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历来研治辛词者，对辛弃疾南归后词的创作的发展变化，较少注意。实则辛氏南归后，以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落职退居为界，词的创作也明显地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词作多写其南渡之初的复杂心态和身世之感，手法多用比兴，词风兼具深婉细约和清疏刚健之美，而后期则直以词为陶写之具，无施不可，沉郁顿挫，雄奇悲怆。简单地以“豪放”或以词备众体论辛词，既不符合辛词创作发展的实际，也难以涵盖辛词的主要风格。 

【关键词】 辛弃疾 前期 词作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词人，辛弃疾在词的创作上，似乎从一开始就站到了一个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因为现存的六百二十多首辛词，无例外地都是他南归以后的作品。其实，辛词的创作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在其南归前既已植下了深厚的艺术创作根柢 ① ，而在其南归后也曾经历过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细心寻绎这一过程，我们会发现，辛弃疾南归后的词作，以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为界限，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虽然前期词作的数量只是后期的六分之一强，然而其时间跨度却与后期大约相当。它既是辛词创作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与后期词作有着密切的联系，又在内容和手法、技巧与风格等方面，显示出与后期辛词的差异。关于辛弃疾南归后期的词作，我们将另文讨论，这里拟就其前期词作略作探讨。

一

辛弃疾自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南归宋廷后，官职不断有所升迁。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辛弃疾出任江西提点行狱，此后则大致辗转于江西、两湖安抚使、转运使之任，直至淳熙八年（1181）十一月被弹劾落职。在这一长达近二十年的时期中，他恪尽职守，不断展现其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并逐渐为宋孝宗和宰执大臣所了解和认可，但他刚强果毅的思想品格和处事作风与南宋颓靡不振的政风、士风不断产生矛盾冲突，他不能忘怀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愿望，利用多种机会，提出恢复方略，但其自北归南的身份终与多士有隔阂，其恢复之志也难以为多数人所理解，乃至屡遭谗言蜚语、猜疑诋毁和摈斥排挤。这就使得辛弃疾南归前期的词作，具有十分复杂的思想情感内涵。

辛弃疾在率部南归后的十数年中，虽则宋孝宗还并未因隆兴北伐的失利而完全放弃收复之志，但新环境却使辛弃疾自此几乎已不再可能驰骋疆场，直接参与他早年就曾苦苦为之谋划、奋斗的恢复事业，隆兴和议以后大致又趋于沉寂的南宋政局，尤不能不给辛弃疾的心头蒙上一层浓重的阴云。他深恐朝廷以一小胜负而屈己求和，就此放弃恢复大业，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深深忧虑。而这种忧虑，也时时表现于辛弃疾此一时期词的创作中。

在现存的六百多首辛词中，据邓广铭先生考证，以词人南渡之初写于江阴签判任上的［汉宫春］《立春日》一首作年最早。词曰:

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浑未办黄柑荐酒，更传青韭堆盘。  却笑东风从此，便熏梅染柳，更没些闲。闲时又来镜里，转变朱颜。清愁不断，问何人会解连环?生怕见花开花落，朝来塞雁先还。

“西园”本是三国曹魏时期邺下的名园，此处当指词人在故乡济南的寓所。由春来想到故园的燕子要还巢了，而自己仍“客”居江南，反不如塞雁;南归后要成就一番事业，自当有许多事要做，但如何才能有所作为却存在许多未知数。在这种矛盾的心态下，立春给词人所带来的，便似乎并非都是蓬勃的生机，满怀的希望，而就中更交织着光阴荏苒、青春将逝的忧愁，流露出对故园难归和恢复难期的隐忧。

乾道八年（1172），距上词写作约十一年，时任滁州知州的词人在［木兰花慢］《滁州送范倅》中写道:

老来情味减，对别酒，怯流年，况屈指中秋，十分好月，不照人圆。无情水都不管，共西风只管送归船。秋晚莼鲈江上，夜深儿女灯前。  征衫便好去朝天。玉殿正思贤。想夜半承明，留教视草，却遣筹边。长安故人问我，道愁肠�揪浦灰廊弧Ｄ慷锨锵�落雁，醉来时响空弦。

送别之外，竟开始叹老嗟卑，而其时词人不过是刚过了而立之年。可见其十数年来，愁肠依旧，并无改观。

词人在这一时期的许多作品中不断地抒发愁情，又常把这一具有特定内涵的“愁”，戏称为“闲愁”。

我们看他的［满江红］《暮春》:

