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与异化
“明道说”追求超越文道的艺术境界，宋人则将这一超越推向极端，艺术的追求异化为形式主义的句法律度，“文”最终消解了“道”。
韩愈《答李翊书》记述自己多年求学作文的过程:“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惧其杂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这“沛然”、“皆醇”随心所欲的状态，已经跨越了学养、文章的分野，达到了艺术的超越的境界。《进学解》进一步描绘其“闳其中而肆其外”的艺术境界，文道一体，才能开创出艺术超越的道路。文学家与思想家完美地融为一体，这才是韩愈的最高追求。
苏洵以风水相遭自然成文来比喻超越文道的艺术境界:“非水之文也，非风之文也，二物非能为文，而不能不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间也。”这超越于风水之上的“天下之至文” 39 ，也就是自然之文。苏轼说:“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 40 这里的“辞达”，就是语言与思维高度融汇的艺术的境界。晁补之《题陶渊明诗后》引东坡语:“陶渊明意不在诗，诗以寄其意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则本自采菊，无意望山，适举首而见之，故悠然忘情，趣闲而累远。此未可于文字精确间求之。” 41 得意忘言，正是对文字的超越。杨万里《颐庵诗稿序》再推进一步:“夫诗何为者也?尚其词而已矣。曰:善诗者去词。然则尚其意而已矣。曰:善诗者去意。然则去词去意，则诗安在乎?曰:去词去意，而诗有在矣。” 42 去词去意，才能完成艺术对文、道的最终超越。
艺术超越再向前推进一步，就难免文道分裂。东坡尤其是苏门弟子虽然高度推崇韩愈的“文”，对韩愈的“道”却颇多微词。以东坡为例，他一方面推崇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同时又鄙薄“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苏辙也批评说:“愈之学，朝夕从事于仁义礼智刑名度数之间，自形而上者，愈所不知也。”张耒更是直截了当地说:“韩退之以为文人则有余，以为知道则不足。” 43 除此之外，东坡《杨雄论》，苏辙《诗病五事》，张舜民对《原道》的批评，秦观对《元和圣德诗》的批评，张耒对《孔子庙碑》的批评，也大多着眼在道术的方面。不过，对“道”的批评并不影响对“文”的推崇。晁补之评价战国文章，就直言“虽义理皆亡，而文章可喜” 44 。秦观将古今文章区分为六大类别:这六类文章中，只有“六艺之文”能够作到“事词相称”、文道一体，其余五类都是“道术分裂”、文道分离的产物。值得注意的是，秦观对这五类文章并没有丝毫歧视，对以韩愈为代表的“成体之文”尤其推崇备至 45。这表明，苏门弟子的文道观以文为本，与前人重道轻文的观念有着质的区别。对韩“文”的高度评价和对韩“道”的轻视，正是以“道术分裂”为基础。苏门人士对韩愈文道两端截然不同的评价，透露出隐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真实的文道观:文道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联系，道术的不足，不影响文章的超卓。这样的观点，同韩愈的“慎实”、“有诸其中”、“气盛言宜”以及欧阳修的“道胜文至”已经有了相当的距离。朱熹攻击东坡的“吾所谓文必与道俱”，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就苏门文道分立各自评价的思路而言，朱熹的批评也不是毫无道理。
将上述观念推演到极端，则是“文”、“道”体用、本末关系的倒置。苏门之中，老苏这样描述文道关系:“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实之，词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检之。” 46 在这里，“道”与“事”、“词”、“法”并列为文章的“四用”之一，“文”为体，“道”为用，二者的本末关系完全颠倒过来。张耒转述东坡之说云:“文以意为车，意以文为马。理强意乃胜，气盛文如驾。” 47在这里，“文意”只不过是承载“文章”的“车”，“文气”只不过是推动“文章”的“马”。无论是“文意”还是“文气”，都统一在“文章”的物质外壳之内。“文”为“体”，“意”、“气”为用，至为明显。晁补之也将文章的要素区分为四端:“凡文章之不可无者有四:一曰体，二曰志，三曰气，四曰韵。”这里的“体”，指“述之以事，本之以道，考其理之所在，辨其义之所宜，卑高巨细包括并载而无所遗，左右上下各若有职而不乱者” 48。“文体”本之以道，是“道”的外化形态与物质外壳。而这“体”与“志”、“气”、“韵”并列，只不过是“文章”的四大要素之一。“道”从属于“文”，明白无误。吕本中《学道》云:“道苟明于心，如马得坚车。养以岁月久，自然登坦途。” 49 “道”如车，“心”如马，其立意与东坡、张耒如出一辙。值得注意的是，苏洵以“道”为用，东坡、张耒、吕本中以“车”喻“道”，都将“道”视为承载“文”的工具。“文”为“体”，“道”为“用”，这一观念与西方现代语言哲学颇为接近，但与唐宋时期道本文末的文道观相比，却颇有颠覆性。这一观念表现在创作理论上，就必然重文而轻道。张耒虽然也说“学文之端急于明理”，但他的“明理”与道学家不同:“夫文何为而设也?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独传。岂独传哉?因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因其言工而理益明，是以圣人贵之。” 50 在这里，“知理者不能言”，不能流传，也就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只有能文者，“言益工”、“理益明”，才是最值得珍贵的。吕本中有诗云:“稍知有诗味，复恐道相妨。” 51 他也和朱熹一样担心“诗”、“道”相妨，但与朱熹不同，他担心的是“道”妨“诗”，而不是“诗”妨“道”。
