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苕溪渔隐丛话》可视为一部简明而形象的北宋诗歌发展史。它重视大家，尤其是北宋四大家;推尊苏黄等元祐诗人;重视创作的时代氛围以及前代作家如杜甫等对宋诗的巨大影响。《丛话》在诗史观上“宗唐祧宋”，既肯定宋诗的历史地位，又对其创作得失有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判断。《丛话》突破前人以“品”分类的体例，以“大家、名家”为纲编纂，既能真实地反映诗歌发展的实际情况，也能给诗人以准确的历史定位。《丛话》别裁真伪的考辨和论评，对后代的诗话影响深远。
【关键词】 《苕溪渔隐丛话》 宋诗史 诗史观 历史地位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 （以下简称《丛话》） 前、后集一百卷（前集六十卷、后集四十卷） ① ，其中先秦至汉魏六朝七卷，唐五代三十五卷，宋朝开国迄南渡初五十八卷，主要反映了北宋的诗学成就。其过人之处，在于它不仅全面总结了北宋诗话的成就，具有丰富的文献价值和珍贵的史料价值，而且向我们清楚地展现了北宋诗歌发展的历史演进过程，可视为现存第一部“北宋诗歌发展史”。《丛话》对宋代诗歌发展道路的思考与探讨，以及别裁真伪的考辨和论评，对后代的诗话和诗歌评点影响深远。
一
中国古代没有专门的文学史或诗歌史著作。近一百年来产生的众多文学史专著，在论及宋以前的诗歌发展时，无不称引宋代的诗话著作，其中胡仔的《丛话》最具权威性和代表性。《丛话》第一次给我们开出了一份粗略的唐五代诗人和较为具体完整的北宋诗人清单，并根据他们对诗歌发展的贡献给予评价与历史定位。《前集序》云:“余今但以年代人物之先后次第纂集，则古今诗话，不待检寻，已粲然毕陈于前，顾不佳哉!”《丛话》在编纂上以人为纲，以时为序，详细搜罗宋人诗话、文集、语录和说部中的论诗之语，既知人论世，又叙述源流，有关宋朝开国至南渡以前的重要诗人、诗歌和诗歌流派，其发展轨迹历历在目，给人以北宋诗歌历史发展的清晰而形象的认识。
《丛话》在编纂上略于唐而详于宋，与宋代一般贵古贱近的诗论取向不同。《后集序》曰:“诗道迩来几熄，时所罕尚;余独拳拳于此者，惜其将坠，欲以扶持其万一也。”《丛话》追本溯源，整理上古三代至南宋初期的诗歌发展变化的目的，就是总结汉魏和唐诗的创作经验，为当代的宋诗提供必要借鉴与参考。《丛话》在编纂上，汉魏六朝仅单列陶渊明一人，唐五代也只拟定二十九位名家，而对宋代诗人则详细罗列。宋初徐铉迄南渡初陈与义，单列九十位北宋诗坛的大家和名家。称不上“大家”与“名家”的诗人一并编入“唐人杂记”、“五代杂记”和“宋朝杂记”。《丛话》共列大家、名家一百二十人，北宋占据百分之七十五。因此，《丛话》主要反映了北宋的诗学成就。另外，《丛话》还附以“西昆体”、“借对”、“的对”、“长短句”等特殊门类，以醒目其见和便于读者检阅。
《丛话》重点突出在诗史上享有崇高地位和对当代的宋诗发展史产生深远影响的作家。方回《跋渔隐丛话》曰:“自《国风》、汉、魏、六朝以至南渡之初，最大家数特出其名，余入杂纪。” ② 自先秦迄南渡初，胡仔裁定中国古代诗坛九大家:汉魏六朝是陶渊明，编辑三卷;唐代是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四人，分别有二卷、十三卷、四卷、二卷;北宋是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四人，分别有三卷、五卷、十四卷、五卷。计五十一卷。上下二千年，作家数以万计，仅上述九大家就占《丛话》一半以上的篇幅，足见《丛话》对大作家所给予的重视程度。
