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与以前各代文化相比，宋代文化有着非常鲜明的特色:“宋代文化的高度成熟与发育定型，已为古今学术名家所公认。” 15 但是这个“高度成熟与发育定型”的特色，绝不是“雅化”或“俗化”这样简单的说法就可以概括说明的，而是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
南宋是雅、俗文化势力逐渐均等的重要时期。一向占文化主体的士大夫雅文化，经过北宋士大夫不断地“以俗为雅”，日益扩大势力范围，不少直至唐代都被视为俗文化组成部分的文艺形式如词、绘画等，日常生活内容如饮食、陶瓷等等，由于受到北宋士大夫的青睐，而被注入了浓厚的文人情怀和情趣，日益雅化。尤其是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人，他们以宋代士大夫特有的审美情趣和文化素养，尽可能地从俗文化中发掘素材，并赋予其雅趣和雅韵，将其变成雅文化的组成部分。到了南宋，士大夫在此基础上把已经“雅化”了的一些“俗文化”，向更加高雅精致的理想发展，并使之定型，成为雅文化的一部分，词的雅化过程就是典型代表，绘画、饮食及其他日常生活内容，也莫不如此。
更重要的是，一向不为人重视的、以市民大众为主体的俗文化，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日渐成熟，产生了能够表达甚至代表其文化思潮或水平的文艺形式，而且引起士大夫阶层的广泛关注。北宋士大夫一方面“以俗为雅”，对俗文化进行雅化改造，一方面密切注意俗文化的发展动向，甚至在诗文新变中向唐宋传奇和宋杂剧取法 16 ，从而促进雅文化俗化。到南宋，能够代表俗文化的俗文艺，譬如说话（话本）、杂剧、南戏，以及其他各种讲唱、表演文艺形式，有了更为宽广的接受天地和旺盛的生命力，更使时人刮目相看，士大夫的笔记小说叙述记录其繁盛状况，诗、词对俗文艺的演出也有不少反映。虽然现存的俗文化文献不多，但从其他各种文献中可以感受到其繁荣程度。南宋俗文化势力真正崛起，开始与雅文化平分秋色，甚至对雅文化产生影响，使雅文化的组成部分，如向来被视为严肃正统的文学形式——诗和文，都不同程度向俗文化倾斜靠近，江湖诗派“俗的风貌”以及语录体、日记体的大量出现，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南宋文化的雅与俗两面开始共同发展，不再是无视俗文化的雅文化一统天下时期;雅、俗文化既有区别又密切联系，因此我们虽然不能说整个“南宋文化环境”只有“雅化趋势”还是俗化趋势，但是我们可以说南宋的雅文化具有俗化倾向、而俗文化具有雅化倾向，二者同时发生，双向交流，改变了雅俗文化的对立，使得“雅俗贯通”、“雅俗互摄互融” 17 的宋人审美理想基本实现。
雅、俗文化的区别，到了南宋，已不再是素材内容或形式方式等现象层面的问题，而是已经“超出现象层而进入意蕴层”的问题 18 ，——人的精神素养、生活态度、审美理想情趣等“意蕴层”，成为判断雅、俗的标准。雅、俗标准的变化，是一个重大的改变，它取消了原来人们观念中雅、俗文化的物质或“现象层”的界限，使得雅、俗文化在物质或“现象层”上合流了，双方范围在这一方面都无限制地扩大，物质或“现象层”本身没有雅与俗之分，只有主体的参与，才能使其雅化或俗化。因此“物质文化的雅化”和“雅文化衰落”等提法，显然都失之武断或偏颇。
此外，词的雅化、诗的俗化果真是受了南宋文化环境影响的结果?文学的发展是否只能被动地受制于文化环境?或者说文化对文学的影响具有决定性吗?当然不是。尤其是在古代，士大夫文学在士大夫文化生活乃至在整个社会文化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就更不是影响和受影响这样简单的关系。
在古代尤其是唐宋时期，文学虽然只是构成文化的极小一部分，然而却是极为重要的部分;士大夫文人是当时精神文化建设的主力军，他们的文学被称之为精英文学，可以说是文化的重要建构部分，甚至是文化的前沿部分，或说是文化的风向标，常常代表文化的发展状况和方向。
虽然作为总体文化的一个构成因素——文学及其创造者会受文化大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但文学创造者的敏锐性、创造性常常使文学走在文化的前沿，一些文学创造者的文学作品甚至他们的审美趣味、言语行为，引导着时代的审美潮流。譬如在北宋，欧阳修、苏轼作为文坛盟主，就发挥过这样的作用，他们不仅扭转文坛风气，而且影响到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曾巩《苏明允哀词》谈到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在当时的影响云:“于是三人之文章盛传于世，得而读之者皆为之惊，或叹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师至于海域障徼，学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书。” 