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辰翁此文是针对杜牧《李贺集序》而发的。杜牧称赞李贺诗歌意象的“虚荒诞幻”，以为不亚于《骚》，甚至“奴仆命《骚》”，然“理”则不及，因为《骚》有“感怨刺怼，言及君臣理乱，时有以感发人意”。刘辰翁的意见与杜牧正相反，他认为就意象诡谲而言，《骚》之“荒忽”过于李贺诗，李贺诗之长恰恰在于“理”，是理外之理，是“不近人情”之理。意即李贺诗的特点不仅在意象诡谲，而且在于理之诡谲，读李贺诗不可以常理揆之。这样的认识应该说比杜牧深了一层，突破了儒家诗学的伦理规范。其诗如其所论，恣肆而无所拘执。如:
事已矣，泣何为?苏武节，李陵诗，噫! （《苏李泣别图》）
无人知坦腹，水影半楼台。惊谓青虫坠，垂丝何上来? （《戏题》）
其造语奇崛，出乎常格，宋亡后磊落不平之气，大致可识。《戏题》一首尤为诡异，难以推测其“理外”之意。其子刘将孙序其文曰:“先生登第十五年，立朝不满月，外庸无一考。当晦明绝续之交，胸中郁郁者一泄之于诗。其盘礴襞积而不得吐者，借文以自宣。脱于口者，曾不经意;其引而不发者，又何其极也。然场屋称文自先生而后，今古变化，义理沉着，皆有味之言，至于今犹有遗者。” （见《须溪先生集》卷首） 所谓“引而不发”者当即刘辰翁所谓“理外”之意也。
刘将孙（生卒年不详）字尚友，刘辰翁子。宋末举进士，入元后曾主讲临汀书院，官延平教授，有《养吾斋集》传世。其论文主于“证之本心” （《须溪先生集序》） ，必以自己的体会为主，不拘于奇崛或平易。批评世人“于常格外不敢别写物色，轻愁浅笑，不复可道性情” （《黄公晦诗序》） 。尝云:
诗本于情性，哀乐俯仰，各随其兴。后出为诗者，锻炼夺其天成，删改失其初意，欣悲远而变化非矣。 （《本此诗序》）
故文之盛也，如风雨骤至，山川草木皆为之变。如江河浩淼，波涛平骇，各一其势。大之而金石制作，歌《明堂》而颂《清庙》;小之而才情婉娈，清《白雪》而艳《阳春》;古之而鼎彝幼眇，陈淳风而追太古;时之而花柳明媚，过前川而学少年。故昌黎之古文，其小律小绝，无不精妙;东坡之大才，其回文丽句，各极体裁。 （《与姚牧庵参政书》）
以上描写了作诗时自然天成的意兴，行文时浩荡不拘的气势。此意兴、此气势均本于作者个人独特的性情。有其性情，则平亦可，奇亦可，古奥亦可，清丽亦可，无施而不可。其论文的精神与刘辰翁是相通的。然比较而言，刘将孙更重气势，他的文风也要平畅一些。吴澄比较二人云:“若会孟之诡变化，而尚友之浩瀚演迤，语者亦曰:尚友之文非会孟之文，则为知言也。” （《养吾斋集序》）
元初文章与刘辰翁齐名者有赵文。刘将孙《赵青山先生墓表》云:“吾庐陵巽斋欧阳先生，沉潜贯穿，文必宿于理，而理无不璨然而为文。由是吾先君子须溪先生与青山赵公相继。今四方论文者知宗庐陵，而后进心胸耳目，涵濡依响，无不有以自异。”赵文（生卒年不详）字仪可，号青山，宋末贡于乡，宋亡入闽，依文天祥。兵败，遁归故里，后应聘为东湖书院山长。有《青山集》。赵文论诗主张“率其情性之所欲言” （《郭氏诗话序》） ，“至于诗不可以一体求” （《高敏则采诗序》） ，“人生贵适意耳，使吾吟常得句，即常适意，即虽富贵亦不过如此矣” （《王奕诗序》） 。其追求自然适性、无所拘束的创作旨趣大致可见。
元初江西文坛以师心自适为尚，不拘旧格，主张新变。刘辰翁文风最为奇崛恢诡，刘将孙稍稍平畅，然亦恣肆不拘，使人动心骇目。赵文则以另一种清俊的笔调表达其不合于世俗的幽渺之思。凡此种种，均不合于儒家正统的诗文理论及创作旨趣，因而对当时江南的文坛造成巨大的冲击。或欣赏之，或批评之。至大德、延祐时期，元皇朝臻于大盛，延祐开科，进一步导致士人对立情绪的消失。于是正统派的文 学观念在江西地区渐居上风。元中期台阁体的重要作家如范梈、揭傒斯、欧阳玄都是江西人。虞集祖籍四川，从其父虞汲开始即已侨居江西崇仁。在他们的影响下，早期江西奇崛恣肆的文风渐渐地发生变化。刘氏父子的影响缩小，人们对他们的评价也随之改变。苏天爵编《国朝文类》，于刘辰翁的文章只字不收，只收其七绝《春晴》一首，刘将孙、赵文的诗文亦均无一篇入录。就早年刘辰翁等人对江西文坛的影响及意义，揭傒斯评道:
庐陵为文献之邦，自欧阳公起而为天下之归，须溪作而江西为之变。故江汉被文王之化，无思犯乱;华周感杞妻之哭，而变国俗。其所感虽殊，而人心之变一也。须溪没一十七年，学者靡然去哀怨而趋和平，科举之利诱之也。……须溪，衰世之作也。 （《吴清宁文集序》）
虞集《南昌刘应文文稿叙》评道:
（江西）习俗之蔽:其上者常以怪诡险涩，断绝起顿，挥霍避闪为能事，以窃取庄子、释氏绪余，造语至不可解为绝妙;其次者汲取耳闻经史子传，下逮小说，无问类不类，剿剽近似而杂举之，以多为博，而蔓延草积，如醉梦人，听之终日，不能了了。而下者，乃突兀其首尾，轻重其情状若俳优谐谑，立此应彼，以文为事。呜呼!此何为哉!大抵其人于学无所闻，于德无所蓄，假以文其寡陋，而从之者，亦乐其易能。无怪其祸之至此，不可收拾也。 揭 斯虽然贬抑刘辰翁一派，然犹承认其“变”为“衰世之作”，即还肯定其客观存在的地位。虞集之言则近乎詈骂，所论之片面、狭隘，自不待言。然由此亦可见刘辰翁、刘将孙等人在宋元之际确实是一有影响的具有异端倾向的诗文流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