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南宋后期词的雅化和诗的俗化属于文体发展的问题。文体的发展，与文化环境有着复杂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文体自身的演进规律，这个道理似乎很简单，然而我们在研究具体文体时，不但时常忽略文体自身的发展，而且也常常将文学与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过于简单化，本文在对南宋后期词的雅化和诗的俗化问题作了简要论证之后，并以实证的方法对这些相关问题作了一些探讨。
 
【关键词】 南宋后期 诗词 雅化 俗化 文体 文化环境

南宋后期文坛出现词的雅化和诗的俗化现象，不须过多论证，就可以基本确定下来、成为词学和诗学研究者公认的事实，但是由于诗、词一直处于分体研究的状态，很少有人将这两种情况并列起来对比考察，所以需要简单介绍。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南宋后期为什么会产生诗、词这种反方向发展的状况，词学研究者和诗学研究者却有不大相同的认识。这牵涉到许多复杂问题，譬如南宋文化环境整体的雅与俗，诗、词自身发展规律及其与文化整体发展之间的关系，南宋士大夫的雅俗观等等，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 南宋后期词的雅化和诗的俗化

词到了南宋后期，日趋雅化，姜夔及格律词派是词雅化到极致的典型代表。姜夔的词或被称作“骚雅”，或被视为“醇雅”、“清雅”、“古雅”、“淡雅”，正如有学者所说:姜夔“以清雅之词，抒清雅之情，写清雅之意，吐清雅之气，或咏清雅之物” ① 。还有学者则明确指出:“姜夔则彻底地反俗为雅，下字运意，都力求雅而又雅。……姜词被视为雅词的典范。” ② 古往今来的学者基本确认了姜夔词“雅”的特点。的确，与晚唐五代以来任何词家、词派相比，姜夔的词都显示出“雅”这一特点——清虚缅邈的情思，清劲古雅的语言，清空淡雅的词风，这些特点受到时人和后人的广泛认同和大力推崇，以致南宋后期的词坛，差不多是姜夔及其格律词派的一统天下，也可以说是雅词的一统天下，这足以说明，词到了南宋后期就彻底雅化了。

然而与之相反，诗到了南宋后期，则日益俗化，刘克庄、戴复古及其江湖诗派可以说是“诗”俗化到极致的典型代表，这一点也是从宋至清诗评家的共识:

尝闻之曰:江左齐梁，竞争一韵一字之奇巧，不出月露风云之形状。至唐末益多小巧，甚至于近鄙俚。迄于今则弊尤极矣。 ③

南宋诗小集二十八家，黄俞邰抄自宋刻，所谓江湖诗也。大概规模晚唐，调多俗下。……余多摹拟四灵，家数小，气格卑，风气日下，非复绍兴乾道之旧，无论东京盛时，已可一概也。 ④

宋人力贬绮靡，意欲淡雅，不觉竟入酸陋，如戴敏才“引些渠水添他满，移个柴门傍竹开”，二虚字甚恶。其子复古“一心似水惟平好，万事如棋不著高”;高菊涧“主人一笑先呼酒，劝客三杯便当茶”;王梦弼“三年受用惟栽竹，一日工夫半为梅”;方翥《寄友》“胸中襞积千般事，到得相逢一语无”;程东夫“荒村三月不肉味，并与瓜茄倚阁休”，当时自以为入情切事，不知皆村儿之语，徒供后人捧腹耳。 ⑤ 宋末诗格卑靡。 ⑥

江湖诗派是宋诗众多体派中受到批评最多的诗派，其所受的批评是多方面的，但众矢之的无疑是其“鄙俚”、“俗下”、“酸陋”、“村儿之语”、“卑靡”，一言以蔽之即“俗”。的确，与此前的任何诗体、诗派相比，江湖诗派都更加浅易、率直、亲切、轻巧、凡熟，都更能显示出“俗”的气象或情调，而具有传统士大夫诗歌由古典文言向通俗白话发展的迹象。江湖诗派是南宋后期诗坛的主力军，代表了当时诗歌创作的风气，因此可以说南宋后期诗歌是彻底俗化了。

