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赞》认为宋诗至欧公尊李白、荆公尊杜甫，诗风开始大变。胡仔谓其“叙诗之源流，颇有条理”，认为此《赞》正确而深刻地揭示了宋诗与唐诗的渊源关系。胡仔《后集序》曰:“开元之李、杜，元祐之苏、黄，皆集诗之大成者。”在胡仔看来，盛宋之“苏黄”最好地继承并发展了盛唐之“李杜”的创作精神，并取得了异代相同的“集大成”的诗歌成就。更进一步而论，胡仔以为宋诗与唐诗内在关系上相互联结的关键人物是杜甫。《丛话》后集卷八先引元稹、宋祁和秦观的“集大成”论之后，继之以上述无名氏的《豫章先生传赞》作为十三卷的“杜甫”章节的结束语，这一编纂匠心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胡仔对宋诗发展史的看法。
作为南渡初叶的文人，胡仔能超越自己的生活期，较其它诗话作者更具公正的史识，使之能对江西诗派有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判断。
胡仔生活的时代正是江西诗派的鼎盛期。他以诗知名当时 ④ 。作为一个诗人，胡仔难以不受江西诗风的影响，其创作还局限在“江西”园囿之中。如《雪浪斋日记》记高子勉诗“沙软绿头相并鸭，水深红尾自跳鱼”一联，句式生涩，怪丽之甚。胡仔效之作“霞抹晚空鱼尾赤，水生春渚鸭头青” （前集卷五十二） 一联，是典型的“江西”趣味。《丛话》载胡仔自作诗十首，词二篇;另有十二联未成篇的诗。诸作往往津津有味地仿效“江西”体格，从中可见他是多么热衷于“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的诗法之学，对江西诗风在当时的影响于此亦可略见一斑。
然而，作为诗论家，胡仔却能出于江西，正确审视诗史发展。胡仔对宋诗和江西诗派的看法和判断，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在诗学倾向上，胡仔强调创作要有“变”。不过，他能辩证地对待宋诗在追求“新变”的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胡仔赞赏黄庭坚“自出机杼”、“清新奇巧”，因而能“别成一家” （前集卷四十八） 。如前集卷四十九引宋子京《笔记》云:“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后可以传不朽;若体规画圆，准方作矩，终为人之臣仆，古人讥屋下架屋，信然。陆机曰:‘谢朝花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韩愈曰:‘惟陈言之务去。’此乃为文之要。”胡仔对宋祁为文要“自名一家”的看法显然有共鸣感，随即应和曰:“学诗亦然，若循习陈言，规摹旧作，不能变化，自出新意，亦何以名家?鲁直诗云‘随人作计终后人’，又云‘文章最忌随人后’，诚至论也。”又如，福州僧“虹收千嶂雨，潮展半江天”二句曾受到《古今诗话》赏叹，胡仔认为此联不过是仿效李商隐“虹收青嶂雨，鸟没夕阳天”，乃“屋下架屋者，非不经人道语，不足贵也” （前集卷五十七）。 求新求变是杜甫、韩愈和黄庭坚的共同倾向。所不同者，韩愈与黄庭坚有好奇之癖，而杜诗之奇，是势之所然，不得不如此。如王琪云:“子美之诗词有近质者，如‘麻鞋见天子，垢腻脚不袜’之句，所谓转石于千仞之山，势也。”王琪认为“千汇万状”的杜诗一时呈现出某一倾向，只是出于不得不然，即“势”之所需 （前集卷七） 。山谷诗却有意求之，江西诗派更是以新奇为尚。韩愈已开好奇之端，如《雪浪斋日记》评《春归昌谷》时云“甚奇丽，如少陵未必喜，而昌黎必嗜之也” （后集卷十二）。 对于“奇丽”之格，杜甫只是偶一为之，而韩愈、黄庭坚则以此为嗜好，至江西派诗人推波助澜，成为笼罩在两宋之交诗坛的一股浊流。魏泰《隐居诗话》在宋诗话中最早对山谷诗提出批评，讥其诗“句虽新奇，而气乏浑厚” （前集卷四十八）。 胡仔亦曰:“后山谓鲁直作诗，过于出奇。诚哉是言也!” （后集卷三十二）
其二，胡仔对宋诗的态度，还具体表现在对“苏黄”的判断上。当时宋人“至学苏者，乃指黄为强;而附黄者，亦谓苏为肆” ⑤ ，或师东坡，或师山谷，相互攻讦。胡仔苏黄并重，但是反对江西派独尊山谷，刻意拔高山谷诗歌的历史地位。上述《豫章先生传赞》一文，胡仔先后分三次节引，分别见后集卷八、卷三十一、卷三十二。如果将这三处的引文与完整的《豫章先生传赞》⑥ 对比阅读，可以看出《丛话》有意识地进行了删节。被胡仔删去的重要论点有:
（山谷）晚节位益高，名益高，世以配眉山苏公，谓之“苏黄”。
元祐间，苏、黄并世，……追古人而与之俱。世谓李、杜歌诗高妙而文章不称，李翱、皇甫湜古文典雅而诗独不传，惟二公不然，可谓兼之矣。然世之论文者必宗东坡，言诗者必右山谷，其然，岂其然哉?
