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此，由书中“初春入都”四字，以及“八月间”、“岁事得中熟”、“至日前”等内容可知，此通佚书当作于绍熙四年八月秋收后至冬至之间。

书中所称赞之“察院”，当为稼轩寄书对象。考《宋史·职官四》:“御史台……其属有三院……三曰察院，监察御史隶焉。”又云:“庆元二年，侍御史黄黼言:监察御史，高宗时尝置六员，孝宗时置三员，令分按之，任止二人，乞增置一员，自后常置三员。”据此知，孝宗时置监察御史三员，然实际只有二员;光宗时沿孝宗旧制，置监察御史二员。另据《宋史》卷三九二《赵汝愚传》和卷三九三《黄度传》，汪义端、黄度二人均曾于绍熙四年任察院，那么，

汪、黄二人中的一人是否即为稼轩致书对象呢? 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书中所谓察院，系称呼受书人旧职，非稼轩作书时在任之察院。《法帖》编者曾宏父，以及前引钱大昕氏，在跋语中均多次说明，这些法帖多系书主与曾父三复往还之书，而曾父确曾任过察院之职，如《释文》卷三，当原《法帖》卷一五“南渡儒行帖南渡史学帖南渡续魁帖”之“石华文”名下，所收石宗昭致曾三复书中，即有“伏自察院暂领藩府，宗昭亦继归田里”之语;同卷吴猎致曾三复书，亦称“右谨具申呈察院先生台席”。这在整部《释文》中有多处实证，今不一一列出。故稼轩此书中所谓察院，应指《法帖》编刻者曾宏父之父曾三复，这是理之当然，毫无疑问。此亦足证佚书之可靠。

《淳熙三山志》卷二二《郡守》载:“辛弃疾，绍熙四年八月以朝散大夫集英殿修撰知。”似言稼轩知福州时的官阶为朝散大夫，但据此佚书，应为“朝奉大夫”，比朝散大夫低一级 （参《宋史·职官志九》） 。同时，八月亦为到任时间，其任命时间估计不会迟于五、六月或六、七月。

稼轩知福州时官职，《宋史》本传，及邓广铭先生《辛稼轩年谱》，蔡义江、蔡国黄《辛弃疾年谱》 （以下简称“蔡谱”） 等，俱言为“知福州”;但据此佚书，开始时应为“权知福州”，其“权”字之落，可能是在作此书之后，大概要到绍熙五年初了。

稼轩自“初春入都”至八月间匆匆回至闽地，其间在京时间甚短。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他很快又离京的呢?我们当然可以猜测是由于朝事不宁，主战派与主和派斗争激烈，稼轩不愿卷入无谓的政治纷争之中，朝中又缺乏强有力的援助，等等，但是，佚书中的一段话却更能透露其中的原由:“弃疾求闲得剧，衰病不支。冠盖如云，朝求夕索，少失其意，风波汹涌，平陆江海。吁，可畏哉!”其中，“求闲得剧，衰病不支”云云，自是托词，而更直接的原因应是“冠盖如云，朝求夕索，少失其意，风波汹涌，平陆江海”，也即京城里的那些达官要人，竟然不断地向他索要钱财，一旦稍有怠慢不予答应或满足，便会平白地给他制造一些事端，甚至是大的事端。盖稼轩入京前在福建时，已经着手发展经济，作为一路之帅臣（摄帅），自然易让人以为多财;加之，他前此官湖南时，“议者以聚敛闻，降御前金字牌” （《宋史》本传） ;而还有一件事就发生在居京期间，更易让人认为他富有财产:“为大理卿（按:“大理”应为“太府”）时，同僚吴交如死，无棺敛，弃疾叹曰:‘身为列卿而贫若此，是廉介之士也。’既厚赙之，复言于执政，诏赐银绢。” （《宋史》本传） 所以，这些“如云”之“冠盖”，才对他“朝求夕索”。稼轩财力既有限，又不胜其烦，故请求离开京城这块是非之地，便很自然。比较之下，“蔡谱”所言“辛在摄帅时曾上疏言经界事，经界乃划清田地界址，于大地主豪户不利。据《宋史·朱熹传》载，当时宰相留正反对经界，故辛之内调可能与留正有关”，以为是留正使得稼轩出朝，恐的确尚需实证做进一步之证明。

稼轩在福建任上的心态，“蔡谱”绍熙四年“光宗召见，上登对劄子，迁太府少卿”条后，据稼轩《最高楼》（吾衰矣）词出列“拟乞归，赋词”条，加按语云:“辛弃疾雄才大略，对清闲之京官生涯，历来不感兴趣，故于每次奉召内调，均有怨恨牢骚。上年岁杪奉召离闽时所赋两词，见其心情。本年初过建安词中亦有‘玉殿何须侬去’之句。‘拟乞归’虽未必定有此事，但确表示其消极思退之心情，当可认为本年所作……”指出稼轩此年情绪低落，有乞归之思，相较其他辛氏年谱、传记，为深入、细致些。今此通佚书中“弃疾至日前欲先遣孥累西归，单骑留此，即上祠请。或者谓送故迎新，耗蠹属耳，理有未安，少俟来春，当伸此请。故应有望于门下宛转成就之赐也”云云，竟然连妻儿家小先期西行的想法都已产生，可谓直接而充分地表明了其欲请祠归隐的心态，足证“蔡谱”之高明。然佚书既明言“至日前……少俟来春”，则其退隐之志应是绍熙四年八月自京归闽后萌生的，而“蔡谱”系这种归隐心态于“秋，加集英殿修撰，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条之前，则显与事实有一定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