《丛话》尤其重视北宋四大家。北宋诗歌的发展，大致有两个高峰期。前期沿晚唐五代之习，有所谓白体、九僧体、西昆体，其中以西昆体的影响最大。至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出，始革晚唐之习。北宋后期，王安石、苏轼、黄庭坚上承欧、梅而进一步开拓发展，形成了有别于唐诗的宋调，宋诗进入繁荣期。北宋四大家的创作成就和影响直接关系着北宋诗歌的发展道路与进程，并与宋代诗歌流派的更递演变关系密切，《丛话》在编纂上突出北宋四大家的目的盖缘于此。前集卷二十六引宋子京《笔记》云:“天圣初元以来， 扌晋 绅间为诗者益少，惟丞相晏公殊、钱公惟演、翰林刘公筠数人而已。至丞相王公曙、参知政事宋公绶、翰林李公淑，文章外亦作诗，而不专也。其后石延年、苏舜钦、梅尧臣皆自谓好为诗，不能自名矣。晏丞相末年诗见编集者，乃过万篇，唐人以来未有。然晏不自贵重其文，凡门下客及官属解声韵者，悉与之酬和。”在欧阳修尚未登上文坛的天圣初年，诗风不振，诗坛上只活跃着少数“西昆体”诗人而已。当时晏殊虽好为诗，然不自重其诗文，流传甚少，影响面极有限。《丛话》后集卷二十二引《蔡宽夫诗话》云:“国初沿袭五代之余，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故王黄州主盟一时。祥符、天禧之间，杨文公、刘中山、钱思公专喜李义山，故昆体之作翕然一变。而文公尤酷嗜唐彦谦诗，至亲书以自随。景、庆历后，天下知尚古文，于是李太白、韦苏州诸人始杂见于世。杜子美最为晚出。三十年来，学诗者非子美不道，虽武夫女子皆知尊之，李太白而下，殆莫与抗。文章隐显，固自有时哉!”此段描绘了宋初“白体”、“西昆体”诗风演变与时俗爱好的关系，以及景、庆历以后诗风转变与唐诗之间继承与发展的关系。迨至庆历，欧、王、苏、黄四大家相继活跃于北宋文坛，带来了北宋诗歌的黄金时代。
《丛话》关注宋代诗歌发展过程中有影响、有争议的诗人以及其它热点问题。宋诗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显露出“以文为诗”的倾向。这一创作倾向，是宋代文人讨论的一大热点，其中《丛话》前集卷十八引《隐居诗话》比较有代表性:
沈括存中、吕惠卿吉甫、王存正仲、李常公择，治平中同在馆下谈诗。存中曰:“韩退之诗，乃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而格不近诗。”吉甫曰:“诗正当如是，我谓诗人以来，未有如退之者。”正仲是存中，公择是吉甫，四人交相诘难，久而不决。公择忽正色谓正仲曰:“君子群而不党，公何党存中也?”正仲勃然曰:“我所见如是，顾岂党邪?以我偶同存中，遂谓之党，然则君非吉甫之党乎?”一座大笑。予每评诗，多与存中合。
韩愈“以文为诗”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法，但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诗歌的抒情性和含蓄蕴藉之美。吕惠卿、李常对此予以认可，而沈括、王存以及魏泰则以为其“格不近诗”。宋人针对“以文为诗”的争议与分歧，还体现在对欧公诗的评价上。如上所引《隐居诗话》又曰:“余谓凡为诗当使挹之而源不穷，咀之而味愈长。至如永叔之诗，才力敏迈，句亦健美，但恨其少余味耳。”陈善亦曰:“（欧）公能变国朝文格，而不能变诗格。及荆公、苏、黄辈出，然而诗格遂极于高古。” ③ 《雪浪斋日记》以为欧公诗“只欲平易”、“未尽妙” （前集卷三十） ;《石林诗话》认为欧公诗“专以气格为主，故其诗多平易疏畅”，“而学之者往往遂失于快直，倾囷倒廪，无复余地” （前集卷二十二） 。胡仔力排众议，肯定欧公开拓宋诗道路的创新精神，曰:“欧公作诗，盖欲自出胸臆，不肯蹈袭前人，亦其才高，故不见牵强之迹耳。” （后集卷二十三） 胡仔从开辟宋诗发展道路的角度来评价欧公诗的成就与贡献，颇为中肯。