雅和俗是相对而言的概念，很难确定其确切的定义和范围，这里试将南宋后期词人、诗人的作品——譬如姜夔的一首词和戴复古的一首诗——放在一起并观，以说明本文对雅和俗定义及范围的大体限定:

疏疏雪片，飞入溪南苑。春寒锁、旧家亭馆。有玉梅几树，高花未吐，暗香已远。  公来领客，梅花能劝。花长好、愿公更健。便揉春为酒，剪雪作新诗，拼一日、绕花千转。 （姜夔《玉梅令》

寄声说与寻梅者，不在山边即水涯。又恐好枝为雪压，或生幽处被云遮。蜂黄涂额半含蕊，鹤膝翘空疏带花。此是寻梅端的处，折来须付与诗家。 （戴复古《寄寻梅》）

这是两首与梅花有关的词和诗，虽然说评价诗词有不同的审美标准，但是我们暂时抛开文体的限制，仅从雅俗的角度来统一标准衡量，则姜“雅”戴“俗”是一目了然的:咏梅则姜夔遗貌取神，传达出梅花的幽韵冷香，得其神似，戴复古则摹写物态，细说梅花的花蕊和花枝，得其形似;写人则姜夔希望范成大“揉春”、“剪雪”、“绕花千转”，戴复古则希望“寻梅者”折花赠己;叙写方式上姜夔笔势灵活，变化无端，显得神思飞扬，戴复古则意脉连贯，一气直下，思路寻常。语言上尽管两首诗词都有“雪”、“梅”、“花”、“疏”字样，但整体效果却不一样，尤其是戴复古用了不少虚词连接句意，使“诗家语”散文化，又夹杂口语（如“端的”），不像姜夔那样精练雅致;风格上姜夔轻灵飞动，戴复古亲切小巧;……这一切虽然没有高下之分，但在士大夫传统审美观念中却有雅俗之别:姜夔的作风被视为雅，戴复古的作风被视为俗。特别是在形似和神似之间，士大夫对其有明确的雅俗判定，尤其在北宋日益推崇文人写意画之后，神似被视为文艺创作境界的极致，形似则被视为匠人之作，带有“匠气”，一句“高花未吐，暗香已远”，其风神远韵高过“蜂黄涂额半含蕊，鹤膝翘空疏带花”无数倍，而有无风神远韵正是雅、俗的分界点。

这两首作品都不算是两位作家的最好作品，但却代表了他们的基本风格，也能够代表南宋后期格律词派词和江湖诗派诗的最主要特征，代表了南宋后期词“雅”、诗“俗”的程度，以及词的雅化和诗的俗化的大体方向性、规定性。

本文所说的雅和俗，基本界定在士大夫文学这个层面，是属于士大夫文学或者说是精英文学、雅文学内部的雅俗问题，而与一般文学研究者所说的雅文学和俗文学的雅与俗不同，其差别实在不如士大夫文学和大众文学的雅与俗那样大。

同样，雅化和俗化更是相对而言的，词的雅化和诗的俗化，是指词和诗各自发展过程中所显示出来的雅、俗倾向，本文同样将其限定在士大夫的主流创作范围之内。

二 词体诗体发展的自身规律

南宋后期词的雅化和诗的俗化问题，属于词、诗两种文体各自发展规律问题，实际上就是文学发展规律问题。每种文体自身发展的规律都很复杂，这里仅从雅与俗的角度出发，来考察文体自身发展中的一个普遍现象。

“一般来说，一种文体的发展，总是经过口传文学到书面文学或从民间文学到作家文学的嬗变过程，也就是由野而史、由俗而雅的过程。” ⑦ 而当一种文体发展到鼎盛时期，也就是雅化到顶峰状态或雅到极致，这种文体就会定型甚而止步不前，如果再要进一步发展变化，就需要引进新的机制，“逆向取野取俗的趋势” ⑧ 无疑是新的机制之一。传统士大夫不少文体的发展，可以说基本符合这个规律。南宋后期词的雅化和诗的俗化，就从文体发展的这一规律集中体现出来。

