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时画其弟亮工旧隐宅图
苏轼
乐天早退今安有，摩诘长闲古亦无。五亩自栽池上竹，十年空看辋川图。近闻陶令开三径，应许扬雄寄一区。晚岁与君同活计，如云鹅鸭散平湖。
追和东坡题李亮功归来图
黄庭坚
今人常恨古人少，今得见之谁谓无。欲学渊明归作赋，先烦摩诘画成图。小池已筑鱼千里，隙地仍栽芋百区。朝市山林俱有累，不居京洛不江湖。
元符三年（1100），东坡从万里海岛流放归来而有此诗。他在这首不长的七律中，连用乐天、摩诘、陶令、扬雄之典，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诗题中的一个“隐”字，而这也许正是东坡此时心境的一种反映。山谷的和诗则作于三年之后，此时东坡已去世，而山谷正准备踏上远贬宜州之路，诗中蕴含了一种更深沉无奈的感慨。“小池已筑鱼千里”，既可认为是实写图中之景，而又暗含归隐之意。据《历代诗话》:“关尹子以盆为沼，以石为岛，鱼环游之，不知其几千万里不穷也;……或引陶朱公《养鱼经》云，以六亩地为池，池中有九州，则周绕无穷，自谓江湖也。” 29 作者在前六句与原唱一样多用典故，似乎也强调了一个“隐”字，但最后两句却如大风陡起，将前面反复表现的归隐之意完全颠覆，不但在内容上表达了对朝市与山林生活的双重否定，在诗歌形式上也以过程的有意铺陈和结论的悖反所体现的张力来突出作者的真实意思。在这组唱和诗中，使事用典无疑是较为突出的特色，而它们与秦观梅花诗中的典故一样，各自起到了为诗歌之“意”服务的作用。事实上，不管是往复次韵，还是使事用典，其中所体现的“才学”，本身只是一种手段，重要的是它是否有助于诗人在唱酬中表现自己的情感、识见和个人风格;从“苏门”酬唱的成功之作可以看出，诗人往往能在“韵与意会”中拨弃陈言、自出己意，同时努力促进“宋调”在元祐时期的发展，从而鲜明地体现出宋人要在诗歌创作上区别于“唐音”的自立意识。
三
“苏门”诗人在唱和中对新的审美精神的追求同样体现出“自立”的观念。其创作中存在着许多题画、咏茶等吟咏物品的唱和之诗，这些作品与宋初的西昆酬唱诗相比，不仅在于吟咏对象大量地由禽、鸟、风、月等自然之物转变为充满文人气息的琴、棋、书、画、笔、墨、纸、砚等人造之物，更主要的在于苏门唱酬往往于其所表现的对象之中蕴含一种人文精神。例如“苏门”对题画诗的唱和。画中之“景”虽然丰富多彩，诗人却往往将目光投向了画外之“意”，也就是说，他们更为关注的始终是“人”本身。如苏轼与黄庭坚曾唱和郭熙秋山平远图 30，东坡诗由画中景而联想到江南送客之意，将“人”添作了画的主角;又因文彦博作跋尾而设想从其卜居洛阳事:“伊川佚老鬓如霜，卧看秋山思洛阳。为君纸尾作行草，炯如嵩洛浮秋光。我从公游如一日，不觉青山映黄发。为画龙门八节滩，待向伊川买泉石。”抒写了“立朝而意在东山”之思。山谷和作则抓住“江南送客”之意，将画境与东坡贬谪黄州事联系起来:“黄州逐客未赐环，江南江北饱看山。玉堂卧对郭熙画，发兴已在青林间。郭熙官画但荒远，短纸曲折开秋晚。江村烟外雨脚明，归雁行边余叠。坐思黄柑洞庭霜，恨身不如雁随阳。……”从而使东坡眼中天马行空于江南和洛阳的秋山平远成为承载着特定含义的特定地方的景致。这正体现了一幅画的画外之意并非固定，而往往是题画者在特定心境、特定场合下的产物，是相当个人化的一种意思;而在唱酬诗中，“唱和”的形式又往往将不同的画外之意勾连起来，使读者在面对同一幅画时因阅读各写己意而又互有关联的一组诗而获得更加丰富的艺术感受与人生思考。如东坡与山谷的这组唱和诗，画外之意大不相同，但山谷诗中画境与黄州的联系显然来自原唱者苏轼，这就使两首诗的画外之意又有了很大关联。值得关注的是，不管诗人如何自出己意，人文关怀正是这些作品所共有的特征。又如苏轼、苏辙、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等关于李伯时画御马好头赤的唱和 31 ，诗人或讽喻统治者不可玩物丧志，或由画而生纵马边关之心，或借写良马不能驰骋战场的悲哀来寄托不遇之叹，或以马喻人，称赞作画者李伯时与题画者苏东坡二人的非凡之才。作者各写己意，在思致上绝无雷同，共同之处则在于:虽是咏马，实为写人，同样体现出人文关怀。
琴、棋、书、画等精神产品与作为文化传承者的文人之间本就有着天然的联系，而过去仅被当作生活用品的茶，此时也成为“苏门”诗人进行交流的重要媒介而承载了越来越多的人文内涵。例如有一次黄庭坚送了一些茶给晁补之，同时还写了一首诗赠他，晁补之则次韵为谢 32 。在他们的唱和中，茶不仅作为一种雅致生活的体现被他们从颜色、形状、气味、口感等方面细细品味，更重要的是它被赋予了某种人性化品格，具有和人的与世不合、磊隗不平相得益彰的孤洁之气，是可以取酒而代之的伴读《离骚》的高雅之物，所以黄、晁二人的唱和之作虽是以茶为主题，诗歌之意却在于通过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来表现人的品格性情。据《诗话总龟》:“山谷有茶诗押肠字韵，和者有数四，而山谷最后有‘曲几团蒲听煮汤，煎成车声入羊肠’之句。东坡云:‘黄九怎得不穷。’故晁无咎复和云:‘车声出鼎细九盘，如此佳句谁能识。’” 33 晁补之的和答是称赞山谷以车辆盘旋行走在羊肠小道上的声音来描写煮茶声的富于想象力，东坡却将茶与人的精神品性联系起来。他所指的黄九之穷其实是带着赞叹的语气，既指山谷诗的穷而后工，亦从其瘦硬奇崛的风格看出作者的桀骜之气，这是山谷对无咎品性的描写，也是自抒己意，而这种相似的人品节操正是他们成为知交的基础。晁补之的《次韵苏翰林五日扬州石塔寺烹茶》亦以茶的特性来称誉东坡之节操:“当年卧江湖，不泣逐臣玦。中和似此茗，受水不易节。轻尘散罗曲，乱乳发瓯雪。佳辰杂兰艾，共吊楚累洁。” 