对于荆公，《丛话》主要集中引述当代文人对荆公晚年近体诗的种种议论。如前集卷三十五引山谷云:“荆公暮年作小诗，雅丽精绝，脱去流俗”;卷三十四引《石林诗话》云:“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为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也有人对荆公晚年诗提出批评，如前集卷三十三引《后山诗话》曰:“鲁直谓荆公之诗，暮年方妙，然格高而体下”，“学三谢失于巧耳”。《丛话》排比各家纷纭之说，使读者能更全面更准确把握荆公诗歌的特点与突出成就，从而加深读者对宋代重要诗人的认识和了解。
《丛话》推尊苏、黄等元祐诸公，代表了南渡初期的诗学倾向。《丛话》纂辑有关苏轼的材料最多，涉及苏轼诗歌的版本、艺术特色、影响以及苏轼的人生经历等各个方面。后集卷三十引《东皋杂录》云:“李方叔《祭东坡》云:‘道大不容，才高见忌;皇天后土，明一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丛话》引李方叔此论作为编纂东坡章节的结束语，以示定评，深意在焉。《丛话》对黄庭坚和在他影响下的江西诗派及其诗学理论特别重视，亦可见时代风气的影响。苏门中晁补之名重当世，在当时却罕有诗话论及其诗。胡仔尽量搜寻，不过所获甚微。如前集卷五十一胡仔曰:“余纂集《丛话》，历览群贤诗说，并无评议无咎诗者，止有此一句，不知当时群贤偶遗之邪?”又曰:“余观《鸡肋集》，惟古乐府是其所长，辞格俊逸可喜。”苏门“四客”各有所长，诗文不能兼全。山谷长于诗词，少游、无咎长于议论。山谷《与秦观书》曰:“庭坚心醉于《诗》与《楚辞》，似若有得;至于议论文字，今日乃当付之少游及晁、张、无己。”张文潜亦云:“秦文倩丽纾桃李，晁论嵘峥走珠玉。” （后集卷三十引《复斋漫录》） 晁补之虽不以诗名，可其名列“苏门四学士”，胡仔显然给予了应有的重视。《丛话》除了高度重视大家、名家之外，对于宋代的一些小诗人，他们或以一篇一句传世，《丛话》并没有抹杀其贡献。胡仔曰:“古今诗人，以诗名世者，或只一句，或只一联，或只一篇，虽其余别有好诗，不专在此，然播传于后世，脍 炙 于人口者，终不出此矣，岂在多哉?” （后集卷二） 《丛话》取径求宽，取人求全，从而能全面地反映宋代诗人的整体创作面貌。
二
对于前代诗人，《丛话》站在宋诗的立场上，着眼于他们对宋诗的贡献与影响的大小作出权衡与评价。
《丛话》卷二十二的目录条目是“唐彦谦、西昆体、王建”。胡仔在此处将“诗人”唐彦谦、王建与“诗体”即“西昆体”合编，突破己定的“以人为纲”的编纂原则，不过是为了更醒目地突出宋初受李商隐诗风影响的“西昆体”。后集卷二云:“若唐之李、杜、韩、柳，本朝之欧、王、苏、黄”，“名与日月争光”。胡仔谈及唐诗四大家时虽然名之曰“李、杜、韩、柳”，但是，《丛话》裁定的唐诗四大家实际上是“李、杜、韩、白”，即用白居易取代了柳宗元。究其原因，在于白居易通俗浅切的诗风，直接影响了宋初的“白体”。相较而言，柳宗元对宋人的影响主要在散文方面，其诗歌影响远在白居易之下。《丛话》用“白”代替“柳”，反映了诗歌发展史的实际情况。宋人每每言诗曰“李杜”，言文曰“韩柳”。“李杜韩柳”并举是宋人谈论唐代文学诗文典范时的习称，胡仔在这里只是沿袭了这一习惯说法而已。需要明确的是，《丛话》对唐代四大家真正重视的只有杜甫。这是因为，其一，李白诗歌具有鲜明的创作个性，天才横放，自然高妙之处，有如神工鬼斧。然而，就对宋代文学的影响而言，李白较杜甫要逊色得多。其二，宋代文坛诗宗杜甫，文宗韩愈。《丛话》作为一部诗话著作，在搜集有关论诗之“话”时，当然侧重于杜甫而不是韩愈。其三，“白体”诗在宋初的影响时间和范围都有限，因而白居易对宋诗的影响也不可能与杜甫相提并论。
