移廉州，与之见了一面。随即秦观也被放还，北行至藤州时，溘然逝于光化亭，终年仅五十二岁。
青少年时代的秦观，性格“豪隽”、“慷慨”、“强志盛气”，但二十年场屋之困，已使之英气渐销。登上仕途给了他希望，尽管如《王直方诗话》所载:“少游为黄本，钱穆父为户部，皆居于东华门之堆垛场。少游春日尝以诗遗穆父云:‘三年京国鬓如丝，又见新花发故枝。日典春衣非为酒，家贫食粥已多时。’穆父以米二石送之。” ⑥ 但《诗话总龟》仍有此载:“秦少游晚出左掖门，有诗云:‘金雀觚棱转夕晖，飘飘宫叶堕秋衣。出门尘涨如黄雾，始觉身从天上归。’识者以为少游作一黄本校勘，而炫耀如此，必不远到。” ⑦ 而这正说明了秦观此时的豪气尚存。《王直方诗话》对秦观意气盛衰的变化，曾举其所作诗以明之:
秦少游始作蔡州教授，意谓朝夕便当入馆，步青云之上，故作《东风解冻诗》云:“更作舟楫外，从此百川通。”已而久不召用，作《送张和叔》云:“大梁豪英海，故人满青云;为谢黄叔度，鬓毛今白纷。”谓山谷也。说者以为意气之盛衰一何容易。 ⑧
从中可见秦观其人情绪的易于因境遇而涨落。
秦观有豪气，却由于受苏轼知遇之恩，他身不由主地被卷入了党争之中，非但是“久不召用”，而且接二连三的打击接踵而至，遂使性情大变。
被贬处州时，他作了《千秋岁》词，流露出很深的悲慨。再贬而过衡阳，将此词抄呈太守孔毅甫，孔以之过悲而恐其将不久于人世。大约作于绍圣四年春郴州旅舍的《踏莎行》是秦观的又一名作。王国维《人间词话》评其四、五两句曰:“少游词境最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为凄厉矣。”这“凄厉”二字，实又点出了他情感世界的剧变。可当他尚未从“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那种类于“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的内省中解脱时，他又遭遇了新事。《曲洧旧闻》有此载:“秦少游自郴州再编管横州，道过桂州秦城铺。有一举子，绍圣某年省试下第归，至此见少游南行事。遂题一诗于壁曰:‘我为无名抵死求，有名为累子还忧。南来处处佳山水，随分归休得自由。’至是少游读之，涕泪雨集。” ⑨ “有名为累”的感触，一经点醒，少游竟不能化解，反而触动伤心事，为之大恸，此时之性格、情绪确较早年大不相同，其递降的历程清晰可见。
冯煦大概是能本着“了解之同情”作论世知人之语，其《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说:
淮海、小山，真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求之两宋词人，实罕其匹。
后来王国维《人间词话》进一步比较秦、晏，认为“小山矜贵有余”，实际是看到了秦观这一“伤心人”毕竟不同于贵公子出身的晏几道。恐怕这也与李清照以秦观“终乏富贵态”之说暗合。
为什么只将“古之伤心人”许之于秦观，而同样因党争而被贬的苏轼、黄庭坚，为什么不当“伤心人”之称呢?这里恐怕有两个原因。
其一，就政治境遇造就的身世之感而言，由于秦观与苏黄思想素养的不同，进而影响了性格、感情，并扩大了差距，使其迁谪之词充满了哀情苦思。
其二，就个人经历的“艳情”而言，由于秦观久困场屋，非但不能同苏轼的早达相比，而且是“苏门四学士”中最晚中进士的，因此，他寄迹青楼，又颇为用情，故而在词中留下了不少伤心语。
这两者，使秦观具有难以移易的独特性，加之“一往而深”的感情，遂造就其特有的“词心”。
下面分而论之。
二
先论第一点。
苏轼少年得志，他《沁园春》词中的“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正是当时胸襟的写照。但除了嘉祐、治平间初入仕途时期外，他两次在朝，两次外任，后来一贬再贬。在他意气风发、积极从政之时，从治世的角度出发，他一心崇儒，攘斥佛老，曾在《韩非论》中斥老庄哲学为“猖狂浮游之说”，在《大悲阁记》中批评禅宗“废学而徒思”。但在经历了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之后，他深尝了环境险恶、生活困顿的滋味，遂常往安国寺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又去天庆观修道家养生术，自此对禅宗和老庄思想大感兴趣。