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发展与山川风物、民俗经济状况的关系甚大，因而往往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在古代交通阻塞，文化交流不畅，则其地区差异尤为明显。江西在宋代即为诗文重镇，文化思想十分活跃;入元山川鼎革，科举废，士人地位发生极大的变化，正统儒学的约束尽去，于是人人争为奇变，敢为天下先，乃形成有别于其他地区的以狂怪诡谲为尚的文学风貌。对此，当时的批评家已有许多评说，吴澄《鳌溪群贤诗选序》云:“《诗经》有十五国风之别，土风各不同。……国风远矣，近年有中州诗、有浙间诗、有湖湘诗，而江西独专一派。江西又以郡别，郡又以县别，岂政异俗殊而诗至是哉!山川人物固然而然，土风自不可以概齐也。”中州诗以元好问、刘因为代表，沉郁悲壮，多清刚劲健之气;浙间诗以戴表元、袁桷为代表，师唐音，尚韵致，格调清雅，又或如仇远、白珽，以自然为宗，清空流丽;湖湘诗可以吴子高为代表，其诗尚法度，以性情为本，最得古人风雅之意。以上诸地域诗风各异，然从传统诗学的观念看，都还属于“正”或“雅”的范围，独江西一地文风特异。德兴徐明善《学古文会规约序》云:
自至元庚寅（1290）至大德乙巳（1305），予于江西凡再至，何今之士异于昔之士也!浮艳以为诗，钩棘以为文，贪苟以为行，放心便己以为学，是皆畔于圣人而朱子所斥者。
所称“钩棘以为文”即是指刘辰翁、刘将孙等变欧、曾雅正平畅为诡奇丽的文风。徐明善认为这与江西的士风有关，其思想根源乃在“放心便己以为学”，即陆九渊的心学。戴良《题杨慈湖所书陆象山语》云:“陆文安公（九渊）之学由中庸尊德性而入，故其用功不以循序为阶梯，而以悟入为究竟，所谓传心之学是已。斯学也江右诸公多得其传。”宋末元初陆氏心学在江西的影响较大，表现于文学，遂出现一种师心自用、主张新变的创作倾向。其代表人物即是刘辰翁、刘将孙。当时吴澄为江南大儒，论学倾向于陆九渊，论文亦推崇刘氏父子，云:
叙古文之统，其必曰唐韩、柳二子，宋欧阳、苏、曾、王、苏五子也。宋迁江南百五十年，诸儒孰不欲以文自名，可追配五子者谁与?国初刘会孟氏突兀而起，一时气焰震耀远迩，乡人尊之，比于欧阳。其于尚友，式克嗣响。夫一家二文人，由汉迄今，仅见眉山二苏。而尚友之嗣会孟，不忝子瞻之嗣明允。呜呼，盛矣! （《刘尚友文集序》） 吴澄认为刘氏父子诗可名家，文可追配欧、苏，评价极高。
刘辰翁（1232—1297）字会孟，号须溪，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景定三年（1262）进士，以忤贾似道，出为濂溪书院山长。入元不仕，勤于著述。有《须溪集》一百卷，已佚，今人辑存十五卷。“尝评骘唐宋诸家诗，又著《三子口义》、《世说新语》、《史汉异同》，士林服其赏鉴之精。” （杨慎《升庵集·刘辰翁传》） 其评点之作对当时文风影响甚大。欧阳玄《罗舜美诗序》云:“宋末须溪刘会孟出于庐陵，适科目废，士子专意学诗，会孟校点诸家甚精，而自作多奇崛，众翕然宗之，于是诗又一变矣。”刘辰翁论诗评文最倡导变化，不受拘束。其《赵仲仁诗序》云:
文人兼诗，诗不兼文也。杜虽诗翁，散语可见。惟韩、苏倾极变化，如雷震河汉，可惊可快，无复可憾，盖以其文人之诗也。诗犹文也，尽如口语，岂不更胜。彼一编一曲自擅，诗人诗靡靡焉、局局焉，无所用其四体;而其用于文也，亦复恐泥，则亦可以眷然而悯哉!
此文批评刘克庄所提倡的“诗人之诗”。他认为诗应当和文一样，以气势变化取胜，故特别推崇韩愈、苏轼之以文入诗，打破诗歌固有的格调。他又倡导“诗无改”，云:
诗无改。法生于其心，出于其口，如童谣，如天籁，歌哭一耳。虽极疏赣朴野，至理碍词亵，耳识者长有以得其情焉。 （《欧氏甥植诗序》）
“无改”之说否定“法”，否定外在的从“词”、“理”出发的诗歌的种种清规戒律。“无改”则真，则能“率性”，无不可写，无不可道，虽“理碍词亵”也不妨，所谓“能率意自道，出于孤臣怨女之所不能者，随事纪实，足以名家” （《陈生诗序》） 。此外，刘辰翁还倡导作诗非常理可尽，其《评李长吉诗》云:
旧看长吉诗固喜其才，亦厌其涩。落笔细读，方知作者用心，料他人观不到此也。是千年长吉犹无知己也。……樊川反复称道形容，非不极至，独惜理不及
《骚》，不知贺所长正在理外，如惠施坚白， 特以不近人情而听者惑焉，是为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