词的雅化大体是从晚唐五代开始的，经过北宋晏殊、欧阳修、苏轼、晏几道、秦观、贺铸、周邦彦，以及南渡词人等许多士大夫文人的多种努力，才将民间流行的曲子词，由通俗的音乐文学而变成士大夫抒情言志的一种纯文学形式。士大夫的思想感情、审美情趣、欣赏口味，促成了词的整体面貌的改变，词日益雅化。到南宋中后期，在姜夔及格律词派的努力下，而最终成为一种可以和诗相提并论的士大夫文学体裁，成为雅文学、雅文化的一种文学体式。期间虽然有柳永俗词及其效仿、追随者俗词的一度兴盛，但是雅化一直是南宋灭亡以前词的发展主流。词体在两宋时期正处于“由野而史、由俗而雅的过程”，所以具有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姜夔及格律词派之所以能够风靡南宋后期词坛，主要是顺应了词体的雅化发展趋势，将北宋以来“雅化”成果发扬光大，使词的语言清醇典雅、技巧娴熟优雅、意境精美风雅、情调超凡脱俗，他们基本完成了词体的雅化过程，是词体雅化的完成者。

南宋以后，元明词的衰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的词人未能认识到词体雅化过程已经完结，已经雅极而必俗，需要“取野取俗”才能使之变化发展，譬如清代词是词体的重新振兴时期，但其成就不能与宋词相提并论，原因之一就是清代词人无视词体的发展雅极而必俗的规律，他们还在极力倡导姜夔一派的雅词，因此他们让词再次雅化的努力对词体发展而言无济于事，词体日渐衰落。

而诗歌，先秦就已经产生，经过汉魏六朝的发展，到盛唐已经彬彬大盛，完成了“由野而史、由俗而雅的过程”，进入“定型”阶段，需要变化了，因此在宋代之前，诗就不可避免地俗化。诗的俗化至少从中唐元白新乐府运动时就开始了。北宋的诗人，之所以从新变派起就倡导“以俗为雅”，就是因为中晚唐、五代直到宋初，诗的俗化现象已经到了难以彻底改变的地步，如果不加以利用改造，诗歌可能就向更通俗的方向发展了。苏轼、黄庭坚及其江西诗派一方面力求避俗，一方面又在“以俗为雅”的过程中“逆向取野取俗”，他们在遏制诗的俗化进程的同时，却又不免加速了诗的俗化，使大量的“俗化”现象出现在北宋的诗歌里。南宋初期，江西诗派发生变化，其实就是加入了更多俗化基因。南宋中期，尽管陆游、范成大、杨万里等人苦苦支撑，但俗化却成不可抑制之势，杨万里的诗歌，被视为通俗白话诗，陆游、范成大也不免滑熟浅俗，缺少江西诗派黄、陈正体的雄深雅健。

南宋后期，诗的俗化更是到了不可逆转的地步。忌俗尚雅是历代诗人创作的一个基本倾向和追求，江湖诗人自然也不例外，而且与其他体派诗人相比，江湖诗派似乎更加惧怕尘俗，而标举清雅。即便是在汲汲于名利的奔走途中，江湖诗人也不会忘记附庸风雅，他们的生活并非方回所说的那样完全龌龊尘俗。江湖诗人干谒权贵的目的，常常是为了昂贵的“买山钱”，为了买山之后过上富贵风雅的文人生活。他们的诗中，有很多惧俗、避俗、去俗的诗句，表明他们对待“俗”的态度，他们的创作本身也极尽避俗之能事。江湖诗派追求“清”，因为“清”与“俗”在南宋中后期是反义词，例如:“作诗如作字，横眉竖鼻，所差几何，而清、俗相去远甚。” ⑨ 江湖诗派互相之间评诗，最高的称赞是“清”，如俞桂《渔溪乙稿·赓宋雪岩韵》就说宋伯仁“诗与梅花一样清，江湖久矣熟知名”;陈起《芸居乙稿·题西窗食芹稿》云:“曾味西窗稿，经年齿颊清。细评何物似?碧涧一杯羹。”林希逸《和元思朋微韵二首其一》云:“吟清字字使人冰，惠我多于锡百朋。”为了“清”，江湖诗人在题材上作了不少限制，他们尽量选择高雅的事物去描述，所以他们的诗歌喜欢以清净淡雅的自然风景为描述对象。他们还像戴复古一样写大量的梅花诗，因为他们认为缺少梅花，诗人和诗便会粗俗不堪。为了清雅，他们不仅要求诗材之“清”，而且要求诗人格调“清”，因为只有“清”人，才写得出“清”诗。江湖诗人求“清”就是求“雅”。