对上述极力推尊山谷的议论，胡仔之所以弃之而不录，是因为不满其说:第一，认为在名位上，山谷虽有过人之处，然不可以与东坡匹配，如《丛话》引《元城先生语录》言“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迈峻，惟己之是信” （后集卷二十六） 。《丛话》对山谷则颇有微词，如后集卷三十一引苕溪渔隐曰“鲁直少喜学佛，遂作《发愿文》‘今日对佛发大誓，愿从今日尽未来世，不复淫欲饮酒食肉’”云云，称之可谓有坚忍之志者，但“其后悉毁禁戒，无一能行之”，虽戏语，其暗讽之意亦可见。第二，考虑到江西诗派在当时的巨大影响，“言诗者必右山谷”应该是反映客观事实的论断。但如果说山谷诗的成就高于东坡，则难以得到认同。第三，若以为李、杜能诗不能文，而山谷则诗文双美，认为山谷的文学地位高于李、杜，那么，胡仔更不敢苟同。可见，胡仔有意舍弃上述推尊山谷的论调，就是为了突出老杜与东坡。
胡仔认为，《豫章先生传赞》强调山谷在诗坛的宗主地位，即“自宋兴以来，一人而已矣”之说，是受到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叙》的影响。吕《叙》云:“国朝歌诗之作或传者，多依效旧文，未尽所趣，惟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抑扬反复，尽兼众体。”胡仔对此论亦颇不以为然，认为吕本中《宗派图》和《叙》“选择弗精，议论不公” （前集卷四十九） ，并曰:“余窃谓豫章自出机杼，别成一家，清新奇巧，是其所长。若言‘抑扬反复，尽兼众体’，则非也。” （前集卷四十八） 在胡仔看来，苏轼在当代文坛的霸主地位毋庸置疑，而山谷诗“新奇”是其一长，虽苏黄并称于世，然黄实不如苏。于诗歌而言，黄诗并不能“尽兼众体”，而“能兼众体”的只有杜诗，这一点集中反映了胡仔对当代诗歌发展现状的反省精神。
其三，胡仔对江西派“祖”与“宗”的辨析论定，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个优秀的诗论家的卓越史识。胡仔明确标举诗宗老杜的编纂宗旨，前集卷十四曰:“余纂集《丛话》，盖以子美之诗为宗。”《丛话》明确提出“师少陵而友江西”，号召江西后学不要独尊山谷，专一揣摩其句法之学。胡仔以老杜取代江西派的盟主黄庭坚，主要基于以下三点理由:第一，江西开宗派者黄山谷本以学杜见称，其诗学主旨宗老杜，如山谷论杜诗“高雅大体“、“无意为文”、“简易大巧”、“无一字无来历”等。而江西派却专学山谷诗，殊不知山谷本亦学老杜。第二，山谷诗学老杜，求新求变得以名家。朱弁谈到山谷学杜诗时曰“用昆体工夫，而造老杜浑成之地” ⑦ ，可谓一语破的。第三，南渡前后，江西派专学山谷尚奇的一面，失山谷诗学之真精神。吕居仁《与曾吉甫论诗第二帖》业已指出:“近世江西之学者，虽左规右矩，不遗余力，而往往不知出此，故百尺竿头，不能更进一步，亦失山谷之旨也。”基于此，胡仔鲜明地申述道:
近时学诗者，率宗江西，然殊不知江西本亦学少陵者也。故陈无己曰:“豫章之学，博矣，而得法于少陵，故其诗近之。”今少陵之诗，后生少年不复过目，抑亦失江西之意乎?江西平日语学者为诗旨趣，亦独宗少陵一人而已。余为是说，盖欲学诗者师少陵而友江西，则两得之矣。” （前集卷四十九）
胡仔提出“师少陵而友江西”，承袭和申发了吕本中“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之说，是对江西诗学的修正。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叙》奉山谷为宗主，胡仔在谈论江西诗派之盟主时以老杜代替山谷，尤富识见，并直接影响了宋末元初方回论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之说。
其四，《丛话》破除时人的囿见，对杜甫的地位、影响作出肯定的同时，也对老杜与本朝苏、黄的历史地位作了正确的历史还原。
