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词人李之仪的生年，经时贤考证，已确定为仁宗庆历八年（1048）。但李之仪的卒年一直未能考实。曾枣庄先生的《李之仪年谱》推定为建炎元年（1127），虽未确考，但提供了一条有价值的资料，即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六十六中的《书姑溪老人诗卷后》:

顷余北走建康，暮投青山市，诘朝谒太白祠。公时在路西，闻余来，使人折简见邀，遂止余宿。青灯白醪，雪髯红颊，议论滚滚可听，喜津津见于颜间。余唯恨拜公于床下为已晚也，然私窃自喜:公年虽高，而气力强健，继此犹可以数见。逾月而归，则公已逝矣。此数诗乃当时酒间为余书者。绍兴三年秋七月中休日阅群书见之，把卷兴怀，为之雪涕。

曾先生指出，只要能弄清楚周紫芝“北走建康”的具体时间，就可以考定李之仪的卒年，但他没有作进一步的探究。我们在做周紫芝年谱时却发现了一些新材料，不仅可以解决这一问题，而且能确切地考定李之仪的卒年。

李之仪晚年谪居当涂，当涂地属“淮南西路”，上文中的“路西”即是指“淮南西路”。从《书姑溪老人诗卷后》可知，李之仪去世前数月，周紫芝曾与之相会于当涂，其时李之仪“雪髯红颊，议论滚滚可听”，“年虽高，而气力强健”，但当周氏数月后返回时，李之仪已经去世。据此可得三点认识:一、李氏死得比较突然，出人意外;二、周氏在李之仪去世不久就知道了他的死讯;三、周与李的交往一直延续到李氏去世为止。

兹先考周紫芝与李之仪定交的时间。周紫 芝《竹坡诗话》曾谈到二人的一次相会:

余家藏山谷《谢李邦直送矞云龙茶》诗，所谓“矞云从龙小苍壁，元丰至今人未识”者是也。用川麻矮纸作巨轴，书如拳许大，字画飞动，可与《瘗鹤铭》、《离堆记》争雄。政和甲午携以示李端叔，端叔和山谷韵，又用此韵作诗见贻，且跋其尾云:“元丰八年九月鲁直入馆，是月裕陵发引，前一日百官集朝堂，与余适相值邂逅，邦直送茶。居两日，闻有诗，又数日，相见于文德班中，为余口占。政和四年中元前一日，宣城周少隐出此诗相示，盖二十有九年矣，感旧怆然，因借其韵，书于卷尾。”

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五十一《姑溪三昧序》也有相同记载:

……往时苏内相尝谓:“姑溪老人得简牍三昧。”余为儿曹时闻此语，心欣然慕之，愿得一见不啻如昔人之望李泰和也。政和四年秋七月，始见公于姑孰。谒入，顷之乃出，坐未即席……已而，诵余所贽之文，一见以为可教，而与之进焉，为留十日，而后辞以归。……自是无十日不通书，公亦不倦酬报。后三年而公亡，裒箧中所藏，得两牛腰。又数年，金人渡江，避地山中，为乱兵所焚，今所余无几矣。……建炎二年冬十月十有六日序。

据《姑溪三昧序》可知，周紫芝对李之仪慕名已久，但直到政和四年秋七月始见李氏于姑孰。而《竹坡诗话》所言“政和四年中元前一日”二人相见，年份与月份皆同，可以肯定两处所记实为同一件事，即二人的初次相会。周紫芝在姑孰“留十日”，且以山谷墨宝示李之仪，李之仪为之题跋。

综合上面三则材料可知:从初会到李之仪去世，周李二人一直有密切的书信交往，周氏在李之仪去世前数月曾与之相见于当涂。因此，《姑溪三昧序》所言“后三年而公亡”当是十分可信的。一者，二人交往密切，且周氏见证了李之仪的死亡。二者，从二人初会到李氏死只有三年，时间很短，而且周氏本拟长期师事李之仪，期待还能多次相见，而李却意外亡故，周对此事必然记忆深刻，当不会有记忆的误差。但是对于“后三年而公亡”一句，却可以有两种解释:既可以理解为政和四年“后第三年公亡”，即李之仪死于政和七年;又可以理解为“三年后公亡”，即李氏死于政和八年。而李之仪文集中最晚的纪年文章为《姑溪居士前集》卷三十五《祥瑛上人字序》，写作时间为“戊戌三月六日”，即政和八年三月六日。由此可以确定李之仪卒年应为政和八年（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