江湖诗人如此追求清雅脱俗，但是却比任何一个诗派都难以摆脱“尘俗”的恶评。其审美追求与创作效果之间如此不同，其间有很多原因，而传统诗歌自身的发展——长期雅化之后的不断俗化——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以江湖诗派的能力，根本无法控制或扭转这个不断俗化的局面。“严羽《沧浪诗话·诗法》力主学诗必去五俗:‘一曰俗体，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韵。’……他所指摘的五俗，恰恰是宋诗中大量存在的创作现实。” ⑩ 严羽的“五俗”可能正是针对江湖诗派而言的。题材内容的世俗化、语言风格的通俗化、思想境界的庸俗化，正是江湖诗派的显著特征，也是诗体俗化到南宋无法逆转的表现。江湖诗派不得不顺应诗歌俗化趋势，在不太自觉的情况下发展了诗体。此后，诗歌虽然没有进一步俗化而成为俗文学的体式，却不再兴盛。文体自身发展规律，虽然不能制约创作者的审美情趣及其对文学文化的影响，却能制约创作者的风格与成就。

词、诗以其各自不同的发展演进形态，同时进入南宋后期，造成了词的雅化和诗的俗化极端冲突的局面，这是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状况，但是文学分体研究却淡化了这种冲突现象，文学发展史研究也对这种现象熟视无睹。

三 词的雅化、诗的俗化与南宋文化环境的关系

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有的宋词研究者认为“南宋文化环境”具有“雅化趋势”，并从“物质文化的雅化”和“精神文化的雅化”来论证这个观点，而且指出姜夔的雅趣和雅词是在南宋文化这个大的雅化环境中形成的 11 。由此论点推论，追随姜夔的格律词派之所以形成，自然也与这个雅化环境有关，也就是说，词的雅化是在“南宋文化环境”的“雅化趋势”中形成的。

然而有的宋诗研究者认为，江湖诗派“俗的风貌”形成，与江湖诗人接近“市民阶层”的“生活层面”和“思想感情”有很大关系，而且“南宋时期，市民文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对当时的诗人显然有一定影响” 12 。“市民阶层”的“生活层面”和“思想感情”及“市民文化”显然是南宋俗文化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本人也曾认为南宋文化处于“雅文化衰落，而俗文化逐渐兴盛的转折时期” 13，所以江湖诗派明显受到俗文化的冲击。事实上，这一点大多数研究者都注意到了:伴随着城市经济繁荣而日益兴盛的市民文艺文化，对士大夫文学创作、文艺思想产生影响 14 。因此似乎可以说江湖诗派的“俗”与南宋日渐发展成熟的俗文化有重要的关系，进而可以说南宋诗的俗化与南宋文化的俗化环境关系密切。

分别考察，这两种观点或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是合而观之，就比较矛盾:诗与词，同时在南宋后期这个大的时代文化背景下生存，却同时向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其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有待深入思考后作出解释。

既然人们都认为文化对文学有一定的影响，那么南宋的整个文化到底是雅还是俗?“南宋文化环境”具有“雅化趋势”吗?南宋文化是个大概念，如何确定其范围?文化环境对文体发展、文学发展的影响真的那么大吗?文化与文学的具体关系究竟是怎样的?这些都值得深入探讨，而本文只是对其中一些问题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作为整体的南宋文化，是无法确定或判定其雅和俗的，因为一个时代的文化，从来都是由不同阶层、不同层次的雅与俗文化组成的，都是涵盖所有物质和精神的传承创造的，南宋文化自然也不例外，它包涵着南宋各个阶层的各种十分具体的文化因子，而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尤其是以士大夫为主体的雅文化和以市民大众为主体的俗文化，这与以前一些朝代的文化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因此我们很难说整个的“南宋文化环境”具有“雅化趋势”还是俗化趋势，除非我们将前此——先秦以至北宋的文化都定性为俗或比较俗的文化，然而谁敢如此武断呢?判定一个时代文化的雅化与俗化，不仅是关于这个时代的内部事务，而且是要以前代文化为参照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