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分析起来，我们说宋词是在新型南方文化的浸染下发展起来的，除去文化沿革、国家政治和地域特色这三大因素外，尚有以下数端:
第一，随着南方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特别是南宋偏安江左，南方人才日益繁盛，最终远远超过北方，而词人亦与焉。据唐圭璋先生《两宋词人占籍考》，宋代词人地域分布多寡次序如下:浙江200人，江西120人，福建91人，江苏71人，河南52人，安徽41人，四川46人，山东27人，湖北16人，湖南15人，陕西14人，广东7人，山西6人，河北28人（含占籍未详之帝王及宗室）。与此相应，南方词作的数量也大大超过了北方，于是宋词的题材和风格也就日显南方特色了。
第二，不同地区的人们，在好奇心的驱使 下，对异域风情，总是充满幻想，饱览之，吟赏之，甚至见异思迁、乐以忘归。建炎南渡后，面对山河之异，一部分中原词人化悲痛为力量，戮力王室，为国事奔走呼号，希望克复神州;另一部分中原词人却只是吟赏烟霞，偎红倚翠，自我消解或麻醉。而南人虽无流离失所之苦，甚至有某种地域上的优越感，但忠君大义和社会责任感却可能使其中部分人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投身火热的民族救亡图存运动。至于那些虽出身南方却宦游中原的词人，自与中原土著词人一样，都要承受颠沛奔波之苦，虽无亡家之痛，国破之恨却是一样的;又因为亲历变故，其忠君爱国的热情及其浓度，与一直在本地生活的南方土著词人当有所区别。以建炎南渡为契机，南人的轻捷聪敏、温和细腻与北人的庄重贞刚、慷慨悲壮，终于在更深层次上相互结合，南人兼具北性，北人兼具南性，殊途同归，使南、北双方词人在取材上趋于一致。而南渡后共同的自然环境和生活背景，则在客观上进一步促进了广大词人取材的南方性。
第三，如果说建炎南渡刷新了南、北词人的区域文化背景，并使之可能转移各自取材的兴趣;那么对北宋词人而言，其取材则更多受传统词体观念、生活阅历和个人兴趣的支配和影响。然而，这里要强调的则是，北宋虽定都北方，但其词体创作在很长一段时期都是奉《花间集》为宗，沿袭晚唐五代的余风;从这个意义上说，北宋词与晚唐五代词一样，也都是南方文化的产物。北宋词人不问南北多喜作“侧辞艳曲”，其性格中的地域差异“集体无意识”地屈从于“词为艳科”的传统观念。比如贺铸是河南卫州人，晁端礼为山东巨野人，李之仪为山东无棣人，杜安世为陕西京兆人，而此数家题材构成中，无一不以艳情、闺情两类题材高居榜首，杜安世《寿域词》甚至以四十六首闺情词、54.76%的份额，在其仅有的十二类题材类型中独占鳌头，完全承袭了晚唐五代词“男子作闺音”的传统。
上述多种因素综合作用，遂使宋词浸染上浓重的南方文化色彩，并在总体上遮掩了词体取材上的南北地域差异。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宋词题材演变史上，大力拓展取材范围，并开创“豪放”一派的词家，竟多为南人，比如吴县范仲淹、临川王安石、眉山苏轼、南平黄裳、金华黄庭坚等。
从南方词家取材多样化，以及开拓新风尚的事实，我们不难发现南方词家一些共同的特质。南方较北方开发较晚，因此也较北方少受传统的束缚，心态开放，对外来新鲜事物较少排斥情绪，易于接受;而南方人固有的聪敏轻捷，更使之乐于、善于掌握和利用新鲜事物，并加以发扬。晁说之《景迂生集》卷一三《南北之学》云:“师先儒者，北方之学也;主新说者，南方之学也。”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二四云:“江西士风，好为奇论，耻于人同，每立异以求胜。”《宋史·地理志四》亦云两浙“人性柔慧”，“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而黄裳在《演山集》卷一八《重修澶州学记》一文中也指出:“北方之学，多在口耳之间;若夫绪余论类，意致神遇，则得之鲜矣。”对于词这种新兴文体，南方人也较北方人少有成见，敢于、乐于进行多种尝试，包括取材方面。建炎南渡以后，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和南方风物的刺激下，越来越多的北方作者也一改创作旧习，转变为取材多样、风格多变的杰出词家，朱敦儒、赵鼎、向子、陈与义、韩元吉诸人皆是也，女词人李清照也有杰出的表现。
说宋词在整体上是新型南方文化的产物，并不否定一些词家或因游历不广，或因故土情深，或因职责所在，或因异域奇观，或凡此数因兼具，而在取材时有所偏好，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地域性差异。比如晁补之取材日丰、风格渐豪，除受苏轼影响、仕途偃蹇这些外因外，其自身所具有的北方人的坦易磊落气质，当是其内因。出于北方人的气质、性格原因，而使词体创作呈现北方文学色彩的词家还有邠州张舜民、韩城张、历城李冠、曹州刘潜等人，这些人存词虽少，却都有佳作流传众口，且皆为豪放词。与晁补之诸人不同，阳曲王安中作词偏爱风土、景物类题材，则或出于北方人对故土风物的熟悉和矜夸。明人毛晋《初寮词跋》尝称其“《安阳好》九阕，《六花》冬词六阕，为时所称”。可惜这样的地域特色鲜明的北方词家太少，作品也不多，未能对宋词题材构成的南方化倾向起到明显的阻抑、平衡作用。
至于辛弃疾，他以中州俊杰之资，抱忠仗义，渡江投宋，作词兼融南北之长，取材丰富，风格多样，成为宋词史上继苏轼之后的又一座高峰。其英武刚大之身和噌吰嘡嗒之词，泽被整整一代词人。但辛弃疾南渡后孤危一身的处境，使他有志难伸，抱恨终生，于是每借咏物、写景、艳情、羁旅、闺情之类题材排遣抑郁、消磨光阴，甚至直接以“闲愁”为题材，豪放之外，词风时显婉约，而这些表现无疑也都有南方文化的影响在内。
综上所述，宋词乃是在不断更新的南方文化影响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建炎南渡后形成的新型南方文化，不但使南方词家积极尝试各种题材类型，也拓宽了北方词家的取材范围，创作出许多既富时代气息又有南方文化特色的作品。据笔者统计，经过南北词人的共同努力，宋词题材类型从《花间集》的二十二类增至三十六类，基本做到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所云“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文体表现功能终于得以比较充分地实现。在宋词“题材类型多样化”、“情志一体化”文体功能的实现过程中，新型南方文化建功甚伟。