19 文学在北宋的崇高地位和广泛影响于此可见一斑。到了南宋，文学及其创造者的社会文化地位似乎总体有所降落，但是从陆游《范待制诗集序》“公（范成大）素以诗名一代，故落纸墨未及燥，士女万人已更传诵，被之乐府弦歌。或题写素屏团扇，更相赠遗，盖自蜀置帅守以来未有也” 20 的叙述来看，范成大的诗歌不仅仅在“学士大夫”中传诵，而且受到“士女万人”的青睐，流传到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层面，由此也可见诗歌在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仍然没有减弱。
大多数江湖游士的社会地位虽然一落千丈，但是他们的文学、文化地位并没有因此而彻底失落，他们仍旧是文学的主要创造者，是文化建设的主力军;他们的文学创作、审美取向仍然对当时的文坛、文化有建设性作用，特别是刘克庄、姜夔等诗人词人，就在当时品评时辈、指导后学，在文学、文化建设上起到很大作用。据说当时“江湖从学者，尽欲倚刘墙” 21 。足见刘克庄对江湖诗人、诗风以及诗歌审美思潮影响极大。姜夔以其不同流俗的诗词风格和审美趣味而倍受杨万里、范成大等官僚士大夫的欣赏和推崇，并进而影响到当时的词坛风尚。他们无疑从传统文化和当时文化中汲取了充分的营养，然而他们的再创造反过来营造了当时的文化环境，促进了当时文化的发展。
如果我们总是强调文学及其创造者受到文化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往往就会忽略文学创造者的创造性或再造性，忽略文学的独立性以及文学自身发展规律。文学的发展变化，往往会开一种文化潮流或风气之先，带动整体文化的发展，诗的俗化和词的雅化就是如此。
诗和词在宋代以前，分别属于雅文学和俗文学两个系统，也就是说分别属于雅文化和俗文化两个阵营，在两宋雅、俗文化“互摄互融”的过程中，诗、词实际上分别作为雅、俗文学和文化的先锋，其不同的发展方向，引导了雅文化的俗化和俗文化的雅化潮流。“以俗为雅”是诗歌创作最先提出的贯通雅俗的方法，“以诗为词”是提高词品、尊重词体的一种手段，诗人、词人首先采取不同方式引起两种文体的改变，在北宋文坛引起很大震动，同时带动了文化各个方面的改变。
宋代诗、词比其他文学或文化形式变化更早，而且最为明显，例如词体在晚唐五代就开始进入文人的创作领域，走向雅化进程，而其他一些文化艺术的雅化，差不多都在词体雅化之后。例如文人对绘画艺术的普遍关注，是在北宋中后期，当文同、苏轼、黄庭坚、李公麟、米芾等人开始活跃在画坛时，“画工”之画才变成“士人画”，而“画中有诗”也成为诗人雅化绘画艺术意境、提升绘画艺术品位的一种手段。书法艺术逐渐由唐代带有官僚气息的庄重肃穆，而向文人化、个性化的潇洒恣肆发展，这也是直到北宋中后期的“苏黄米蔡”才成为一种潮流的;与绘画书法艺术相关的笔墨纸砚等文化用品，进入诗歌创作的领域，并受到文人墨客的赏玩爱叹，也在绘画书法艺术雅化之时或之后;尤其是饮食，在宋代以前还是一切凡夫俗子的日常消费，连唐代的诗人也还大都耽于狂饮大嚼，而当欧阳修、苏轼等人“以俗为雅”时，饮食也被赋予雅文化的内涵，茶酒酱醋都变得像风花雪月一样，值得慢慢欣赏、细细品味;还有金石鉴赏、宋杂剧、话本等等雅化的时间较词体晚，进程也缓慢。而当这些“俗文化”进入“雅文化”领域时，雅文化领域也因此表现出更多的“人间烟火”气，而显得俗化了。可以看出，两宋雅文化的俗化和俗文化的雅化，最先表现在诗、词这两种文体上，然后渐次扩展到其他方面。
可以说没有文学家或者说文学方面的雅俗观念改变，就不会有整个文化的雅俗改观。所以姜夔及格律词派、刘克庄及江湖诗派，虽说受了“南宋文化环境”的一些影响，但他们未必不是“南宋文化环境”的重要营造者或开南宋文化风气之先者，因为他们走在文化的前沿，引领一时风气和文化潮流。
在文学与文化的关系中，传统研究都比较注意和强调文化对文学的影响，而很少有人关注文学的前沿性或时尚性以及文学对文化的引导作用。这固然由于传统文学一向提倡复古，具有相当的保守性，缺少现、当代文学的超前意识，但也可能因为研究者包括我自己的观念尚未转变。
词的雅化和诗的俗化，是词体和诗体各自发展进程到南宋后期的不同状态呈现，其发展倾向虽然不同，但都属于文体自身发展的问题。文体自身的发展规律是文学发展的内部条件、决定因素，而文化环境只是文学发展的外部因素，这个道理似乎很简单，然而我们在研究具体文体时，不但时常忽略文体自身的发展，而且也常常将文体与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过于简单化，所以本文就此问题作了一点探讨，希望能引起研究者们更多思考。
注 释
①贾文昭《试论古代词苑中的第三派》，《学术月刊》1995年第4期。
②王兆鹏《宋词流变史论纲》，《湖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
③包恢《敝帚稿略》卷五《书侯体仁存拙稿后》，四库全书本。
