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这种袭用只是因为涉及到某个特定词，并不能说明东坡有特别的用意或情感在其中，那么继续考察第四类中其他用语例，则可于东坡对“清”的趣尚及对其内涵的深层开掘有较深的了解。

如《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一首。词中用了两个“清”字:“尽道清歌传皓齿”，“雪飞炎海变清凉”。东坡此词乃有感于歌儿柔奴之语而发。在序中叙及柔奴随主南迁，不以为苦，反而答东坡云:“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这与前面分析《满江红》的“箪瓢未足清欢足”的人生体悟很相似，也正是柔奴令东坡敬赏之处。故词中东坡说柔奴美妙的歌声像一阵清风，吹散了南国的炎热，使人们的心境变得宁静和畅起来。“清凉”，即言宁静的心境。这个词已不止在感觉的层面，而深入了内心的境地。同样的意境，更明显的一个例子是《念奴娇》（凭高眺远），这是首中秋怀远之作。“清凉国”，表面可解为“清冷宁静的地方”，词中指代月亮，即《明皇杂录》里记载嫦娥所在的“广寒清虚之府”。东坡在词里描写了一种在寂寞清冷环境中宁静旷远之心境。尘世中不能解的人生忧烦，月夜下登高望远，心绪为之澄清，襟怀为之广大，人如处于无何有之乡，所谓“人在清凉国”矣。“清凉”的意思，分明已含有了道家“抱神以静”的意味。

在东坡的词作中还有单独用“清”字描摹人的气度风韵的，其亦源于魏晋以来对人物品评时“清”所积淀的内涵，如《定风波》（今古风流阮步兵）。这首词题为“送元素”，东坡把好友杨元素比作晋代人物阮籍，称赏他淡泊知止、任情不羁的风度气态。阮籍与“清”固有着亲密的关系，其《清思赋》把“清”推及到言语、心境等日常行止的各个方面，显现出一种对超拔绝尘气质追慕的心境，故而能“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 （《晋书》卷四九《阮籍传》） 。东坡以阮籍比之元素，无怪乎要说“空留风韵照人清”了。

3.东坡的精神气质与“清”的关系:对“清”的频繁使用及赋予“清”丰富的多义性，向我们呈现了东坡的一种执着的审美趣味。而这趣味的生成除了文化传统的积淀之外，另一个因素还由于东坡个人的精神气质，他在长期浮沉不定的生活际遇中所坚守的洁身自好的处 世态度，以及他面临生死之际的淡然适然的态度。

“清”在东坡身上的体现，有两个方面。一是他以清流自任的经世情结，一是他的“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 （《赤壁赋》） 的立身原则。据子由记载，东坡少时便奋厉有当世志。晋人范滂澄清天下、临难不屈的气概，终其一生导引着东坡，使之虽遭逢种种命运升沉，乃至面临“魂飞汤火命如鸡”的莫知死生之境，也依然能够守持如故。东坡一生都处于新旧党的激烈斗争中，但他始终能抱道而居，不为时俗左右。“乌台诗案”，年老投荒，都不能改变他的初衷，所谓“举世混浊，清士乃见”——惟当此际遇之时，最能见出东坡的品节。

毛滂在《上苏内翰书》中曾论及当时附庸谄羡风气之烈，在这样的时风之下，东坡犹能够特立独行。在《与杨元素》中谓:“昔之君子，惟荆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也。”在朝时敢于抗颜以争，在外时亦能慎独而抱道一也。东坡在黄州时期生活窘俭，日用乏给，且所闻见者亦足困人。在常人不能耐的孤苦中，他完成了自己一生最看重的三书中之两书——《易》和《论语》的注，他的淑世情怀于此可见。若无澄静的心怀，难用心于学问诸事。作于同时期的小文《记承天寺夜游》，最能印证东坡此一心迹: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月光的清朗澄澈，月影下竹柏的摇曳幽姿，虚静之心与宁谧之景交融流贯，才生出如此清幽之境。东坡自命为“闲人”，即清闲少事，幽然独处，从容淡静者。东坡能在困境中作得个“闲人”，自然因其一贯的品格。孤高自赏，其“清”非东坡而谁与?

在黄州寂寞自清的况味中，与东坡往还的人物，是参寥子这样的方外人和徐君猷这样的重节义之士。如东坡《参寥泉铭并叙》云:“予谪居黄，参寥子不远数千里从予于东坡，留期年，尝与同游武昌之西山。”东坡曾称参寥诗“清绝，与林逋上下”，可见参寥的个人气质亦属东坡所赏慕的“清”类。这些乐于与东坡数晨夕的素心人，不也正从一个侧面映托出东坡本人的“清”吗?

东坡常以“清”字誉人，除上面提到的参寥之外，他如苏州定慧寺长老守钦的“清逸超绝”，成都宝月大师唯简的“清亮敏达”，钱塘海月大师的“清通雅正”，好友王定国的“凛然而清”等等，都是东坡“见之自清凉”的人物，自此亦可返照出他个人的独特气质。更何况东坡亦曾在元丰七年作《别子由三首兼别迟》其二中，想象自己与子由“两翁相对清如鹄”，可见他是以“清”自许的。

至于东坡对外物的态度，作于熙宁十年徐州任上的《宝绘堂记》中，可看出如下识见:

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譬之烟云之过眼，

百鸟之感耳，岂不欣然接之，然去而不复 念也。

人们当其于虚静之境时也似乎可以通达“齐死生”，但往往迷于当下的日常行为，不能领略人生的真义和坚持个人的操守。东坡则能于真实中体悟玄远，于细微处见出大道。东坡所了悟的不仅是书画奇物，而是作为“物”的本身。早在熙宁七年，他在得超然台之乐时已经表达了这层意思:“人之所欲无穷，而物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 （《超然台记》） 这自然是承袭庄子“游于外物”的哲学。这样的“适然”到了黄州时期由于境遇之故而终臻于《赤壁赋》中物我两化的境界。

从早期的清刚到后期的适然，东坡的思想气质变化了，诗文的格调也随之由“清”走向“淡”。“淡”是“清”的至高境界。东坡追慕渊明的，不正是这人生“淡”的真味吗?东坡的“清”，是在“才清”之外不断地加进人生的底色，使得反映在诗文词中的这个“清”，愈加地丰赡，同时亦愈加地纯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