重文轻道的观念必然发展为单纯注重文辞技巧的唯美主义倾向，三苏及其弟子尤其是黄、陈门下就更为注重对艺术技巧的追求。东坡、颍滨、山谷、后山、张耒、洪觉范已多耽“句法”，黄、陈、洪又多溺“句眼” 52 。此外，山谷执著于“无一字无来处”、“以故为新以俗为雅”、“灵丹一粒点铁成金”、“夺胎”、“换骨” 53 ，后山则致力于“立格”、“命意”、“用事”。后山评杜诗云:“《冬日谒玄元皇帝庙诗》叙述功德，反复外意，事核而理长，《阆中歌》辞致峭丽，语脉新奇，句清而体好，兹非立格之妙乎?《江汉》诗言乾坤之大，腐儒无所寄其身，《缚鸡行》言鸡虫得失，不如两忘而寓于道，兹非命意之深乎?《赠蔡希鲁》诗云‘身轻一鸟过’，力在一‘过’字，《徐步》诗云‘蕊粉上蜂须’，功在一‘上’字，兹非用字之精乎?学者体其格，高其意，炼其字，则自然有合矣。” 54其兴趣集中在“辞致”、“语脉”、“句格”、“字意”。黄、陈影响下形成的江西诗派，锻字炼句，拗折尖新，津津乐道于“诗日进而道日远” 55 。韩愈开创的文道一体的艺术超越之路，最终被异化为诗律诗格之学。
结 语
韩、柳倡言“明道”，其文道本属一体;宋人阐扬韩学，道学家重“体”，政治家重“用”，文学家重“文”，各执一偏，遂成“载道”之说。浸至现代，韩愈在哲学界被视为儒学革新运动的开创者，在文学界则被视为古文运动的领头羊。其实对韩愈本人而言，思想系统的转换必然伴随着话语系统的转换，革新儒学与革新文体本来就是一回事。关于这一点，同样置身于思想语言系统更新潮流中的周作人理解最为深刻:“文学这事物本合文字与思想两者而成。表现思想的文字不良，固然足以阻碍文学的发达;若思想本质不良，徒有文字，又有什么用处呢?”他认为，五四白话文运动发生的真正原因，正是五四思想革新运动的内在要求:“我们反对古文，大半原是为他晦涩难懂，养成国民笼统的心思，使得表现力与理解力都不发达;但另一方面，实又因为他内中的思想荒谬，于人有害的缘故。这宗儒道合成的不自然的思想寄寓在古文中间，几千年来根深蒂固，没有经过廓清，所以这荒谬的思想与晦涩的古文几乎已融合为一，不能分离。”说得更明白一点:从“三纲五常”、“忠孝节义”到博爱、平等、自由、民主、人权，没有话语系统的转换，就没有思想系统的转换。“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 56五四白话文运动不是五四思想革新运动的工具，而是思想革新运动的本根和本体。用周作人的眼光去观照韩、柳的“明道”，可以认为:中唐时期的古文运动不是儒学革新运动的工具，而正是儒学革新运动本身。这样的理解，或许更符合韩、柳的原意。对韩愈的“明道”，宋代三家在不同的层面上有所深化，同时也在不同的程度上有所消解。南宋时期江西诗派的渐行渐远，古文运动的无形消亡，都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现代西方哲学界普遍认为，人类对世界的探究经历了三个阶段:本体论阶段、认识论阶段、语言哲学阶段。上古哲学关注的焦点是客观世界的形上本体，近代哲学则更为关注主客体关系，探究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及其界限。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认识论问题被归结为语言问题，哲学不是理论，而是对思想进行逻辑阐释的语言分析与语言批判过程。以此为坐标观照唐宋古文运动，并进而观照五四白话文运动，对唐宋文道关系理论从“明道”到“载道”的历史演变进程，或许会有新的认识。
注 释
①《中说》卷二《天地篇》，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叶下。
②《全唐文》卷五一八，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嘉庆十九年内府原刊本，第5叶下。
③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一〇之二“安定先生”条记熙宁二年刘彝中对神宗问:“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其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并谓:“臣师瑗当宝元、明道之间，尤病其失，遂明体用之学以授诸生。”是体、用、文三分之说出于胡瑗。见《朱子全书》第十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16页。参见《宋元学案》卷一《安定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④《扪虱新话》卷五，津逮秘书本，第10叶上。
⑤《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首，影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叶上。
⑥谭正璧《中国文学史大纲》，上海光明书局1934年版，第1页。
⑦《争臣论》，屈守元等《韩愈全集校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7页;《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全唐文》卷五七五，第14叶上;《答泗州开元寺僧澄观书》，《全唐文》卷六三六，第7叶下。
⑧威廉·冯·洪堡特著、姚小平译《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3页。
⑨《答陈生书》、《题欧阳生哀辞后》、《答尉迟生书》，《韩愈全集校注》第1529、1500、1462页。
⑩《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全唐文》卷五七五，第21叶上。
11《赋林衡鉴序》，《范文正别集》卷四，影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叶上。
12《通书·文辞》，《周元公集》卷一，影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2叶上。