家住江南，又过了清明寒食。花径里一番风雨，一番狼籍。红粉暗随流水去，园林渐觉清阴密。算年年落尽刺桐花，寒无力。  庭院静，空相忆，无说处，闲愁极。怕流莺乳燕，得知消息。尺素如今何处也?彩云依旧无踪迹。谩教人羞去上层楼，平芜碧。

此词写伤春、念远，似乎轻婉平淡，不着痕迹。然据邓广铭先生考订，这是辛弃疾南归后可考作年的第二首词，写于隆兴二年（1164），也就是南宋隆兴北伐失败后次年春所作，其词意也就耐人寻味了。再联系到多年后辛弃疾所云:“中国之兵不战自溃者，盖自李显忠符离之役始。百年以来，父以诏子，子以授孙，虽尽僇之不为衰止。” ② 可以推知，这次失败对怀抱恢复之志南归的辛弃疾的打击，在当时是相当之大的。因而词人在作品中所抒发的伤春、念远之情的深层涵义，实是对隆兴北伐失利的惋惜和对恢复前景的深深的忧虑，这与他当日虽所处地位低下却仍要萦心恢复的心态是完全吻合的。

其实，辛弃疾不但于南归之初地位低下时要萦心恢复，而且在乾道四年（1168）官建康府通判以后，即在其仕进已相当顺利的情况下，仍旧不断地在词中抒发着这种“闲愁”，只不过这种“闲愁”较之此前，内涵更为复杂罢了。

二

这仍应从辛弃疾的南归说起。

宋室南渡以后自北归南的文官、武将与百姓等甚多，以至于成为宋、金长期对峙局面下南北政权处理相互关系的一个很敏感的问题 ③ ，而宋高宗绍兴末金海陵王完颜亮南侵之际，与辛弃疾先后南归的官吏、士大夫也不在少数。像范邦彦、王友直、王任、王世隆、贾瑞等，皆是其例。当时，对这些舍北方政权而归宋的人士，有一些专门的称呼。南宋赵升《朝野类要》卷三曰:“归正，谓原系本朝州军人，因陷蕃后来归本朝;……归朝，谓元系燕山府等路州军人归本朝者;忠义人，谓元系诸军人，见在本朝界内或在蕃地，心怀忠义，一时立功者。” ④ 归正人、归朝人、忠义人，又统称归正人。这种标志人物身份的称谓不但带有一定的轻视意味，而且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对他们的使用也往往是与其他人区别对待的。如归正的官员一般只允许添差某官，而不厘务差遣，即只给一个闲散的官职而无实权。如举城南归的范邦彦，本当超授，也只是被任为添差湖州长兴丞的闲职。王友直率军南归，亦仅授复州（今湖北天门）防御使。同样，辛弃疾南归之初被授以江阴签判，也很正常，只是后来他以其卓越的政治、军事识见和实际才能，逐渐为宋孝宗和执政大臣虞允文等所赏识，遂成为一方帅臣。以至牟�亢芨锌�地将他与范邦彦相比，谓范“与辛公弃疾先后来归，忠义相知，辛公遂婿于公。公当审时，陈公俊卿、王公炎皆知公，而公老矣，不果用，赍志以殁。辛公声名日起，入则导密旨，出则跻执撰、领帅垣。呜呼，公之不遇，命也” ⑤ 。

归正人是宋、金长期对峙局面下的产物。靖康之难以后，宋朝的许多命官、士大夫及百姓，迫于情势，不得不降金者甚众，然其后又有不少人想方设法渡淮过江，归附南宋政权。宋高宗绍兴中、绍兴末和宋宁宗开禧初宋、金战争期间，更有大批士人自北南来。他们南归的动机，多半是出于对宋廷的拥戴和对国家的眷恋，出于受儒家夷夏之辨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和熏陶，出于对金统治者民族歧视和残酷压榨政策的不满和逃避。这些人南归后，在抗金恢复、从事生产和保存、传播中原文献等方面，均作出了各自不同的努力和贡献 ⑥ 。然而，归正人在南渡后，其为宋廷之所拒、纳和南归后的境遇以及所发挥作用的大小，又往往随着宋、金战和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当宋、金矛盾激化，对抗加剧，宋廷需要这批人抵御金兵，或形势对宋有利，恢复呼声高涨之时，宋廷对归正人就多能以优容为主 ⑦ 。如果宋廷内部和议占据上风时，则又有遣返归正人的作法。而在政治上对归正人的种种防范、约束和限制措施，更是一直都有的，甚至出于划疆自保和狭隘心理的猜忌与迫害，也时有发生。如宋高宗建炎二年七月，曾“诏郡发归朝官赴行在。时所在多囚禁归朝官，有疑则加残害，一郡戮至千百人。上悯之，故有是命” ⑧ 。范成大也曾向朝廷呼吁:“乞除‘归明、归正人’，以示一家。” ⑨ 然“有疑则加残害”，足可见其对归正人猜忌之甚。当然，归正人本身的成分也相当复杂，且不同时期亦有变化，此处非能详论，然有一点恐怕没有疑问，那就是归正人不但在政治生活中受到许多有形的约束和限制，而且他们在心理上也承受着来自朝野的许多无形的歧视。