与《丛话》同时代之张戒《岁寒堂诗话》，认为诗歌从先秦至本朝，一代不如一代，曰:“国朝诗为一等，唐人诗为一等，六朝为一等，陶阮、建安七子、两汉为一等，《风》《骚》为一等。”其论诗力贬“苏黄”，曰:“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苏黄习气净尽，始可言唐人诗。唐人习气净尽，始可论六朝诗” ⑧ 。这种有意贬损宋诗的历史倒退论，直接开启后世如严羽的“尊唐黜宋”说。尤可注意者，《丛话》与《岁寒堂诗话》都推重老杜，尊崇盛唐。然而，他们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对当代宋诗的态度以及对苏黄的评价。与张戒极力贬斥苏黄，贵古贱近不同的是，胡仔认为宋诗是唐诗的自然延续和发展，宋代诗坛的优秀代表同样可与唐代的一流大家媲美。以故胡仔认为“唐之李、杜、韩、柳，本朝之欧、王、苏、黄”，“名与日月争光” （后集卷二）。
《西清诗话》云:“少陵远继周诗法度。” （前集卷十四） 《唐子西语录》甚至将杜诗直续《诗经》，曰:“《三百五篇》之后，便有杜子美。” （前集卷四十九） 高雅大体的杜诗完美地体现了《风》《雅》传统，代表了诗之正统。陈与义曰:“诗至老杜，极矣。东坡苏公、山谷黄公，奋乎数世之下，复出力振之，而诗之正统不坠。然东坡赋才也大，故解纵绳墨之外，而用之不穷;山谷措意也深，故游泳玩味之余，而索之益远。大抵同出老杜，而自成一家。” （《简斋诗集》卷首） “集大成”的老杜诗，远绍《风》《骚》，代表诗体之正统;苏、黄复出而力振之，各自名家，诗之正统得以延续和发展。因此，在苏黄殁后，江西末流泛滥的时代，胡仔提倡“师少陵而友江西”，号召江西后学在创作精神与艺术手法两方面摆正与诗家之“祖”与“宗”的关系 ⑨ ，旨在发扬诗之正统，复兴本朝的诗道。
胡仔近距离于北宋文学发生的时代，并有条件搜集到后人无法睹见的文献资料，所以他对北宋诗歌发展历史所进行的总结和批判，说得亲切而具体。经历了明清两代数百年的“唐宋诗之争”，历史已证明，胡仔的宋诗史观较之宋代有影响的诗学家如张戒、严羽等人更具有前瞻性，更为正确、可取。
四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五“诗文评类”总序在论及“诗文评”的五大类型时说，《文心雕龙》“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诗品》“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诗式》“备陈法律”;孟棨 “旁采故实”;《中山诗话》、《六一诗话》“体兼说部”。《丛话》作为诗话汇编性著作，与以上诸家相衡，其过人之处在于以“人”分类的编纂体例之善与考辨之功。
《丛话》的大家、名家之分，突破了南北朝如钟嵘《诗品》、谢赫《古画品录》直至唐人以“品”相分的体例，更具科学性，且经历史检验之后，给诗人以更准确的历史定位。比如陶渊明诗，钟嵘《诗品》置之中品，评之曰“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丛话》则把陶渊明作为先唐诗人中唯一单列的大家，并认为钟嵘此论“浅陋”，未尽陶诗之妙，而首肯萧统论陶“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 （后集卷三） 之说。《丛话》将陶渊明视为先唐以前最优秀的诗人，与唐之“李杜”和宋之“苏黄”一样，成为能代表一个时代的人物。《丛话》高度重视陶渊明，源于陶诗在宋代的巨大影响。《遁斋闲览》曰陶渊明乃是“晋宋之间一人而已” （前集卷三） 。宋人把陶诗的发明权许给苏轼，如《诗眼》云:“东坡作文，工于命意，必超然独立于众人之上，非如昔人称渊明以退为高耳，故又发明如此。” （前集卷四） 《丛话》前集卷三引东坡曰:“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东坡论陶之“真”的品性，胡仔以为“至论”。钱锺书《谈艺录》“陶渊明诗显晦”条曰:“渊明文名，至宋而极。……至是厥后，说诗者几于万口同声，翕然无间。”如清代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称陶渊明为“六朝第一流人物，其诗自能旷世独立”，无不是受到宋人的影响。