《丛话》特别重视杜甫是由于杜诗对宋诗产生了巨大影响。《丛话》以杜甫为纲编纂的十三卷，主要探讨杜诗的句法、章法、用事以及杜诗的家学渊源、集大成的艺术成就和创作精神等多方面对宋诗尤其是对江西诗派的影响。宋人总结的老杜句法，或倒装其句，或平仄相拗，或情景相生，或工拙相间，诸如此类，可以造成一种峻峭奇崛，气格高古不凡的艺术效果，而这正是江西派诗人孜孜以求的诗格。如《漫叟诗话》曰:“诗中有拙句，不失为奇作。”《诗眼》云:“老杜诗，凡一篇皆工拙相半，古人文章类如此。皆拙，固无取，使其毕工，则峭急无古气，如李贺之流是也。” （前集卷九） 宋人在谈诗论诗时，也以是否得老杜句法来衡量作者是否懂得了作诗的要领。《石林诗话》云:“高荷，荆南人，学杜子美诗，颇得句法。黄鲁直自戎州归，荷以五十韵见，鲁直极爱赏之。” （前集卷五十二） 无名氏《豫章先生传赞》云:“山谷自黔州以后，句法尤高，笔势放纵，实天下之奇作。自宋兴以来，一人而已矣。” （后集卷三十二） 山谷学杜诗而得其句法，其诗歌戛戛独造，自成一家。山谷句法之学在当时产生了极大影响，这是他成为江西诗派盟主的根本原因，也是《丛话》推重他的主要原因。
除了重视对宋诗具有影响力的前代作家之外，《丛话》还相当关注那些在宋代产生了一定的文学效应的作品。如杜甫《古柏行》“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一联的艺术表现手法，在宋代曾引起热烈的讨论:
《王直方诗话》引范蜀公云:“‘武侯庙柏今十丈’，而杜工部云‘黛色参天二千尺’，古之诗人，好大其事，大率如此。”又引沈存中云:“‘霜皮溜雨四十围’，乃是七尺;而长二千尺;无乃太细长乎?”余以为论诗正不当尔，二公之言皆非也。
《遁斋闲览》云:“子美之意但言其色而已，犹言其翠色苍然，仰视高远，有至于二千尺而几于参天也。”
《缃素杂记》云:“予谓存中性机警，善《九章算术》，独于此为误，何也?古制以围三径一，四十围即百二十尺。围有百二十尺，即径四十尺矣，安得云七尺也?……老杜号为诗史，何肯妄为云云也。
《学林新编》云:“‘四十围’、‘二千尺’者，亦姑言其高且大也。诗人之言当如此，而存中乃拘以尺寸校之，则过矣。”
《诗眼》云:“形似之意，盖出于诗人之赋。‘萧萧马鸣，悠悠旆旌’是也。激昂之语，盖出于诗人之兴，‘周余黎民，靡有 孑 遗’是也。……余游武侯庙，然后知《古柏》诗所谓‘柯如青铜根如石’，信然，决不可改，此乃形似之语。‘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云来气接巫峡长，月出寒通雪山白。’此激昂之语，不如此，则不见柏之大也。文章固多端，警策往往在此两体耳。”
《丛话》前集卷九连续征引六家之说，围绕此联杜诗的是非曲直展开争论。最后所引范元实《诗眼》将诗歌语言表达手法上的“描写”与“夸张”分别以“形似之语”、“激昂之语”言之，最得诗歌修辞学之意。《丛话》此处对六家诗话的排序充分体现了胡仔处理材料的技巧和匠心。它并非只是机械地罗列这些诗话材料，而是按内在的逻辑进行编排组合，将问题的讨论层层推进，步步引向深入，并将最后所引的诗家论语视为定论。若所引各家之说均与己意不符，则引“苕溪渔隐曰”云云以作辩论。《丛话》在以人为纲纂辑诗话材料时，因人隶事，事以类聚。读者由此及彼，能自然地将作家与作品、作品与作品本事和评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助于深入了解一些文学现象和在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作品。如前集卷十六谈论韩愈《听颖师弹琴》时，便举欧公、东坡、山谷、乐天等诗人听琴、阮、琵琶、筝、瑟诸诗来比较。其中《西清诗话》所引僧义海精妙绝伦的品琴文字，与韩愈的听琴诗相映成趣，带给我们不亚于原作的艺术享受。