34 山谷又有《双井茶送子瞻》，虽然不是以物喻人，但同样在“物”中蕴含着人文关怀。诗歌说:“人间风日不到处，天上玉堂森宝书。想见东坡旧居士，挥毫百斛泻明珠。我家江南摘云腴，落霏霏雪不如。为君唤起黄州梦，独载扁舟向五湖。” 35先写东坡在玉堂挥毫泼墨，春风得意;然后切入送茶的主题，而山谷之意在于以江南云腴唤起东坡的江湖之思，从而婉劝东坡不要忘记黄州之贬，以免重蹈覆辙。东坡和作则以“磨成不敢付僮仆，自看雪汤生玑珠”表示对山谷馈茶之举中所蕴含情谊的珍视，诗歌后半说自己为病所困而有归去东南之念，正是对山谷之劝的回应与赞同 36 。山谷又有《和答子瞻》:“故园溪友脍腹腴，远包春茗问何如。玉堂下直长廊静，为君满意说江湖。” 37 再次以玉堂与江湖的对举劝说东坡及早离开是非之地。双井茶这样一种产于江南山野间的物品，在此处便被唱和者赋予了与黄州及归隐有关的特定意义，而体现着一种人文内涵。
元祐诗歌中大量以题画、观棋、听琴、品茶、饮酒、赏花等为内容的作品，是当时雅致的文人生活的典型体现。在这些作品中，有些延续了前代的题材而蕴含着宋人新的体悟，有些则从题材到内容都反映出宋人的新追求。这既与元祐时期艺术的繁盛有关，也与时人的文化品味和审美观念的变化有关，其中最值一提的便是诗人对人文精神的追求。在这类作品中，他们不仅关注于吟咏对象的审美价值，更以理性的态度往往从中生发出一种人文关怀。这种人文精神成为元祐诗歌的重要特点，而从上述探讨可以看出，“苏门”唱酬显然并未游离于元祐诗人普遍的审美追求之外。唱和诗作为大量存在于苏门作品中的创作类型，是元祐诗歌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就唱和诗本身的特点而言，它使诗人改变了“自说自话”的传统方式而有了具体的交流对象，使诗歌成为一种互动的表现形式。而这并不妨碍诗歌艺术特点与审美精神的发展。虽然大量以应酬为主要目的、从内容到形式都趋于僵化和程式化的唱和诗充斥于诗歌史上，但与任何一种诗歌类型一样，能推动诗歌发展的总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苏门”酬唱诗大体来说便具有这样的意义。诗人们将唱和诗亦纳入诗歌革新的范畴之中，一方面在创作中超越应酬之俗义，赋予唱和诗以丰富的内容和表现手法，从而使之在唱和诗史上具有突出的实绩和独特的意义;另一方面，将唱和诗作为促进“宋调”成熟的重要诗歌类型，在庆历以来形成的自出己意、不随人后的自立精神的指引下，不仅诗人的个人风格得到充分发挥，作为宋诗发展最高峰的元祐诗歌所具有的普遍特点如广泛的题材、新奇的思致、宏大的体势、多变的笔法、深厚的才力学养、精巧的章法结构、畅达的语言文字，以及体现元祐文化的繁盛与丰富内蕴的人文精神等等，无不于唱和诗中得到体现。并且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酬唱不仅频繁发生于苏门之内，还扩展至整个元祐诗坛 38 ，形成一派繁荣交流的文学氛围，这也许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何宋代唱酬盛于元祐，而宋诗的典型特色与最高成就也显于元祐。
注 释
①参马东瑶《论北宋庆历诗风的形成》，《文学遗产》2002年第2期，第55页。
②“苏门”是指以苏轼为核心，以“四学士”、“六君子”为骨干的文人群体，主要包括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陈师道、张耒、晁补之、李等人。参王水照《“苏门”的性质和特征》，见《苏轼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0页。
③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见《历代诗话续编》第452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④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见《历代诗话》第699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⑤周裕锴《诗可以群:略谈元祐体诗歌的交际性》，《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第5期，第129页。
⑥王钟陵《中国文学史的原生态生长情状》，《学术研究》1994年第6期，第126页。
⑦邵浩《坡门酬唱集·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张叔椿《坡门酬唱集·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⑨张宏生《元祐诗歌的形成与特征》:“苏、黄、陈之间的主导诗风是并不相同的，他们作为领一代风骚的几位主要诗人，正是所谓‘不相菲薄不相师’，一起开创了富有创造性的‘元祐诗风’。作为一时羽翼，苏门其他诸人也当作如是观。”《文学遗产》1995年第5期，第99页。
⑩《苏轼诗集》卷三十，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580页。《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四，四部丛刊本。《淮海集笺注》卷五，徐培均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76页。