对于辛弃疾来说，他可以凭着自己的才力在仕途上不断有所升迁，但是，他却难以改变自己归正人的特殊身份;他可以恪守职责，尽其心力，所至多有政绩，却未必能让宋廷将其完全视为“一家”人;他可以怀抱恢复大志，并终生为之奋斗，绝无怨悔，然而却又难以超越他所生活的那个悲剧的时代，难以以一人之力改变当日朝野上下因循保守的政风、士风，难以完全摆脱来自不同方面或隐或显的不理解、轻视、谗毁与排斥。总之，以其归正人的身份，不被视为一家，不合于当日政风、士风，甚而横遭诋毁与沮抑，却仍旧不肯放弃收复中原的政治理想和愿望，仍要忧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这就使得辛弃疾乾道四年以后的词作中不但依然“闲愁”不断，而且较之此前，更多了一层身世之感，多了一种忧谗畏讥的复杂内涵。

乾道四、五年间，辛弃疾官建康通判时曾作有［念奴娇］《登建康赏心亭呈史留守致道》一词，词中写道:

我来吊古，上危楼赢得，闲愁千斛。虎踞龙蟠何处是，只有兴亡满目。柳外斜阳，水边归鸟，陇上吹乔木。片帆西去，一声谁喷霜竹?  却忆安石风流，东山岁晚，泪落哀筝曲。儿辈功名都付与，长日惟消棋局。宝镜难寻，碧云将暮，谁劝杯中绿?江头风怒，朝来波浪翻屋。

史致道即史正志，此人政治上虽颇有投机之嫌，然此时却是建康知府并兼江东安抚使、沿江水军制置使、行宫留守等数职在身的方面大臣，而建康是进图中原退保江浙的军事要地，处在这样一个重要的职位上，无论是朝廷任命的动机还是一般官员、士人对他的期望，无疑都是希望他能够有所作为的 ⑩ 。所以，辛弃疾在写赠史正志的词中，不但一再地劝勉和称扬其“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 （［满江红］《建康史帅致道席上赋》） ，“从容帷幄去，整顿乾坤了” （［千秋岁］《金陵寿史帅致道，时有版筑役》） ，而且也会时而吐露自己的心迹。在这首登临怀古的词作中便是如此。赏心亭本为建康一游览胜地，然辛弃疾登楼所见、所感却是满目衰景和兴亡之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下片对东晋谢安的追怀，并非江左风流宰相的潇洒，而是其晚年的忠信见疑。何以会如此呢?据邓广铭先生考证，淳熙元年，时任滁州知州的辛弃疾，曾让他的朋友周孚代他给新任建康留守叶衡写过一信，信中写道:“自惟菅蒯，尝侍门墙，拯困扶危，韬瑕匿垢，不敢忘提耳之诲，何以报沦肌之恩。兹以卑身，复托大府，虽循墙以省，昔虞三虎之疑;然引袖自怜，今有二天之覆。伫待荧煌之坐，少陈危苦之辞。” 11 这段忆及乾道中任职建康通判经历的话，无疑透露出辛弃疾当日处境并不很愉快的一面。故而词中之写谢安，实是借古人之酒浇自己胸中之块垒。“谢安风流”，尚遭谗言，这对自北归南的词人来说，自然可引以自解;不过谢安毕竟曾遣兵抵御前秦苻坚，为东晋的偏安，立过大功，而词人收复中原的政治理想和抱负既无人理解、无从实现，一些无端的谗毁排斥又不能幸免，则何能不为之深慨。