在后来生活的种种坎坷中，他多能以佛道思想看穿忧患，以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作自我调节，应付复杂多变的政治社会环境。应该说，从苏轼三次被贬所作的《到黄州谢表》、《到惠州谢表》、《到昌化军谢表》来看，所表达的感情一次比一次沉痛、悲伤。但他确又是努力以庄禅思想来销释，这种自我调节、化解，在他的许多诗文中都可见之。所以刘克庄《后村诗话》后集卷一有此说:“坡公海外笔力，益老健宏放，无忧患迁谪意。”陆游《老学庵笔记》有一则很有趣的记载:“吕周辅言:东坡先生与黄门公南迁，相遇于梧、藤间。道旁有鬻汤饼者，共买食之。粗恶不可食。黄门置箸而叹，东坡已尽之矣。徐谓黄门曰:‘九三郎，尔尚欲咀嚼耶?’大笑而起。” ⑩ 以苏轼美食家的秉性，却如此能屈能伸，在他人恐怕是难以做到。
再看黄庭坚。黄庭坚一生中曾遭两次文字之祸:一是因修《神宗实录》事，同秦观一样获罪，被贬为涪州别驾、黔州安置;二是因作《承天院塔记》被诬以“幸灾谤国”，除名编管宜州。十年之中，一直在流放中度过。但据《黄山谷年谱》卷首的《豫章先生传》所载:当他听闻责授涪州别驾、黔州安置后，“命下，左右皆泣，公色自若，投床大鼾”。至黔后，“以登阅文墨自娱，若无迁谪意”。而获宜州谪命，身向瘴乡之时，他还在《过洞庭、青草湖》一诗中写道:“我虽贫至骨，犹胜杜陵老。忆昔上岳阳，一饭从人讨。行矣勿迟留，蕉林追獠。”一方面想昔日，以自己的处境尚强于杜甫而自慰，另一方面想未来，并不因与土著相逐而烦恼。他的一首《青玉案·至宜州次韵上酬七兄》下片写道:“忧能损性休朝暮，忆我当筵醉时句，渡水穿云心已许。晚年光景，小轩南浦，同卷西山雨。”可见处境虽难仍不失乐观。之所以能够如此，与他的庄禅修养大有关系。黄庭坚不同于苏轼的以随遇而安的态度来自我抑制悲观情绪，化解矛盾，超越现实;而是以不变应万变，庄子《大宗师》“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的思想，禅宗“无念为宗，无住为本”的原则，真正化成了他的处世哲学。有此真正的庄禅修养，他才能以坦然的态度度过十年的流放生涯。
对秦观与苏、黄的比较，《冷斋夜话》有一段话说得极好:
少游调雷凄怆，有诗曰:“南土四时都热，愁人日夜俱长。安得此身如石，一时忘了家乡。”鲁直谪宜，殊坦夷，作诗云:“老色日上面，欢情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后当不如今。”“轻纱一幅巾，短簟六尺床。无客白日静，有风终夕凉。”少游钟情，故其诗酸楚;鲁直学道休歇，故其诗闲暇。至于东坡《南中诗》曰:“平生万事足，所欠惟一死。”则英特迈往之气，不受梦幻折困，可畏而仰哉! 11
这里的对比可看出，苏轼虽经众多磨难，庄禅思想使他能看穿忧患，随缘自适，却未销尽其早年“奋厉有当世志”的“奋厉”本色，故能“有英特迈往之气”;黄庭坚安时处顺、无念无住的庄禅修养使他的诗自然流露出坦夷、闲暇的情调;而秦观却因难以摆脱现实中的诸多烦恼，“钟情”而所作诗“凄怆”“酸楚”。
在面对人生忧患时，秦观无疑不具备苏、黄豁达、泰然的态度，他的“考试成绩”差得很远。但是，正是这种“钟情”的资质、特性，使之成为“情种”，具备他人所难到的“词心”，从而也使他的词作能比苏、黄更见以情动人，且逾于同时代的其他词人。我们不妨沿着他的被贬路线看看他的心路历程与灵魂悸动。
被汲古阁本《淮海词》题作《洛阳怀古》的《望海潮》，实非写洛阳，而是为汴京而写的感旧之作。此词作于绍圣元年（1094）春，系新党再起、旧党失势之时，秦观被贬而即将离京。词云:
梅英疏淡，冰澌溶泄，东风暗换年华。金谷俊游，铜驼巷陌，新晴细履平沙。长记误随车。正絮翻蝶舞，芳思交加。柳下桃溪，乱分春色到人家。 西园夜饮鸣笳。有华灯碍月，飞盖妨花。兰苑未空，行人渐老，重来是事堪嗟!烟暝酒旗斜。但倚楼极目，时见栖鸦。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
起三句写初春景色，“暗换年华”四字，语带双关，兼及政局之变。从第四句到第十四句，上下片贯通，皆写旧游之欢，尤其西园夜饮的文酒之会，更为作者所恋恋不已。可惜好景不长，“兰苑未空，行人渐老”，时空的飞跃、转换，带出“重来是事堪嗟”，今昔对照显然。最后的倚楼所见和归心之去，传递出的是无奈的情绪。无奈尽管无奈，毕竟此时尚未尝迁谪之苦，所以词中流露出的主要还是感慨和怅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