11叶燮《原诗·外篇下》，《清诗话》第60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12徐培均《淮海集笺注》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38页。此次的梅花唱和是元丰六年（1083）黄子理、秦观、参寥、苏轼、苏辙等参与的一次颇具规模的唱和活动，共作诗七首。
13林逋《山园小梅二首》其一:“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尊。”《全宋诗》（二）卷一百零六，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8页。
14《苏轼诗集》卷二十二，第1184页。
15引自《苏轼诗集》卷二十二，第1185页。
16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八《花光仲仁出秦苏诗卷思两国士不可复见开卷绝叹因花光为我作梅数枝及画烟外远山追少游韵记卷末》，四部丛刊本。
17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45页。
18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卷十一，四部丛刊本。
19费衮《梁溪漫志》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74页。
20缪钺《论宋诗》，见《诗词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4页。
21此处参秦寰明《宋诗元祐体阐论》:“……尤其是在应酬唱和之中，他们多以古体长篇骋其才力，成为一时风气。”（《江海学刊》1990年第4期，第155页）和盖琦纾《苏门风范与元祐文化的审美精神》第二章第三节《苏门唱和诗的特色与意义》的相关论述（台湾大学博士论文，2002年6月）。
22《苏轼诗集》卷二十八，第1479页。
23《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四部丛刊本。
24刘埙《隐居通议》卷八引，丛书集成初编本。
25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九引吕本中《与曾吉甫论诗第一帖》，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333页。
26《淮海集笺注》卷六，第226页。
27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六:“秦少游《和黄法曹梅花诗》:‘月落参横画角哀，暗香销尽令人老。’世谓少游用《古善哉行》云:‘月没参横，北斗阑干。亲友在门，忘寝与餐。’按《异人录》载:‘隋开皇中，赵师雄游罗浮。一日，天寒日暮，于松林间酒肆旁舍见美人，淡妆素服出迎。时已昏黑，残雪未消，月色微明。师雄与语，言极清丽，芳香袭人。因与之叩酒家门共饮。少顷一绿衣童来，笑歌戏舞。师雄醉寝，但觉风寒相袭。久之，东方已白，起视，乃在大梅花树下。上有翠羽啾嘈，相顾月落参横，但惆怅而已。’乃知少游实用此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60年版，第153页）
28《苏轼诗集》卷四十四，第2413页;《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一，四部丛刊本。
29吴景旭《历代诗话》卷六十五，京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819页。
30《苏轼诗集》卷二十八，第1509页;《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四部丛刊本。
31《苏轼诗集》卷三十《戏书李伯时画御马好头赤》，第1590页。《苏辙集》卷十六《次韵子瞻好头赤》，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06页。《山谷内集诗注》卷九《和子瞻戏书伯时画好头赤》，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张耒集》卷十六《次韵苏内相好头赤》，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68页。晁补之《鸡肋集》卷十三《次韵苏翰林厩马好头赤》，四部丛刊本。
32《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三《以小团龙及半挺赠无咎并诗用前韵为戏》，四部丛刊本;《鸡肋集》卷十二《鲁直复以诗送茶云愿君饮此勿饮酒次韵》，四部丛刊本。
33阮阅《诗话总龟》卷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页。
34《鸡肋集》卷六，四部丛刊本。
35《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三，四部丛刊本。
36《苏轼诗集》卷二十八《黄鲁直以诗馈双井茶次韵为谢》，第1482页。
37《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三，四部丛刊本。
38元祐元年（1086），以“苏门”诗人为主、包括三十多人的对苏轼《武昌西山》诗的唱和即为典型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