辛弃疾还有一首很著名的词［摸鱼儿］《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为赋》: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论者多引辛弃疾同年所作《论盗贼札子》中的一段话释之，曰:“臣孤危一身久矣，荷陛下保全，事有可为，杀身不顾。况陛下付臣以按察之权，责臣以澄清之任，封部之内，吏有贪浊，职所当问，其敢瘝旷，以负恩遇。自今贪浊之吏，臣当不畏强御，次第按奏，以俟明宪，庶几荒遐远徼，民得更生，盗贼衰息，以助成朝廷胜残去杀之治。但臣生平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顾恐言未脱口而祸不旋踵，使他日任陛下远方耳目之寄者，以臣为戒，不敢按吏，以养成盗贼之祸为可虑耳。”这当然是对的，然我们以为仍有必要指出，就中所谓“臣孤危一身久矣”、“臣生平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的具体内涵，主要还是指的其所作所为与当日士风之间的不合以及由此引发的辛氏“归正人”的身世之感。早在南归之初所作《美芹十论》和《九议》中，辛弃疾就曾一再论及归正人的问题。比如他分析归正人南归后的处境说:“今归正军民散在江淮，而此方之人例以异壤视之。不幸而主将亦以其归正，则求自释于庙堂，又痛事形迹，愈不加恤。间有挟不平，出怨语，重典已絷其足矣。所谓小名目者，仰俸给为活，胥吏沮抑，何尝以时得。呜呼，此诚可悯也，诚非朝廷所以怀诱中原忠义之术也。” （《美芹十论·屯田》） 语已沉痛。在《九议》中，他更进一步说:“事有甚微而可以害成事者，不可不知也。朝廷规恢远略，求西北之士，谋西北之事，西北之士固未用事也，东南之士必有悻然不乐者矣。缓急则南北之士必大相为斗，南北之士斗，其势然也。……某欲望朝廷思有以和辑其心者，使之合志并力，协济事功，则天下幸甚。”尤其耐人寻味的是，辛弃疾在《美芹十论·防微》一篇中，又引述《战国策·赵策三》中的故事曰:

臣闻之，鲁公甫文伯死，有妇人自杀于房者二人。其母闻之不哭，曰:“孔子，贤人也，逐于鲁而是人不随。今死而妇人为自杀，是必于其长者薄，于其妇人厚。”议者曰:“从母之言，则是为贤母;从妻之言，则不免为妒妻。”今臣之论归正归明军民，诚恐不悦臣之说者，以臣为妒妻也。惟陛下深察之。

“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 12辛弃疾如此不避嫌疑地屡屡论及归正人的问题，尤其是这段不无辛酸的坦言，当然决非泛泛之论。它真实地反映了其志在恢复和有所作为而又深恐终遭排挤摈斥、一事无成的矛盾和痛苦的心灵，反映了当日许多南归士人所面临的共同的生存窘境。这与此词中“蛾眉曾有人妒”的形象的描写，以及与词人同一时期在其它词作中所写到的“倾国无媒，入宫见妒，古来颦损蛾眉” （［满庭芳］《和洪丞相景伯韵》） 等等，其内涵皆相一致。

当然，辛弃疾从南归后，自江阴军签判、广德军签判而建康府通判、滁州知州、江东安抚司参议官、江西提点刑狱，直至知江陵兼湖北安抚使等，官职不断升迁，其仕宦应当说是相当顺利的。这与宋孝宗即位后锐意恢复，多用张浚、虞允文等主战人士为相，多用西北之士，大有关系。至于他淳熙八年的被弹劾落职，那主要是他刚毅果决的处事作风与南宋因循保守的政风、士风相冲突的结果。所以，位居下僚而忧心恢复，数遭猜忌排斥而忧谗畏讥，并非辛弃疾南归前期心态的全部，对收复中原抱着坚定的信心，对宋孝宗及虞允文、叶衡等怀抱知遇之恩，盼望着自己能在南归后的政治生涯中一展才抱，同样也是其心态中合乎情理的一个重要方面。

总之，辛弃疾在其南归前期的近二十年中，无论是身处下僚还是跻位帅臣，他所始终萦绕心怀的都无非是恢复一事，无非是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责任感，其词中一切的“愁”或“闲愁”，皆由此而生。正如顾随先生所指出的，在辛弃疾内心深处，“总有一段悲哀种子在那里作祟”，“一部《稼轩长短句》，无论是说看花饮酒或临水登山，无论是慷慨悲歌或委婉细腻，也总是笼罩于此悲哀的阴影之中” 13 。只不过这种忧愁和悲哀，由于其“归正人”的身份和处事作风的刚强果毅连带着所遭受到的一些无端的猜疑、谗毁和沮抑，表现在词的创作中，遂愈显沉重复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