宋代的诗话总集，按时代先后，依次有《唐宋名贤诗话》、《古今诗话》、《诗总》、《丛话》、《诗海遗珠》、《诗话总龟》、《诗人玉屑》七种。《唐宋名贤诗话》与《古今诗话》，仅录他家诗话，自撰者甚少;并且所引条目，多不注明出处。因而不为后世所重，其后散佚。《诗海遗珠》九卷，为依循《诗总》体例而续补之作，诗话条例基本上也是抄录《诗总》 （见方回《诗海遗珠考》） 。可见，《诗话总龟》、《丛话》和《诗人玉屑》是宋代重要的三部诗话总集。
阮阅《诗总》，仅在一年之间仓促成书，其后又被盗名改窜，不知被何人易名为《诗话总龟》，故阮阅《诗总》之旧貌难睹。况且，《诗总》成书于宣和癸卯（1123），是时禁元祐文章，故《诗总》略去元祐诸贤。胡仔有感于《诗总》体例之不善和内容之不全，遂续之而作《丛话》。《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指出，《丛话》与《诗话总龟》“互相补苴”，“然阅书多录杂事，颇近小说;此则论文考义者居多;阅书门目冗碎，此则以作者先后为次，实远在阅书之上也”，可谓定论。
《丛话》与《诗人玉屑》是两宋诗话史上的双璧。《四库全书总目·诗人玉屑提要》曰:“仔书作于高宗时，所录北宋人语为多;庆之书作于度宗时，所录南宋人语较备。二书相辅，宋人论诗之概亦略具矣。”就编纂体例而言，《丛话》明显优越于《诗人玉屑》。方回《诗人玉屑考》已详细比较了二者体例上的优劣，曰:“《渔隐》编次有法，先书前贤诗话、文集，然后间书己见，此为得体。他人与《玉屑》往往刊去前人标题，若己所言者，下乃细注出处，使人读之如无首。然又或每段立为品目，殊可憎厌。况又不能出《渔隐》度外……其后历叙《三百篇》、汉魏以至南渡，人别为异，即《渔隐》条例耳。”方回之论鞭辟入里，能言中《诗人玉屑》体例上的弊端，又能在比较中指出胡仔《丛话》体例之优长。四库馆臣也极力推崇《丛话》的体例，而对《玉屑》则不以为然，曰:“庆之书以格法分类，与仔书体例稍殊，其兼采齐己《风骚旨格》伪本，诡立句律之名，颇失简择。”
在内容上，《丛话》论诗与述事并重，《玉屑》则以诗论为主，不涉及诗本事与杂记，似较《丛话》更为精简。宋代诗话，自《六一诗话》创始以来，“体兼说部”，率多取资闲谈。迨至《后山诗话》、《诗眼》已由述事为主转为论辞为主。南宋之际，《岁寒堂诗话》、《白石道人诗说》至《沧浪诗话》，逐渐形成有体系的诗学著作。《诗话总龟》与《丛话》之作，受当时诗话风气局限，故述事多于论辞。《诗人玉屑》在《沧浪诗话》以后，诗话面貌已有根本性的变化。该书承南宋诗话之风，不涉考证，不及琐事，博观而约取，是时势之所需。然而，就知人论世，叙述源流，清楚地展开诗歌发展的历史轨迹而言，《丛话》胜于《诗人玉屑》。顾易生等编《宋金元文学批评史》在论及宋代诗话的历史地位和贡献时谈到宋诗话是“宋以前的一部简明而形象的中国诗歌发展史” ⑩ 。此说极有见地。不过，细考宋代诸家诗话，只有胡仔《丛话》堪当此论。
《丛话》标明“苕溪渔隐曰”的条目共计649条，是胡仔别裁真伪的考辨和论评。诗话在兴起初期多记街谈巷议之言，信口开河之说多有之，需要十分谨慎地加以辨析。因此，从诗学批评的文献学的角度来看，《丛话》对于诗话的考证辨伪工作至为重要。如《遁斋闲览》载山谷诗论云:“颜谢之诗，可谓不遗炉锤之功矣;然渊明之墙数仞，而不得窥也。”语意未尽完整，胡仔旁搜材料，遂从《历代确论》中得其全语，予以补证，乃曰:“谢康乐、庾义城之于诗，炉锤之功，不遗力也;然陶彭泽之墙数仞，谢、庾未能窥者，何哉?盖二子有意于俗人赞其工拙，至如渊明之于诗，直寄焉耳。” （后集卷一） 山谷评六朝文人的这段论语，经《丛话》重新表出，不仅内容完整，诗学观点也更为显豁。