《丛话》往往将诗论、诗评与作家的诗情、诗趣相结合，生动地再现了文人创作的时代氛围。如元祐名士刘攽，东坡曾称之为“俊杰”人物 （前集卷三十八引东坡语） 。四库馆臣亦曰“攽在元祐诸人之中，学问最有根柢”、“攽好诙谐，尝坐是为马默所弹” （《四库全书总目·中山诗话提要》） 。《丛话》引《石林诗话》曰:“刘贡甫天资滑稽，不能自禁，遇可谐谑，虽公卿不避。与王荆公素厚，荆公当国，亦屡谑之，虽每为绝倒，然意终不能平也。”又引《东轩笔录》云:“刘攽性滑稽喜谑玩，王汾口吃，攽嘲曰:‘恐是昌家，又疑非类，不见雄名，惟闻艾气。’以周昌、韩非、扬雄、邓艾皆吃也。”又曰:“马默为台官，弹攽轻薄，不当置在文馆。攽曰:‘既云马默，岂合驴鸣!’” （前集卷五十五） 后集卷三十六又引《元城先生语录》云:
时刘贡父为给事中，先生于朝路见之，问曰:“昨晚有甚文字降出?”贡父曰:“岂非器之于新除有异闻乎?”先生曰:“然。若迟回不去，当率全台谏攻之。孔子所谓鸣鼓而攻之者。”贡父应声曰:“将谓是暗箭子，元来是鸣鼓儿。”闻者皆启齿。先生素严毅，亦有笑容。又曰:“贡父好谑，然立身立朝，极有可观，故某与之交游。”
读到此，刘贡父幽默风趣，不避权贵的智者形象深刻地印入我们脑海，让我们如同身临北宋中叶盛世那人材辈出、气象峥嵘的文学时代，一时间觉得文学史发生的时空距离好像缩短了。这也是诗话“以资闲谈”的特点带给我们的文学享受。因而，读者有时会觉得阅读这种以诗话形式展现文学史的著作比纯粹严肃的文学史著作更亲切、更有文化复归感，让我们很容易在心灵上与古人沟通。
三
《丛话》的目录拟定、编排体现出“宗唐祧宋”，追踪风骚，推崇汉魏的精神。将宋诗与以上诗歌的黄金时代相续，从而体现出作者对宋诗历史地位的肯定。《丛话》前、后集目录在“《国风》、汉魏六朝、陶渊明”以下，直接续之以盛唐“李白、杜甫”，然后才按时代先后依次为初唐、中唐、晚唐、五代、宋代作家。《丛话》将李、杜径直上接汉魏六朝的位置编排显然体现了胡仔追踪风骚、推崇汉魏的诗学价值取向。前集卷一引《诗眼》云:“惟老杜、李太白、韩退之早年皆学建安，晚乃各自变成一家耳。”质而不俚，风调高雅，格力遒壮的建安诗，得风骚之气骨，最为近古。李、杜、韩三大诗人远绍风骚精神，近祖建安风骨，代表了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胡仔认为宋诗直接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优秀传统。胡仔从诗歌发展演变的角度对当代的宋诗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体现了“宗唐祧宋”的诗歌发展史观。《后集》卷八引《豫章先生传赞》云:
自李杜殁，而诗律衰，唐末以及五季，虽有兴比自名者，然格下气弱，无以议为也。宋兴，杨文公始以文章莅盟，然至于诗，专以李义山为宗，以渔猎掇拾为博，以俪花斗叶为工，号称“西昆体”，嫣然华靡，而气骨不存。嘉以来，欧阳公称太白为绝唱，王文公称少陵为高作，而诗格大变。高风之所扇，作者间出，班班可述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