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惟如此，王氏夫人卒之下限，还可从邦彦三首悼亡词中得到佐证。题曰“寒食”之《应天长》词曰:
条风布暖，霏雾弄晴，池塘遍满春色。正是夜台无月，沉沉暗寒食。梁间燕，前社客。似笑我、闭门愁寂。乱花过、隔院芸香，满地狼籍。 长记那回时，邂逅相逢，郊外驻油壁。又见汉宫传烛，飞烟五侯宅。青青草，迷路陌。强载酒、细寻前迹。市桥远，柳下人家，犹自相识。
此词“夜台”，周词版本多作“夜堂”，于意未洽。宋人陈元龙释调名曰“乐天诗:‘天长地久无终毕。’词咏调名，则应为悼亡之作”;又，据《钦定词谱》，知“夜堂”为“夜台”之讹，更可确定此词为悼亡之作。“夜台”，即坟墓，亦借指阴间。沈约《伤美人赋》:“曾未申其巧笑，忽沦躯于夜台。”“芸香”，本为香草，花叶香气浓郁，可入药，能驱虫、驱风、通经，妨蠹虫蛀书，故代指秘书省藏书、校书处，亦代指校书郎与书职。词既用“芸香”典，则知其必写于在书职期间。秘书省正字与校书郎均为书职，现知周邦彦自元符元年（1098）至元符三年（1100）在书职，《应天长》词当写于此期间，《祭王夫人文》亦当写于此期间，其王氏夫人卒年亦当在此之前。祭文谓“缄辞千里，用写我悲”，则知其王氏夫人葬于故里钱塘，而邦彦却在汴京故也。如以为单凭此词有孤证之嫌，那么再看《过秦楼》词:
水浴清蟾，叶喧凉吹，巷陌马声初断。闲依露井，笑扑流萤，惹破画罗轻扇。人静夜久凭阑，愁不归眠，立残更箭。叹年华一瞬，人今千里，梦沉书远。 空见说、鬓怯琼梳，容销金镜，渐懒趁时匀染。梅风地溽，虹雨苔滋，一架舞红都变。谁信无聊，为伊才减江淹，情伤荀倩。但明河影下，还看稀星数点。
《世说新语·惑溺》:“荀奉倩（荀粲字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以是获讥于世。奉倩曰:‘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裴令闻之，曰:‘此乃是兴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后人未昧此语。’”词用荀粲因妻死而伤神典，显系悼亡之作。《瑞鹤仙·暖烟笼细柳》词亦应为悼亡之作，此不赘。
王氏夫人既卒于邦彦任书职期间，亦即元符元年（1098）至元符三年（1100）之间，则其母卒之下限起码当在此之前三年，亦即元符元年（1098）改秘书省正字之前，因三年服除后才能与王氏夫人结缡故也。据此，知邦彦母之卒只能在教授庐州及知溧水期间。然溧水与钱塘正好南北相望，《帖》不应谓“此月末挈家归钱塘，展省坟域，季春远当西迈”，“西迈”者，西去之谓也，溧水岂能西去乎?故又知其母必卒于教授庐州时无疑。
依宋守丧之制，名曰三年，实际上为二十七个月，《宋史》卷一二二《礼二五》与卷一二五《礼二八》记之甚详，可参观。设若邦彦刚至庐州任不久，亦即元祐三年（1088）六、七月间其母即卒，邦彦依制守丧，至元祐五年（1090）九、十月间始服除，服除后与王氏夫人成婚，婚后即携王氏夫人再赴庐州教授任，祭文又有“空馆见居，饮哺寒衣”之句，与教授官职低微之情状亦复相当。六年底复归钱塘展省坟域，元祐七年（1092）春又赴庐州，则与《帖》所云全合。又设若其母卒于元祐四年（1089）二、三月，则至元祐六年（1091）五、六月服除，与王氏夫人成婚后即赴庐州任，又于当年冬再归钱塘“展省坟域”，七年春再赴庐州，亦可通。但若再将其母卒年推迟，比如推至元祐四年（1089）六、七月间，则至元祐六年（1091）九、十月间服除，与王氏夫人成婚后再赴庐州，但刚至庐州不暇暖席，复又东归，似不符常理;若于七年冬归钱塘，则来年春已至八年，当赴溧水任，又与“西迈”不合矣。如此考察排比，知邦彦母之卒，只能在元祐三年（1088）六、七月至元祐四年（1089）二、三月之间，虽无确切资料予以证明，亦当无大谬。
且若不计母丧，则邦彦在庐州教授任竟达五年之久，不符三年一任之常制。而宋制所谓三年一任者，乃整言之，实际上为三十个月 （见《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之二三）， 若除去为母守丧之时间，则在庐州教授任正好三十个月有余，与宋制刚好相符。
三 邦彦何以至元符元年始改官?