《丛话》对前人的作品，从句眼的推敲，到篇章的布置，都比较具体地指出是楷模，还是病累。因此，对于初学者来说，《丛话》在过去曾起了开示法门的作用。方回就对此书爱不释手，曰:“回幼好之。……昼夕窃观，学诗实自此始。……近回著《名僧诗话》，实用元任条例。” （《渔隐丛话考》） 《丛话》在两个主要方面对方回的《瀛奎律髓》产生影响。第一，在诗学主旨上宗老杜;第二，在诗学发展史观上高度重视当代的宋诗，尤其是江西诗派的诗法论。《瀛奎律髓》自序曰:“所选，诗格也。所注，诗话也。”方回通过选诗、批注，将杜甫与江西诗派的关系，落实到诗歌格律、对偶、用字、用典等具体的诗法要素中加以阐述，使江西诗派的诗法说系统化、理论化。
胡仔《丛话》充分吸收各种见解，呈现博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是宋代诗话的一座高峰。其别裁真伪的撰著之功，使诗话的学术研究价值大大增强了，并为后代诗学批评建设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亦为南宋、元、明、清的诗话丛书所借鉴。计有功《唐诗纪事》与尤袤《全唐诗话》，都采用《丛话》以人分类的体例。《草堂诗话》亦踵《丛话》之例，而为专家诗话体。宋蔡正孙《诗林广记》，其体例在总集与诗话之间，前、后集皆以诗隶人，而以诗话隶诗，与《丛话》类似。何汶《竹庄诗话》、厉鹗《宋诗纪事》，同样采用《丛话》之体例 11 。因此，《丛话》在中国诗话的发展历程中占居十分重要的地位。
胡仔身处南北宋之交，在文人遗集散佚之余，苦心搜罗，精心编纂，使学者得见北宋至南渡初诗学崖略，其功著矣!胡仔于《丛话》网罗之勤，可用其描述司马光的文字来形容他自己:“（温公）《进资治通鉴表》云:‘臣之精力，已尽于此书。’” （后集卷二十三） 胡仔感叹温公勤于《资治通鉴》，铸就了史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其积二十年之精力纂述《丛话》，得无是乎?
注 释
①本文所引《苕溪渔隐丛话》均出自廖德明点校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下文所引该书只标明卷次。
②《桐江集》卷七，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宛委别藏本。下文所引方回《诗海遗珠考》与《诗人玉屑考》亦出自《桐江集》此卷。
③《扪虱新话》上，儒学警悟本。
④程敏政《新安文献志·先贤事略》上云:“（胡仔）仕知晋陵县，以诗名。”《四库全书》本。
⑤《简斋诗集》卷首，《四部丛刊》本。
⑥又可参考郑永晓《黄庭坚年谱新编》附录一《豫章先生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31页。
⑦《风月堂诗话》卷下。又《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五《风月堂诗话提要》以为此论“尤为窥见深际，后来论黄诗者皆所未及”。
⑧《岁寒堂诗话》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51、455页。
⑨方回《瀛奎律髓》提出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之说，以老杜为祖，山谷、后山、简斋为宗。见《瀛奎律髓汇评》卷二十六陈与义《清明》诗批。李庆甲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149页。此处是借用方回的说法。
⑩《宋金元文学批评史》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13页。
11又可参见郭绍虞《宋诗话考》，中华书局197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