13扬雄《法言》卷五《问神》，四部丛刊本，第3叶上。欧阳建《言尽意论》，《艺文类聚》卷一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48页。
14《老子道经》卷一，四部丛刊本，第1叶上。
15《南华真经》卷二《齐物论》，第17叶下;卷九《外物》，第11叶上。四部丛刊本。
16《周易》卷七《系辞上》，四部丛刊本，第11叶下。
17《荀子》卷一六《正名》，四部丛刊本，第6叶下。
18《文赋》，《陆士衡文集》卷一，四部丛刊本，第1叶上。
19《周易略例》卷一〇《明象》，四部丛刊本，第8叶下。
20《古希腊罗马哲学》:“德谟克利特在肯定文字有一种约定俗成的性质时，用四个论证来加以证明:一、不同事物可以用同一名称来指称;二、不同的名字可以用在同一事物上;三、改变名字;四、没有名字。因此，名称有约定俗成的而不是自然的性质。”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06页。
21海德格尔《诗·思·语言》，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69页。
22《答李翊书》、《答尉迟生书》、《上兵部李侍郎书》、《答陈生书》、《送孟东野序》，《韩愈全集校注》第1454、1462、1652、1529、1464页。
23《原道》、《进士策问十三首》、《送陈秀才彤序》，《韩愈全集校注》第2686、1297、1668页。
24《上宰相书》，《韩愈全集校注》第1238页。
25《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全唐文》卷五七四，第11叶上。
26吕温《人文化成论》，《唐文粹》卷三六，四部丛刊本，第1叶上。
27《净德集》卷二〇，影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3叶下。
28《古灵集》卷一六，影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叶下。
29《华阳集》卷三五，影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叶上。
30《直讲李先生文集》卷二七，四部丛刊本，第14叶下。
31《温国文正公文集》卷六〇，四部丛刊本，第3叶下。
32《全宋文》第三十二册《与祖择之书》，卷一三九二，第511页;《上人书》，卷一三九二，第510页，均为巴蜀书社1993年版。《韩子》，《临川先生文集》卷三十四，四部丛刊本，第7叶上。
33《全宋文》第三册《昌黎集后序》，卷一二一，第651页;《上王学士第三书》，卷一一六，第582页，均为巴蜀书社1989年版。
34《二程遗书》卷一八，影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5叶上。
35《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朱子全书》第二十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83页。
36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三九，《朱子全书》第十八册，第4314页。
37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81页。
38《朱子语类》卷一三九，第4305页;卷一三○，第4046页;卷一三四，第4177页
39《全宋文》第二十二册《仲兄字文甫说》，卷九二六，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157页。
40《答谢民师书》，《苏轼文集》卷四九，第1418页。
41《济北晁先生鸡肋集》卷三三，四部丛刊本，第2叶上。
42《诚斋集》卷八三，四部丛刊本，第2叶下。
43《苏轼文集》:《潮州韩文公庙碑》，卷一七，第508页;《韩愈论》，卷四，第113页。《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一一，影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叶下。《韩愈论》，《张右史文集》卷五六，影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8叶上。
44《海陵集序》，《鸡肋集》卷三四，四部丛刊本，第10叶下。
45《韩愈论》，《淮海集》卷二二，四部丛刊本，第2叶下。
46《史论上》，《嘉集》卷八，四部丛刊本，第1叶上。
47《与友人论文因以诗投之》，《张右史文集》卷一四，四部丛刊本，第7叶上。
48《答赵士舞德茂宣义论宏词书》，《济南集》卷八，影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叶下。
49《东莱先生诗集》卷七，四部丛刊本，第2叶上。
50《答李推官书》，《张右史文集》卷五八，第5叶上。
51《试院中作》，《东莱先生诗集》卷七，第3叶下。
52《赠高子勉四首》，《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一二，四部丛刊本，第8叶下;《答魏衍黄预勉予作诗》，《后山诗注》卷六，四部丛刊本，第7叶下;《肇上人居京华甚久别余归闽作此送之》，《石门文字禅》卷八，四部丛刊本，第20叶上。
53《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一九，第23叶下;卷六，第2叶下;卷一九，第23叶上。洪觉范《冷斋夜话》卷一，《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54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卷二，何文焕《历代诗话》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64页。
55吕本中《紫薇诗话》，何文焕《历代诗话》上册，第360页。
56《思想革命》，《周作人自编文集·谈虎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