不敏在《新证》中，曾指出邦彦于元符元年“改秘书省正字”，乃“改官”之“改”，非“改变任命”之改。但还有一个疑问没有解决:即按宋代改官之制，选人经三任六考，有举主五人，即可磨勘改官。那么邦彦自溧水任归朝时何以又未改官呢?要弄清这个问题，还须据宋代官制与邦彦之仕履行实进行综合考察。
邦彦何时由教授庐州改知溧水?强焕《题周美成词》曰“待制周公，元祐癸酉中为邑长于斯”，“元祐癸酉”即元祐八年（1093）。现在看来，这是记邦彦至溧水任的最早资料，故《遗事》与陈思《清真居士年谱》均据此断为元祐八年春知溧水。县令当然为小官，但亦不能仅据此即以为沉沦下僚，而是由选人改官的必由之路。《长编》卷四三○即明确记选人改官必须有县令资序，而诸州教授是不能直接改官的。谓邦彦为溧水令即为沉沦下僚，岂其宜乎?至如离溧水任，《宋史》本传仅谓“知溧水县，还为国子主簿”，未明言还朝之具体年月。《年谱》以为在绍圣三年，《遗事》后附年表在绍圣三年下云:“尚在溧水任作《插竹亭记》。”在绍圣四年下云“还为国子主簿当在此数年”，为不定语气，后之论邦彦者多从王氏，以为还朝在绍圣四年。其实以宋制三十个月一任计之，邦彦于绍圣二年八月底已任满，最迟亦当在是年九、十月间闻命，无久留之理，十一月当即离任还朝。况且《建康志》卷二七“溧水县厅壁县令题名”即明谓:“周邦彦元祐八年二月到任，何愈绍圣三年三月到任。”何愈既于绍圣三年三月到任，邦彦又岂能于四年始离任之理?此可视为邦彦于绍圣二年十一月离溧水内调之明文。不惟如此，《花犯》词亦可视为邦彦于绍圣二年十一月离溧水之佐证，其词曰:
粉墙低，梅花照眼，依然旧风味。露痕轻缀。疑净洗铅华，无限佳丽。去年盛赏曾孤倚，冰盘共燕喜。更可惜，雪中高树，香篝熏素被。 今年对花最匆匆，相逢似有恨，依依愁悴。吟望久，青苔上，旋看飞坠。相将见、脆丸荐酒，人正在、空江烟雨里。但梦想、一枝潇洒，黄昏斜照水。
此词作于溧水盖无疑义，且前人早已发现其按年纪事。唐圭璋《宋词三百首笺》引黄蓼园云:
总是见宦迹无常，情怀寞落耳，忽借梅花一写，意超而思永。言梅犹是旧风情，而人则离合无常，去年与梅共安冷淡，今年梅正开而人欲远别，梅似含愁悴之意而飞坠。梅子将圆，而人在空江中，时梦想梅影而已。
罗忼烈先生在《周清真词时地考略》 ⑦ 一文中云:
观起调，所赏亦县圃之梅。黄升曰:“此只咏梅花，而纡余反复，道尽三年间事。昔人谓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余与此词亦云。”所谓“三年间事”，盖以“依然旧风味”为前年事，“去年盛赏”为昨年事，“今年对花”为此年事，共三载也。以前咏梅之作，未见离思，当是前年或去年之什。“今年”云云，疑是还京命下，将别去矣。“相将见”数句，则又结想于未来者。……此词疑作于绍圣三年冬，盖将循水道去溧水而之汴，故结拍云云。
四家均体察细密，所言极是。然以邦彦仕履原之，“前年”似当为元祐八年，此年二月到任，起码正月即至溧水，亦正是梅开之期。“去年”则为绍圣元年，“今年”为绍圣二年，在溧水任三年皆及之。二年十一月离任还朝，其时梅尚未开或开而未久，正所谓“今年对花最匆匆”、“脆丸荐酒”时也，亦诚如黄蓼园所谓“梅子将圆，而人在空江中，时梦想梅影而已”。似作此解更合乎情理。
邦彦为其母守丧与改官之时间亦可互证。如邦彦母不卒于教授庐州时，则至绍圣二年七月溧水任满时已将近七年有余，何以却未改官耶?此可反证邦彦为母守丧当在其时。但这儿又牵扯到宋代官制中一个问题:即凡进入京朝官序列之士人，只要经过四年磨勘，不缺考课，无论差遣任期是否已满，寄禄官即届时照转不误。然而选人改官却不同，前任差遣期已满，只要差一年乃至一两月考课，亦不能改官，必须等到下一任差遣期满，始能改官。故由选人改官，除超擢者外，一般均要延期一二年甚至更长。刚好出仕六年即改官者，则为巧合耳。因为若除去守丧的时间，则邦彦教授庐州与知溧水之时间合计，实五年又五个月，仍然不足六年，所以需要等到国子主簿任满时始能依制改官。