④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十，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⑤贺裳《载酒园诗话》卷一，《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⑥《四库全书总目·江湖小集》，中华书局1965年版。
⑦⑧ 王水照师《王水照自选集·文体丕变和宋代文学新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3页，第57页。
⑨刘辰翁《须溪集》卷六《刘孚斋诗序》，豫章丛书本。
⑩详参王水照师《王水照自选集·文体丕变和宋代文学新貌》，第54页。
11赵晓岚《姜夔与南宋文化》，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0—133页。
12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07页。
13吕肖奂《宋诗体派论》第八章，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
14如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38页等。
15 16详参王水照师《王水照自选集》，第3—5页，第61—62页。
17 18 详参王水照师《王水照自选集》，第61—62页，第57页。
19《元丰类稿》卷四十一，四部丛刊初编本。
20《陆放翁全集·渭南文集》卷十四，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78页。
21胡仲弓《芦航漫游稿》卷二，《王用和归从莆水寄呈后村》，四库全书本。
王兆鹏评议:
该文的一大亮点是发现和提出新问题，并给予了富有启发性的解释。
研究南宋词的学者认为，南宋词是由俗趋雅，日益雅化，词的雅化与南宋的雅文化密切相关;而研究南宋诗的学者认为南宋诗是由雅趋俗，日益俗化，诗的俗化是受南宋俗文化的影响与制约。两种观点，分而观之，都言之成理，但合而观之，就成了问题甚至有矛盾。同在南宋的文化背景之下，为什么诗词的发展取向截然不同?为什么诗日益俗化而词日益雅化?南宋文化究竟是雅化还是俗化?问题的提出很有意义。
作者进而指出，南宋雅文化有俗化倾向，俗文化有雅化倾向，正因为南宋雅俗文化的互摄互融，雅文化的俗化与俗文化的雅化，使得原本俗的词走向雅化以求发展，而原本雅的诗则走向俗化以求新变。两宋雅文化的俗化与俗文化的雅化，最先就表现在诗词这两种文体上。
该文的另一亮点是提出文化与文学的互动观念，文学并不是被动地受文化的影响，文学也有引领文化的作用。然而，该文只是提出了“文学的前沿性或时尚性以及文学对文化的引领作用”的看法，尚属感性的体认，如能进一步作些论证，则更完善。
作者还认为，诗的俗化与词的雅化又与文体自身的发展密切相关，词的雅化是词体发展的必然趋势，而诗的俗化也是诗体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一观点当然能够成立。但是，从作者行文上看，词的雅化，既是词体自身发展的必然，也是创作主体主动追求的结果，也就是说词体发展的客观规律与创作主体的审美追求正相一致。而诗歌的俗化，却是创作主体力求避免出现的结果，为什么诗的俗化与创作主体的审美追求不一致，文中没有给予合理圆满的解释。
沈松勤评议:
该文以姜夔等人的“格律词派”的“雅化”与刘克庄、戴复古等人的“江湖诗派”的“俗化”为对象，考察南宋后期词的雅化和诗的俗化两大发展趋势，认为词的雅化始于晚唐五代，经北宋及南渡词人的多种努力，本来属于民间的通俗音乐文学词成了士大大抒情言志的一种雅文学，南宋后期词就是北宋以来词的雅化的继续，合乎词体本身发展的规律;而诗自苏轼、黄庭坚始，由于“在‘以俗为雅’的过程中‘逆向取野取俗’”，至杨万里的“通俗白话诗”，范成大、陆游诗的“滑熟浅俗”，更“加速了诗的俗化”，发展到南宋后期，“诗的俗化更是到了不可逆转的地步”，同时南宋后期“文化环境”的“俗化趋势”与江湖诗人的“尘俗”性格，更强化其诗歌的“俗化”程度。在考察文学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时，作者将文学创作作为文化发展的“风向标”，认为南宋后期诗歌的“俗化”对南宋文化的“俗化”具有引导作用，尤见新意。
不过，雅与俗是两个十分复杂的概念，就雅或俗而言，还包含着诸多不同内涵的层面。譬如:唐五代的“花间词”，其表现层面无疑是雅的，但其体性乃为“应歌体”，在民间是雅文学，在文人间却是典型的俗文学;杨万里的“通俗白话诗”，在表现上虽通俗，其本质却犹如陶渊明“直写胸中天”。再说南宋文化环境也是相当复杂的，虽然市民的俗文化相当繁荣，在士大夫的思想领域中，理学却占据了主导地位，由此相应的所谓“理学诗”风靡一时;“江湖诗人”虽混迹市井，但依然不乏“有晋、宋间人物风度”及诗歌境界。在考察南宋后期文学与文化的“雅化”与“俗化”时，这些复杂性是不应忽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