究竟是绍圣三年还朝还是四年还朝，抑或绍圣二年十一月还朝，与改官之制亦可互证。若绍圣四年还朝为国子主簿，则有四不通:第一，与《建康志》谓“何愈绍圣三年三月到任”不符;第二，邦彦在溧水任整整四年，不符合一般三年一任的常制;第三，若绍圣四年还朝，即使除去为母守丧之时间，也已满六年，即已符合改官条件，何以却未改官?第四，绍圣四年至元符元年六月，邦彦在国子主簿任只有一年有余，未满一任，则不能改官，何以却又改官?有此四不通，故所谓绍圣四年自溧水任还朝为国子主簿，决难成立。如果是绍圣三年春离溧水还朝为国子主簿，与《建康志》谓“何愈绍圣三年三月到任”合，然又与改官之时间未合，因自绍圣三年三月至元符元年六月，邦彦在国子主簿任只有二十六个月有余，距任满尚缺近四个月，故尚不能改官。然而邦彦却改官了，这说明邦彦离溧水任还朝为国子主簿当在绍圣二年（1095）十一月，至元符元年（1098）六月，邦彦在国子主簿任已三十个月有余，完全符合改官条件，不惟与《建康志》合，亦与前所举离溧水任时所写之《花犯·粉墙低》时令合。故知邦彦离溧水任，既不在绍圣四年，也不在绍圣三年，而在绍圣二年十一月，王国维与陈思都错了。但王、陈二人当年未检《建康志》，尚情有可原;而当代学者有人已引用了《建康志》，却仍然以王国维是从，岂不怪哉?
据此考可知，所谓邦彦“沉沦下僚”与“流落十年”根本不能成立，也与新旧党争无关。况且在宋代，因有选人这一称谓与历履，故所谓仕途之显达与否，主要是看在由选人改为京朝官之后，其升迁是否急速。而在选人阶段，一般都要经过较长历履的。如曾为神宗读周邦彦《汴都赋》的李清臣，官至门下侍郎，可谓名臣显宦无疑，然李于皇五年（1053）中进士，又应才识兼茂科、试秘阁，三试皆得高第，却为选人十三年，直至治平三年（1066）始改官。又如范镇，亦为神宗朝名臣。然范为宝元元年（1038）进士，却亦为选人十三年，直至皇三年（1051）始改官。欧阳修更是有名的人物了，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后，也是经过了十年的选人历履，才于康定元年（1040）改官为太子中允的。这样的例子多不胜举，它充分说明，在宋代官员的仕宦生涯中，作为正式出仕前的选人历履，一般是差别不大的（个别“老死选海”者除外），差别主要体现在改为京朝官之后。如将周邦彦与上举三人加以比较，则邦彦元祐三年入流为选人，除去为母守丧之时间，不足八年即改官，又何“沦落”之有哉?
那么周邦彦此次改官，已经亲政的哲宗，是否考虑到作为“新党代表人物”的周邦彦，曾经受到旧党的“排挤倾轧”，因而“十年沉沦”这个事实，给邦彦以“特殊照顾”，“予以超擢”呢?据《宋史·职官九》与《选人磨勘改官条制表》，知选人改官一般在京官五阶范围内迁转，最高者可以越过京官五阶，直至朝官之第二阶即著作郎。国子主簿与秘书省正字为同阶同品，故知邦彦之改官，仅仅是“横向转移”而已。这比起那些优选超擢的人当然差得很远，又何宠之有哉?周邦彦由选人国子主簿改官时，仅至京官之第四阶。按《选人磨勘改官条制表》，即使非进士出身者，六考即可至大理寺丞，而邦彦七考有余方至秘书省正字，比常制还低了一阶，这难道是“力主新法”的哲宗，对“新党代表人物”周邦彦的“特殊照顾”，“予以超擢”吗?楼攻媿有所谓“以一赋而得三朝之眷，儒生之荣莫加焉”。然而神、哲两朝却并未“眷”邦彦;“眷”邦彦的只是徽宗朝，那也不是因为他写了《汴都赋》，而是因为他靠拢了蔡京集团。楼攻媿之言，岂非谓周邦彦在欺世盗名乎?
然邦彦《重进〈汴都赋〉表》所谓“臣命薄数奇，旋遭时变，不能俯仰取容，自触罢废，漂零不偶，积年于兹”者又何指、何谓耶?这又与邦彦所卒之母究竟是不是生母有关。因宋代丧礼中有“服生不服嫡”的规定:生母即使是父妾，卒后亦守丧三年;而嫡母若非生母，卒后亦不服丧 ⑧ 。如王安石变法时的新党代表人物李定，其母再嫁李定之父李问为妾而生李定，三嫁后多年而亡。李定匿丧不服，为御史所弹劾，李定即以不知其为生母为自己辩解 ⑨ 。援此为例，岂陈氏非邦彦之生母欤?即便陈氏非邦彦之生母，邦彦之生母亦有两种可能，即或为周原之前妻张氏，或竟为周原之妾。周原虽为布衣，然周氏世代为书香门第，祖上又为官宦人家，纳妾当在情理之中。然邦彦若为张氏所生，一辩即明，何以邦彦又未辩，而自甘离职守丧耶?故援李定之例，再作以大胆猜测，邦彦竟为周原之妾所生，故陈氏之卒邦彦匿而未报，为臣僚所劾，而邦彦又不愿人知其为妾生子，宁肯“自触罢废”亦不愿自辩，故曰“不能俯仰取容”。楼钥谓“公亦低徊不自表襮”，“表襮”即表白使显露真相，用以谓难言之隐亦差可相似。盖在改官召对时，哲宗问起邦彦以何出仕，邦彦以献《汴都赋》对;哲宗又问起《汴都赋》其词为何，邦彦以“不能省记”对;哲宗再问起何以改官为迟，邦彦只好据实以对，谓“臣命薄数奇，旋遭时变，不能俯仰取容，自触罢废，漂零不偶，积年于兹”耳。
也许有人会说，改官时皇帝岂能问得这么详细?其实此问乃昧于宋制。宋代由选人改官之制，无异于第二次“跃龙门”，甚至比第一次“跃龙门”即举进士还难。正由于此，行之日久，则弊生日多。有吏以此而敲剥选人者，亦有选人钻营投机而贿赂举主与吏部之吏者。为防止作弊，吏部对选人审查极严。如是否够六考，是否有举主五人，五人之中是否有一员监司官，举主京削（即推荐书）是否如实，如此等等，吏部都要事先一一审察。待审察合格后，吏部还要将选人所请举主的情况送刑部审察，刑部要据实写出举主没有一个因犯过失赃罪而在案者的证明，然后吏部还要将选人的家状、历纸（即历履表）、举官状等等准备妥帖，选人才能待次，听候召见。更为重要的是，选人能否改官，又与皇帝召对关系极大。吏部虽事先准备好了如家状、历纸、改官状之类，但至引见时，皇帝仍要据家状、历纸、改官状等等一一询问。因为召对时，皇帝不惟要防吏部作弊，亦防选人投机，还要防举主不据实写举状，所以实际上皇帝召对是对吏部、举主与选人的三重再审察。《清波杂志》即记仁宗与神宗严惩在改官时徇情枉法及钻营投机者与详细询问选人情况曰:“昔有胡宗英者该磨勘，引见日，仁宗惊其少年，举官逾三倍。阅其家状，父宿，见任翰林学士。乃叹曰:‘寒畯得不沉滞!’遂降旨，止于循资 （按:即在选人范围内叙迁，不准改官） 。熙宁间，一选人以贵援得京削十三纸。引见日，神宗云:‘有举状一十三纸者是甚人?’特与改次等官。于是权势耸然。幕职、州县以荐改京官者，其数如格，则移刑寺问。举者无罪故，乃得磨勘，而注籍以待引见。至引见，又移问如初。有罪故而不足于数者，辄罢去。”所谓“又移问如初”，即谓皇帝召对时，如吏部在审察时一样“移问如初”耳。明乎此，方知改官时何以“一甲”止于三人，亦知予前言不谬矣。
注 释
①见四部丛刊本《攻媿集》卷五一。
②见上海书店本《王国维遗书》第十一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
③见王水照主编《新宋学》第一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版。
④见《词曲论稿》，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7年版。
⑤见《周邦彦清真集笺》，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5年版。
⑥见中华书局整理排印本《汉书·司马迁传》。
⑦该文原载1978年《大公报在港复刊卅周年纪念文集》，不附诗文，后增入诗文，收入作者《两小山斋论文集》一书，由中华书局于1982年出版。
⑧《宋史·礼二五》“夺情”条与“生为母服”条载“服生不服嫡”之制颇详。
⑨见《宋史·李定传》与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